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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鑫:辛弃疾的诗剑风流

http://www.newdu.com 2023-06-19 《文学自由谈》 曾纪鑫 参加讨论

    


    十五六岁时,我在故乡一所民办小学当“孩子王”,忘了是从何渠道,得到一册刚出版的《辛弃疾的故事》(常国武、程中原著),看得我热血沸腾,夜不能寐。从此记住了辛弃疾这个名字,但凡遇到他的资料都不会放过,还背诵过他的多首传世之作。一本十一二万字的薄薄小册子,就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给我的心灵平添了几分诗意与豪放的色彩。
    辛弃疾以词传世,但八百多年来,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如故事、戏曲、电影等,着力渲染的却是他早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传奇。
    南宋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进攻南宋大败,中原汉人纷纷揭竿而起,一时间豪杰并雄。二十二岁的辛弃疾鼓动族众及穷苦农民两千多人起义,率众投奔当时势力最大、拥有二十五万义军的天平军首领耿京。耿京是一位地道农民,对文化人十分敬重,他任命辛弃疾为“掌书记”,即掌管部队文书的机要秘书。
    鉴于金军强大,又在沦陷区内,难以抵御围剿,耿京决意投奔南宋。他派副手贾瑞、掌书记辛弃疾等十一人奉表南下建康。宋高宗召见了他们,并授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然而,就在辛弃疾一行人返回山东途经海州时,耿京已被手下将领张安国杀害。张安国胁迫天平军其他官兵投降金国,获金人重用,并被任命为济州(今山东济宁)知州。辛弃疾闻讯,决意为耿京报仇。他率五十名勇士,疾驰六百里赶往济州。面对五万济州驻军,辛弃疾采用智取之术,抓住没有防备的张安国,将他绑在马上,冲出金营,一路南下,夜行昼伏,献俘建康(其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劳军),将叛徒张安国枭首示众。
    辛弃疾活捉敌军首领,并通过沧陷区抵达建康,长途奔袭一千多里,真是难之又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一年,辛弃疾才二十三岁,便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若辛弃疾就此一路高歌猛进,率军收回失地,恢复中原,该是多么地意气风发、慷慨豪迈、回肠荡气啊!
    宋金对立,辛弃疾虽属汉人,且故乡早已沦为敌手,从金国反正归来,固然受到宋廷欢迎,但仍无法像南人一样获得信任,而被人为地贴上“归正人”的标签。这一无可摆脱的尴尬身份,使得辛弃疾的前程总是充满荆棘与坎坷,理想经常受挫,抱负大打折扣。他一生为官,受到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等几任皇帝召见,却六次被弹劾,多次被罢官,内心充满了压抑、苦闷。可他又是一位豁达开朗之人,总是不断地调适自己。
    不少人说辛弃疾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若从时代大视角而言,南宋民众,无一例外都是悲剧人物;但就个体而言,辛弃疾又是一位乐观者、成功者。他的词作千古传诵,不仅是其所处时代的峰巅,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默默地滋养着我们脚下这片既丰饶又贫瘠的土地。
    明代状元、学者、文学家杨慎评价辛弃疾的作品,认为“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晚清词家陈廷焯说,这首词“句句有金石声音”。如果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视为辛弃疾的代表作,恐怕会得到许多读者的首肯。
    但当我第一次读到辛弃疾的《村居》时,一瞬间就将我拉至遥远的故乡与童年的生活:“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它是那样的清新明快、直白如话、琅琅上口,我很快就烂熟于心了。
    还有一首《夜行黄沙道中》,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清风明月、蝉鸣鸟叫、蛙声鼓噪、稻花飘香、桥回路转,特别是空山新雨后的天空,寥落的星辰犹如眨巴的眼睛,在天边外闪烁不已,聊聊几笔,便勾勒得活灵活现,简直就是我故乡的真实写照。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的独特体验,怎么也写不出如此生动、真实、自然的乡村夜景!
    这与辛弃疾的铁血传奇、壮怀激烈,简直判若两人,仿佛出自他人手笔。
    辛弃疾的词作,为我们呈现出他的一体两面与多彩人生。
    金戈铁马、慷慨豪迈,是辛弃疾;而小桥流水、浅吟低唱,也是辛弃疾。
    
    南归之初,辛弃疾在京口住了一段时间,续娶太学生范邦彦之女范如玉。频繁改官、调动及不断罢官、复出,家属也跟着一同风尘仆仆、辗转流徙,使他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无奈,个体的无能与无力。身心疲惫之际,不得不思考一个转身、退身与安身之地。
    故乡难回,所托之地何在?
    一番权衡比较,他选中了江西信州(今上饶市信州区),在城北带湖旁购地建房。
    新居即将落成,面对优美的田园风光,辛弃疾开始以“稼轩居士”自称了。他将新居图纸送给刚结识的友人洪迈,请他撰写了一篇《稼轩记》,文中有言:“意他日释位而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
    从此,稼轩成为辛弃疾的别号与象征,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与分水岭。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落成。第二年,辛弃疾遭言官弹劾,罢官退居带湖。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辛弃疾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复出。
    复出三年,辛弃疾再次遭到贬黜。稼轩此次回到上饶,早过知天命之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弃疾《贺新郎·用前韵再赋》),痛苦悲观在所难免。带湖位于城郊,辛弃疾上次退居时,常与信州知州、通判等地方官员、达官显贵唱和往来。此次归隐,他想远离喧嚣,另择新居。
    有一僻静之地瓢泉,颇合稼轩心意。定居带湖期间,为解思乡之苦,辛弃疾出游访泉,在百里之外的铅山县奇狮村瓜山下,寻得一处周氏泉。据《铅山县志》记载,泉水两眼,“其一规圆如臼,其一规直若瓢。周围皆石径,广四尺许,水从半山喷下,流入臼中,而后入瓢,其水澄可鉴”。自见此泉,辛弃疾便难以释怀,从周家手中买下此地,村名改为“期思”,泉名改为“瓢泉”,并建一座草堂,不时前来小住。
    从福建罢归,辛弃疾决定在期思瓢泉修建新居,举家搬迁。
    自从移居期思瓢泉,辛弃疾满眼皆是农村山水田园风光,满耳皆是虫鸣鸟叫、鸡鸣狗吠、牛哞羊咩、蛙声如鼓、水声潺潺,接触的是农夫妇人、童子少女,感受的是清风拂面、春耕秋收。长期的浸润濡染,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而质朴,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与词风。他对自然风光的描写,由早年的主仆依附关系,到后来浑然一体的物我两忘,而瓢泉之作,则达到了以我观物、神交心许、重构自然的化境。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辛弃疾退居带湖十年(1182—1192),作词二百二十八首;闲居瓢泉八年(1194—1202),赋词二百二十五首——隐居信州近二十年,共作词四百五十三首,占其一生所有词作的百分之七十二。就外在功名而言,辛弃疾官场失意、北伐无望、压抑苦闷,正是这仿佛徘徊于人生低谷的隐居生活,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成全了辛弃疾作为词人、文学家的伟大。
    文学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所谓的功名利禄转瞬即逝,作品流芳千古才是诗人、词人、作家最大的成功!
    辛弃疾享有“南宋词坛第一人”之称,仅数量而言,也为宋人诸家之冠。他还有诗一百一十七首,文二十一篇传世。
    唐宋词人,我最爱稼轩、东坡(苏轼)、放翁(陆游)、易安(李清照),能背诵他们不少传世名篇。
    王兆鹏先生的《唐宋词史论》一书,综合存词、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当代词选等诸项名次,得出唐宋词人的最终排名——稼轩第一、东坡第二、周邦彦第三、姜夔第四、秦观第五。
    东坡诗文俱佳,词作开启了豪放派之先河,而稼轩将其推至顶峰。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两人并称“苏辛”,同为词坛巨擘。仅词而论,辛弃疾的成就无疑超越了苏轼,是豪放词派的最高代表;正如陈廷焯所言:“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千古并称,而稼轩更甚。”
    辛弃疾开创的“稼轩体”,从豪迈中见精致,于雄莽中现隽永,作为一种文学范式,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辛派,成为历代词人、诗人、作家、文学家、理论家学习、研究的对象。而稼轩词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李清照与辛弃疾同乡,也是山东济南人,她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创造的“易安体”在宋代词坛独树一帜。齐鲁大地孕育出两位杰出词人,李清照自称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便有“济南二安”“词坛二安”之称。
    辛弃疾狂放不羁,笑傲庙堂与江湖。“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其男儿的血性力度、豪气霸气、悲壮激烈、踔厉奋发等令人叹为观止,词句可谓掷地有声:“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他是一位有着自觉而明确创作观念的词人,抒发英雄情怀、英雄气概,词作奔放豪迈、雄奇刚健而苍凉沉郁、悲愤忧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道:“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道:“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
    我常想,如果辛弃疾没有南归,如果他深得宋廷信任统领大军,如果他官运一路亨通,如果没有退隐信州,他还能写出流传至今的绝妙好词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正因为生于金朝,仕于南宋,历经两个不同朝代,使得辛弃疾的人生多了一份独特,其词作往往也能独辟蹊径。有论者将稼轩词与岳飞词比较,认为岳飞是“怒发冲冠”,稼轩是“醉里挑灯看剑”。我以为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异,是看待金人、金兵的态度。汉人对待少数民族,总是抱持儒家的正统立场,将其视为胡人,并依据方位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虏。辛弃疾也抱有汉人的传统观念,一再提出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但与长期生活在南方的岳飞、陆游等人的尊王攘夷不同,他因与金人打过交道,虽视金兵为敌人,但能将他们作为“人”看待。辛弃疾无论怎么写,也写不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吃金人肉、喝金兵血的诗句。
    “从来诗剑最风流,何须赋词强说愁!”辛弃疾作为“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他的宦海沉浮、北伐无望、退隐信州,由青年渐入中年而至老年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失望无奈、忧愁苦恼,其不甘屈服、昂扬乐观、勇于抗争的人生基调、性格特征等等,铸就了他的道德人格、精神风骨与思想高度,决定了他词作的基调与风格。
    就宋代而言,辛弃疾文比苏轼,武比岳飞。其一生有着多重身份,是文人学子、武士将军,也是过客游子、豪放酒徒、浪漫男儿。他的词作,是血液的奔涌与喷发,是悲情与豪放的交织,是生命的浓缩与结晶。
    漫长人生,得一天天走过;晨昏朝夕,不可能总是金戈铁马、激情飞扬。如果只有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缺少日常生活的细微描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辛弃疾。北方雄浑壮丽,如果他不投宋南归,没有信州的隐居,自然也就没有江南的斜阳烟柳、带湖的风花雪月、瓢泉的稻香蛙声。台前形象与幕后本色,坎坷人生与浪漫瑰丽,让我们见识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辛弃疾。
    他退隐信州近二十年,几近人生三分之一,年长日久,免不了低沉颓废、看破红尘。他写过一首《题金相寺净照轩诗》:“净是净空空即色,照应照物物非心。请看窗外一轮月,正在碧潭千丈深。”月光皎洁,长空澄明,词人仿佛进入禅定止观的境界。
    家国之恨,壮志难酬,身处异乡,自然心生忧伤。他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望江山依旧、残阳如血,唯有白发空恨。欲说还休,看似“休”了,其实没“休”。辛弃疾退居带湖、瓢泉,并非自愿,而是被迫辞职或免职,只有最后两次是因病请辞。身居信州,他的心却一直关注着外面的世界,想往着遥远的故乡。每当重获启用,那些所谓“看破”了的“休”与“空”转瞬即逝,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跃跃欲试。哪怕唱和应酬之时,一旦酒酣耳热,也是热血沸腾,恨不得跃马扬鞭。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辛弃疾似乎又“火”了一把。既不是铁血传奇,也不是煌煌词作,而仅仅因为名字,“霍去病、辛弃疾”这对门神成为人们的“新宠”,寄托着普通百姓的美好祝愿——去除瘟疫,远离疾病,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爷爷辛赞在为孙子取名时,“弃疾”即“去病”,一是因为他的儿子、辛弃疾的父亲体弱多病,二是寄厚望于爱孙向西汉名将霍去病学习,抗击匈奴,横扫敌军,收复失地。
    雕弓挂壁、宝剑蒙尘、北伐无望、无力回天,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今只落得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夙愿无法实现,辛弃疾心有不甘,临终之时,仍在疾呼一辈子不知喊过多少次的“杀贼、杀贼”!
    辛弃疾赍志以殁,但其形象、人格、精神、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如他撰文哭悼友人朱熹所言:“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多少年来,我的心中一直存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前往信州——如今的上饶一游,寻访稼轩退隐此地的主要遗迹。
    机会终于到来!
    2016年12月上旬,我应邀前往衢州讲座。乘高铁返回厦门时,我在上饶站下车,受到上饶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院总编辑石红许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写过一篇关于辛弃疾的长篇散文《稻花香里的绝唱》,可谓文采斐然、佳句迭出:“不管江南山水在我们看来如何的普普通通,但在辛弃疾的眼里,顺手拈来都是诗都是词。”“一代英才抗金未果,却以词著称于世,感谢懦弱的南宋,送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家,却多了一名文学家——词坛飞将。”他还提到除带湖、瓢泉外一大串上饶远村近郊能在辛弃疾词中找到的地名——黄沙岭、茅店、西岩、云洞、南岩、茶亭、白沙、方村、毛村铺、尚义桥、石溪、紫溪、博山寺、斩马桥、鹅湖、四望楼、五堡洲等,其中不少地方他都踏访过。
    于我而言,能走马观花地感受一下带湖、瓢泉,看看稼轩墓,足矣。
    稼轩当年位于上饶近郊的带湖故居被一把火烧个精光,后未重建。遗憾的是,带湖早已变成陆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城区。带湖及故居,只可确定方位和大致地段。
    幸好墓还在,泉尚存。
    辛弃疾在“杀贼”的悲壮声中与世长辞,将身子也交给了自己选定的安身立命之地信州,葬在了铅山县陈家寨阳原山。
    抗元英雄、著名诗人谢枋得乃本地弋阳人,一次路经辛弃疾墓,听得一旁的僧舍堂屋内有疾促大呼之声,好像在诉说愤懑不平之事,从黄昏到半夜,声音经久不息。于是,谢枋得在微弱的烛光下挥毫作文,以祭奠稼轩。文刚写成,声音就慢慢止息了。
    辛弃疾生前对佛教颇感兴趣,访寺游寺,词中常化用佛语、佛典、佛喻。稼轩墓旁专门建有僧舍、客堂,由此可见想象,其当年颇具规模。据《铅山县志》卷三十《茔墓》所记:“旧有金字碑立驿路旁,曰稼轩先生神道。”
    谢枋得所遇虽具神秘色彩,但与稼轩的生平遭际、壮志未酬、悲愤不平十分吻合。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即辛弃疾辞世二十六年之后,谢枋得奏请朝廷为他鸣不平,旨下,加赠少师(原赠光禄大夫),谥忠敏。
    我们于太阳落山时分驱车来到辛弃疾墓。此地偏远难寻,幸亏红许兄多次前来,方能顺利找到。阳原山不高,车停山腰,一行人沿着一条新修的水泥坡道向上攀行,终于来到稼轩葬身之所。墓为麻石砌就,显然经过重新修整,墓前是一片水泥地面,墓后为砖砌石墙,墓顶的堆土也是新的,唯有墓碑斑驳陆离。只是这墓碑也非原碑,乃辛弃疾后裔立于清朝乾隆年间,碑文漫漶,字迹模糊不清。
    时令已是初冬,但墓地周围的松柏依然苍翠欲滴,山岭仍是一片绿色。也是黄昏时分,只是墓旁昔日的驿道、僧舍、客堂不再,更没有辛弃疾的疾呼悲鸣。鸟儿归巢,啾啾鸣叫,将四周衬托得更加幽静。时光不居,岁月如风,将历史书卷一页页翻过。南北不再阻隔,华夏版图远超宋代,辛弃疾的功勋、文章、词作千古流芳,其悲鸣不平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他静静地躺在这儿,与阳原山融为一体,与铅山相互成就,成为上饶大地的一部分。铅山、济南以及辛弃疾的祖居地甘肃临洮,三地皆以他为荣,正在谋划交流、合作、共建稼轩文化新篇章。
    为纪念一代词圣辛弃疾,阳原山已改为“稼轩山”;铅山县八都乡,也于1983年8月更名为“稼轩乡”。告别辛弃疾墓,我们在稼轩乡晚餐。乡政府内的宣传墙,有稼轩简介及相关的诗词、对联与图画。
    当一轮上弦月挂在蓝色的天幕时,我们没有踏上归程,而是夜访瓢泉。置身旷野,仰望月空,《夜行黄沙道中》的画面顿时复活——明月、疏星、清风、溪桥,只是少了惊鹊、鸣蝉、稻香、蛙声、茅店,不过呢,也多了几分现代乡村的独特风韵。
    到达瓢泉,地面漆黑一片。大家打开手机电筒,一齐射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几乎相连的两眼泉水。瓢泉、瓢泉,真像两把水瓢。大泉清澈,水底卵石清晰可见;小泉静止,泉水浑浊。所谓“瓢泉弄泉”,也得“弄”一下才是啊。于是,大家纷纷撩动大瓢泉水,一时间水波荡漾。我掬起一捧,品了一口,有一股甘洌的味道。遥想当年,泉水当更为纯美。辛弃疾在此建筑山庄,就冲这两眼泉水而来,也不知营造的山庄毁于何时。
    稼轩雄词的耀眼光芒,使得他人生的其他方面受到遮蔽。无论个人武功、军事谋略,还是卓越政绩、书法艺术等,不论哪一项,辛弃疾都堪称一流。而综合全才,更是罕有其匹。
    辛弃疾雄才大略、极富远见,他在《美芹十论》《九议》中提出的收复失地、抗击金兵建议,蕴含着丰富的军事韬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任地方官,政绩卓著;他的书法《去国帖》虽为应酬类信札,但运笔自如,既圆润流畅,又不失挺拔方正气象,我于书法册页中得见,深爱不已,当即复印多份收藏、临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第一、二境界的词句,分别出自北宋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和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第三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则出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王国维的三境界,既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也是成就人生的三重境界。经过第一、二境界,欲达第三境界的人生至境,须专心致志、钻研探索、锲而不舍,才能心有所悟、豁然开朗、出神入化。苦苦搜寻不见,颇感失望之时,一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隐约闪烁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惊喜与成功,着实令人神往。
    “那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辛弃疾!他在默默地、永远地注视着我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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