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走上深入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当中，汲取创作营养，写出反映时代变迁和山乡巨变的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着眼于周立波在湖南、上海、延安、东北、北京等生活、学习、工作、写作的地理空间，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学术梳理，进一步认识一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的成长之路。感谢学者卓今为本期从策划到组稿所做的努力。
    ——主持人：阎晶明
    
    周立波
    
    周立波长篇小说三部曲初版本书影
    在上海，追寻“立波”之路
    □龙昌黄
    上海是周立波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的重要驿站，也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周立波脱离自发的爱国青年的激愤情绪，成长为真正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作家的起点。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之时，周立波已濡染大革命的气息，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活动的外围影响。但真正令他有了矢志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写作的自觉的，还是“备尝了艰苦和欢喜”的10年上海生活。
    对于这段既“艰苦”又“欢喜”的人生经历，既为周立波同乡，又与其长子长时间共事的研究专家胡光凡，在所著《周立波评传》当中，提供了一份颇为翔实且可信的记载。
    在他看来，周立波在上海所品尝到的艰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蛰居亭子间的困窘生活，以致不得不撰文、译书等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是提篮桥牢狱之灾。后者既令他数年间失去人身自由，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构陷者的愤恨。由此，或因旅沪生活的拮据而有志愿摆脱羁绊的笔名——立波（Liberty英语“自由”音译），也便有了另一重新意。【详细】
    延安，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现实
    □邓谦林
    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延安是当时承载着国人的希望和众多有志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周立波在1939年12月到达延安，1944年11月随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他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是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得以进一步明确，坚定了工农兵文艺方向。
    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了灰暗的现实，周立波在长沙一中学习期间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主张自由、革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并因此被捕入狱。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个人遭遇和社会境遇，让人深感绝望。正如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所说，延安当时虽然荒凉、偏僻、贫瘠，生活艰苦，“但它是立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是当时腐败、糜烂、贫穷、无望的在亡国边沿挣扎的中国土地上的一方净土”。所以，他在延安找到了归属感，他的诗作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他的抒情长诗《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鲜明地反映了从国统区到达延安后那种愉悦昂扬的心境。这里的生活“有很多美丽的东西”“真诚统治着人境”。在《我们有的一切》中，他直白地宣告，忧愁、饥饿、鞭子吓不到我们，“我们有一切……不但是希望，不但是芬芳，不但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温暖”。他真诚地热爱延安，热烈地歌颂光明，在以后的创作中，也保持了这种明朗的风格。【详细】
    进入东北：革命道路与文学追求的双轨同向
    □王瑞瑞
    东北对于周立波来说，既是实现革命理想的热土，又是滋养文学根芽的沃野。他用行动改变东北工农的生活，用文字书写他们的心灵世界。周立波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与内心深处坚不可摧的革命思想紧密相连。南下北上期间，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确定了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文学方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如果说“随军南下”是周立波第一次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入，那么“进入东北”就是他响应革命号召实践革命理想的鲜明体现。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凸显，1946年7月至9月，中共东北局发动约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开展革命工作，周立波是其中一员。
    同年10月25日，他奔赴松江省元宝镇（今黑龙江省尚志市）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肃清反动封建势力，使贫雇农获得了应有的土地，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1947年5月，周立波调至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详细】
    茶子花香逸三湘
    □刘启民
    “邓秀梅赶到清溪乡，天色还不晏，家家的屋顶上已经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山乡巨变》里邓秀梅那样新鲜、欣喜的心情，带有着周立波自己的生命痕迹。正如邓秀梅初来清溪乡，1955年的秋天，周立波携夫人和小女儿，从北京市迁到了湖南益阳郊区桃花仑乡的竹山湾，重新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家乡，迎来了生命的金秋。他不仅亲自参与益阳农村的农业合作建设，在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作中收获了“康健的、无挂无碍的”甜蜜生活，更是在深入农村生活的选择里，得到了生活经验的深深滋养，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山乡巨变》《禾场上》《山那边人家》《盖满爹》《卜春秀》等都孕育于这一时期。
    《山乡巨变》分为正篇与续篇，周立波一边参与合作化生产一边写作，从1956年6月动笔，写到了1959年的冬天。小说正篇从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入清溪乡开始写起，展现干部们组织、动员农民入社的过程，写到常青初级农业社的成立。续篇则展现常青社转为高级社以后的生活面貌，呈现出合作化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与敌我矛盾，最后以欢庆丰收的结局来收束全书。该书之所以面世60余年来广受读者欢迎，跟作者用真情和匠心塑造的小说艺术风格有关。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泥土芬芳、明丽的地方彩色，都让小说馥郁着南方山乡的水灵质感。在雅致秀丽的山水景致中，点缀着活泼鲜亮的湘民风俗，跃动着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自由创造、幸福劳动的蓬勃生动的时代气氛。【详细】
    北京生活 匆匆过客
    □卓今
    周立波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作品整理，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思想动态等研究都还很欠缺。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立波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短暂而仓促，从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在湖南占多半时间，期间两次迁入湖南，再回北京已经病痛缠身。第一次是1955年10月全家迁入湖南，1958年8月回北京。1962年与康濯、柯蓝等10位作家联名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倡议书，同年冬天再回湖南，绿化荒山，开春造林。1966年遭到迫害，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10月才回北京治病。1977年平反，两年后即病逝。
    他在北京期间虽然事务缠身，仍然笔耕不辍。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文艺理论评论、笔记、访谈、对话、讲话为主。短篇小说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北京来客》《艾嫂子》《张满贞》《参军这一天》《扫盲志异》《新客》《翻古》等10余篇。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虽然以湖南益阳的人和事为原型，实际上也是在北京创作的。在北京期间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如《在金色的秋天里》《会场的一角》《宁乡见闻》《曾五喜》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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