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周立波研究还处于比较清冷的时期，由湖南城市学院承办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以“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为主题，将周立波研究重新引入文学研究视野。《文学评论》发表了综述。贺敬之给会议的贺信中这样评价周立波：“在我心目中，周立波同志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他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始终不渝地继承鲁迅传统，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走与人民结合的道路，取得了堪称革命经典的丰硕的创作成果，因之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的人民作家。”现在看来这个评价很中肯。
    周立波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作品整理，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思想动态等研究都还很欠缺。新中国成立以后，周立波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短暂而仓促，从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在湖南占多半时间，期间两次迁入湖南，再回北京已经病痛缠身。第一次是1955年10月全家迁入湖南，1958年8月回北京。1962年与康濯、柯蓝等10位作家联名发表《立即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倡议书，同年冬天再回湖南，绿化荒山，开春造林。1966年遭到迫害，身体每况愈下，1973年10月才回北京治病。1977年平反，两年后即病逝。
    他在北京期间虽然事务缠身，仍然笔耕不辍。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文艺理论评论、笔记、访谈、对话、讲话为主。短篇小说有《诸葛亮会》《砖窑和新屋》《北京来客》《艾嫂子》《张满贞》《参军这一天》《扫盲志异》《新客》《翻古》等10余篇。广受好评的短篇小说《盖满爹》虽然以湖南益阳的人和事为原型，实际上也是在北京创作的。在北京期间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如《在金色的秋天里》《会场的一角》《宁乡见闻》《曾五喜》等。
    周立波在北京期间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从1951年2月开始，他多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深入了解高炉的大修，休息时间与工人们聊天。创作完成第四稿时，召开了座谈会。前后共修改了6遍，多方听取意见，在1955年正式出版。他曾在《〈铁水奔流〉的创作》一文中说：“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作品塑造了李大贵、范玉花等人物形象，花费的精力不亚于《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但终因生活积累不足，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法与这两部作品相媲美。他自己在创作谈中谈了许多困惑，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周立波文艺讲稿》收录了近40篇创作谈、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其中一多半是在北京期间完成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都以方言艺术为作品增色，他在《谈方言问题》中认为，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文学创作的语汇丰富、语法改进，更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生活。他倡导方言写作应该有所删除，有所增益。其中有4篇是《暴风骤雨》的创作谈。还有谈音乐、谈剧本、谈小说写作手法等，通过这一文体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也解答了读者的困惑。从周立波的一系列创作谈中，可以了解他的创作意图，采取某种艺术手法和人物塑造的依据。
    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将参与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文艺界为抗美援朝购买“鲁迅号”飞机，也将《暴风骤雨》所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购买书报的费用。总体来说，与早年在上海、延安、东北的生活相比较为稳定，他也可以更从容地实现精神追求。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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