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尚健在时，他的夫人杨绛就自觉地担负起他半个代言人角色，写出了《记钱锺书与〈围城〉》（1985）和电视剧《围城》片头语等颇有分量和影响力的文字。而钱锺书于1998年离世前后，杨绛在忙于替其“打扫战场”，埋头爬梳、整理其卷帙浩繁的中外文学术笔记之余，更是接二连三地替其出面代言，不仅替《钱锺书集》的出版写了以《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1997）为名的书面声明，写了以厘清历史迷雾为基本目的的《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1999），也答复了包括钱锺书传记《一代才子钱锺书》（2005）作者汤晏等在内的一些学人的询问与来信。
    与如上作为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杨绛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与创作经历却基本保持低调、鲜少主动解说——除了像包括《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1986）（2004年收入《杨绛文集》时更名《翻译的技巧》）在内的几篇正式文章，便是配合《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的出版亲自操刀，整理了类乎作者年谱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及全程协助吴学昭撰写半自传性质的《听杨绛谈往事》并亲自为之细致作序。至于回答其他传记作者或学者访谈的文字可谓少之又少，涉猎较全面也最有参考价值的当属一篇题为《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①的文字，系当时正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学者刘梅竹2004年12月15日和2005年6月26日书信采访杨绛（杨绛分别作复于2005年元月13日和2005年7月28日）形成的笔谈整理稿。
    不能不说刘梅竹的这两篇访谈难能可贵、极有价值，披露了杨绛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譬如，杨绛首次透露并坦承，她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清华大学本科读外语系，却在东吴大学读政治系”②。这一明晃晃的“清华（外语系本科）情结”不仅曝露了母校清华大学及其人文辉光在杨绛心目中的至尊地位，也令后来的有心人不免会产生深入探究一下它对杨绛其人其作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冲动——人心其实微妙复杂，没能获取的东西或没能实现的想望（在杨绛这里，指的当然是上清华本科的机缘）总会被当作是最好的，即便后来通过别的方式（比如，杨绛后来有幸到清华借读大四一学期并随后念研究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毕竟不如原装的或本初的宝贵。
    无独有偶，数年之后的2008年，杨绛借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再次不无遗憾地表露了这一遗憾：
    当我们行将结束东吴（大学）一段的访谈，杨先生说：“昨夜想想东吴旧事，想到了老晚，都是无聊的，大约你听都不屑听。我到了清华，才用功听课，不再懒懒散散。”
    最后，杨先生不等我老一套地盘问她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主动说：“在东吴，扩大了我对社会的认识；与家里更贴近，更珍惜亲情。”
    又叹说：“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清华本科（那时的清华外文系处于全盛时期）。家人和亲友郑重其事为我选大学，恰恰选了一所对我不合适的大学。我屡想转清华，终究不成……”③
    这大概也能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杨绛会在刚好年满90周岁的2001年，以自己和辞世不久的先生钱锺书的名义，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笔者在杨绛辞世后不久曾撰文建议，④宜乎将其最终改为“钟书奖学金”或“锺书奖学金”，以永久纪念两位以读书为志业、一辈子钟爱书的先生）——既是出乎“我们仨”（杨绛一家三口）对清华园的热爱，也是出乎钱锺书遗志，更是希望她自己当年的本科遗憾不再发生在后来的孩子们身上。或者说，于杨绛而言，这既是一种还愿、了结和梦圆，也是一种钟情、延续和永恒。
    究其实，杨绛能把自己的“清华（外语系本科）情结”慢慢升华为“我们仨”的泛“清华情结”，并最终落实在清华的“好读书奖学金”上，正体现了他们一家三口与清华园非同一般的深厚缘分、渊源和情感——既是因为钱锺书在清华园上过数年本科（1929—1933），后来又在清华执教过五年（包括1938—1939）左右，也是因为杨绛在清华园借读过大四最后一学期，上过两年研究生（1933—1935，因结婚后陪钱锺书赴英留学而中辍、肄业），解放后又在清华执教过四年左右。
    至于两个人膝下英年早逝的独女钱瑗（1937—1997），则因自幼就在清华园生活，自是理所当然地视之为家园——尤其是，在从1949年夏到1951年秋整整两年的时间里，12岁的初一生钱瑗因无法做到同清华附属初中（成志学校）的步调和节奏保持一致而干脆休学在家，在父母指导下自学初二、初三课程，整个清华园一下子全成了她可随性徜徉、惬意来去的乐园。以至于很快逛遍清华园角角落落的她朴素而坚定地认定，“水木清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⑤。
    而纯从杨绛个人的角度来看，她之所以毕生难以忘怀清华园，除了心田中自小种下的那份本科情结或称执念而外，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浓荫处处、大有幅员和纵深的校园货真价实，至少是能供她安顿心身的一块儿福地：
    钱锺书当年毅然（从上海）应聘北上，主要从杨绛的健康考虑，希望换换环境，她那日渐羸弱的身体能好起来。初到清华，杨绛体力很差……从新林院宿舍到三院开会，不过一里多路，她步行也力不从心，得乘人力车去……
    也许是水木清华郁郁葱葱空气好，或是上课来回走路受锻炼，总之杨绛未经过任何治疗，低烧退了，身体渐渐好起来。生活在上海，没有运动场所，也没有新鲜空气。到清华换了环境，果然好了，但也经过半年的锻炼，体力增强了许多。⑥
    也正因清华园对钱杨三口人来说，意味着能安顿身心、休养生息的温馨家园，当1952年6月，由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絪（1905—1966）的先生、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1899—1967）在苏联专家顾问下主导的以重理工、轻人文为导向的院系调整风暴袭来之时，他们才会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我请杨先生谈谈院系调整前后的情况。
    杨先生轻叹一声：“唉！我们一到清华，觉清华已不复旧时清华，就想回上海……”
    “运动后期，锺书留在城内工作。我一人随众开会。同事都灰溜溜，只觉清华解散了，我们都被逐出清华了。”
    1952年秋天清华园内，一派忙碌的搬家景象。揭示板上都已公布谁谁搬何处，各家都忙着准备搬家，情绪不高，觉得是被清华赶出来的人了。
    钱、杨被分配去的文学研究所尚在筹备中，成立后将附设于1952年9月刚由城内沙滩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的新北大。这年10月16日，杨绛家奉命由清华新林院迁入新北大新建的中关园宿舍。⑦
    1953年初春，钱锺书和杨绛夫妇二人的新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前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时隔多年，杨绛对此有过如下略显平淡的简略回望：
    1953年2月22日，文学研究所在旧燕大“临湖轩”开成立大会，郑振铎为正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力扬为党支书。贵宾有周扬、茅盾、曾照伦（慈江案：照伦系昭抡之误）及新北大杨业治等教授及图书馆主任梁思庄。⑧
    至少对杨绛本人来说，1953年是一个分水岭，她和先生钱锺书双双调入当年成立的、专事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从此告别了他们一生念兹在兹的母校清华园和屡被运动磨折、有如烫手的山芋般的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小事停留（三年）之后，夫妇俩毫无眷恋地随文研所撤出燕园、搬到中关村社会楼，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尔后，又最终分别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外文所研究员。自此直到105岁辞世，杨绛一生中整整60年的漫长时光，都难分难舍地跟中国社科院、跟由新北大文学研究所孵化出来的社科院外文所患难与共、息息相关：
    杨绛自1952年秋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一直没有离开。文研所由最初附设于新北大，1956年1月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1964年9月，文研所几个外文组与全国作家协会所属《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以至1977年5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撤销，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改属社科院，杨绛始终留在原单位未动。⑨
    杨绛晚年借吴学昭之笔，曾对燕园时期的文学研究所做过这样的描述：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研究员寥寥几人，即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锺书和杨绛同属外文组，不是古代组……外文组内，只有钱杨夫妇和罗念生三位“老先生”……外文组开始只是一英文组，“年轻人”有朱虹、徐育新和杨耀民……
    钱、杨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对“老先生”的称呼颇不习惯——老区来的同事比他们年长许多均称同志嘛。随后才琢磨出来，“老先生”不过是“老朽”的尊称，不习惯也得习惯。⑩
    众所周知，老来彻底成名又得享嵩寿的杨绛头顶文化名人的灿灿光环，不仅愈益知名，更被社会各界尊称为“先生”，也不时地遭逢少见多怪者“为什么一位女士会被称为先生？”的质疑。殊不知，如上所示，杨绛在年方青壮的40岁左右时，就已因才高资深而被所内同事称为“老先生”，虽然不可避免、有意无意地带着点儿敬而远之、轻讽旧社会过来的所谓“老朽”的意味。
    杨绛尽管一入所就以尚属青壮之身而被当作“老先生”，是文研所（以及后来的外文所）内长期以来唯一的女“正研”（相当于正教授的正研究员），但却因种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复杂缘由和历史纠葛，而长期被差别对待——研究员级别永远被压在三级不动，所内集体编书无份介入，编丛书不给编委身份却又得负责具体审稿，国庆观礼等重大社会文娱活动无份参与，被组长指责“根本没有研究能力”而得不到研究课题……也难怪多年之后回首前尘，杨绛会带着苦笑这样自嘲：“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 ⑪
    但就是在这样长期被冷落的难熬的憋屈里，杨绛不仅在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所内布置的工作任务的同时，还能见缝插针地坚持搞翻译（《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更毫不自弃地、自觉而努力地搞科研、写论文：
    不分研究课题给我，我就自己找题目。1954年是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逝世二百周年，我就研究菲尔丁。菲尔丁是十八世纪英国乃至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而据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回忆，菲尔丁是马克思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家之一。这正符合所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是马克思提到过的作家，不研究。我把菲尔丁的全部作品读完，凡能找到的传记、批评等也一一研究，引经据典地写了一篇五万字的研究论文，题名《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和实践》（慈江案：初刊名应是《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1957年适逢菲尔丁诞生二百五十周年，在《文学评论》（慈江案：应是《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第二期发表了。” ⑫
    虽然杨绛这篇饱含心血、毫无八股气的五万字长篇论文后来曾被错误地当作“白旗”拔过、批判过，但“它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谈文论学的范文，举凡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小说写作实践，乃至当时文坛、学坛所关注的典型人物问题、作家的世界观与其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等等，均能包罗详尽，侃侃而论；其行文不惟能从大处着眼，亦能由小处着手，而又流畅严谨，立论扎实，论证严密，言之有物，几乎见不着当时盛行的废话、套话影踪，当然更没有眼下已渐惹厌的学术文章俗套。”⑬
    另一方面，要是对上引吴学昭记录的杨绛谈写作《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长文心路历程的这段话做一个庖丁解牛式细读分析，其实完全可以视为杨绛“竭泽而渔”式治学路数手传心授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示范——首先，是要根据历史地位、研究价值和时间敏感点等因素，审慎确定研究对象与选题（“1954年是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我就研究菲尔丁。菲尔丁是十八世纪英国乃至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马克思最喜爱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其次，是要竭泽而渔、无一遗漏地研读选题对象的全部作品（“我把菲尔丁的全部作品读完”）；再次，是要全面搜研与选题对象相关的各种传记与批评文字（“凡能找到的传记、批评等也一一研究”）；第四，在尽可能全面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确定研究方式、手段并在深入研究、厚积薄发的基础上有论有据地最终写出论文（“引经据典地写了一篇五万字的研究论文”）；第五，基于学术敏感和前瞻性谋划，适时推出研究成果[“1957年适逢菲尔丁诞生二百五十周年，（论文）在《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
    正是这篇深思熟虑、内容翔实、不落俗套的菲尔丁研究论文，一举打破了杨绛没有研究长才的浮泛谰言，也让杨绛自己从此彻底有了沉潜学术的底气，进而沉稳从容、气脉悠长地写出一篇又一篇质量上乘的研究论文：《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后大幅删削并更名《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发表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前身）1957年第2期；《萨克雷〈名利场〉序》（后改名《论萨克雷〈名利场〉》），发表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后改名《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李渔论戏剧结构》，1964年6月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委员会《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发表于《文学评论》1964年第3期；《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后改名《事实—故事—真实》），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旧书新解——读小说漫论之二》（后改名《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后改名《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后改名《翻译的技巧》），发表于《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杨绛上举九篇文学研究论文主要撰写或发表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所谓“十七年”（1949—1966）期间，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都属于学术研究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段。
    还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杨绛这些货真价实、足分足量的学术论文除了最后一篇是因专门谈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经验、而发表在专业的翻译理论刊物《中国翻译》上之外，其他八篇论文都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专业刊物《文学评论》有关——其中七篇均发表在《文学评论》（包括《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⑭）上，剩下的一篇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委员会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上，也属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关联或外围刊物，以书代刊。这正是杨绛置身、《文学评论》所在的中国社科院这一学术重镇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是学者、译者兼作家杨绛赖以依托的价值与能量平台。
    姑不论是中国社科院旗下的《文学评论》这一平台的持久支持成全和推动了杨绛的文学研究与写译实践，还是杨绛的文学研究与写译实践帮助巩固和提升了《文学评论》这一核心期刊彼时的品味、档次和丰富性，退一万步说，这至少是由厚积薄发的有实力的作者和起点不俗的高水平的学术展示平台彼此提升和相互激发所致的一种共赢或双赢景观，一如杨绛“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随笔（包括忆旧和序跋文《记杨必》《读〈柯灵选集〉》等）大多都发表在重量级的学术同人刊物《读书》杂志上一样，是互为滋养、彼此促动的。
    注释：
    ①② 刘梅竹：《杨绛先生与刘梅竹的通信两封》，《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92页、第91页。
    ③⑤⑥⑦⑨⑩⑪⑫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5页、第249-250页、第265页、第267-268页、第278页、第270-271页、第278页、第282页。
    ④ 详见于慈江：《杨绛先生的圆满》，《中国艺术报》2016年5月30号，第8版。
    ⑧ 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⑬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0-61页。
    ⑭《文学研究》创刊于1957年春。从1959年第1期起，改为现名《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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