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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战争局势的变化，号召“干部军事化”，强调干部要学习军事，学习在战争环境下坚持生存的技能。不过，虽然有干部积极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但有的干部不愿意学习军事，认为与军事相比，政治、文化的力量更强。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军政结合，主张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互通互学推动革命发展，不断加强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干部军事化，最终导向政治，导向民心，成功避免了过度军事化等问题，体现了一个政党在战争状态下成熟的斗争智慧。 【关键词】华北根据地 军事化 政治化 太行根据地 冀鲁豫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战时期生存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政策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是“干部决定一切”，如何使党的干部适应战争，在战争状态下领导根据地生存与发展，始终是其面临的问题。 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干部军事化。这里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干部、军队政工干部、机关干部等非军事干部；所谓“军事化”并非仅指参加战斗的行为，而是更强调在战争状态下生存、坚持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中共领导人的报告和文件中有时称“干部军事化”，有时称“党员军事化”，有时称“党员干部的军事化”“党员、干部军事化”，也就是说其并非仅针对党员，而是强调所有干部提高军事素养。不过，干部军事化并非单纯的军事取向，而是政治化的军事化，与中共一直强调的“讲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从而避免了过度军事化现象。 鉴于此，本文主要选取在晋察冀、太行、晋绥、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任职的一些干部，如刘荣、李钟玄、王恩茂、景晓村、陈赓、高鲁等作为分析样本，重点探讨干部军事化的提出、实施、影响及其与政治化的关系。 一、 干部军事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始终与武装斗争的强弱密切相关，“我们愈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则我们党愈能发展、巩固，革命就愈接近胜利；反之，我们党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革命就要失败”。因此，形势越危急，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要求越紧迫。干部军事化是加强武装斗争的重要内容，体现出中共始终注意把握历史时机，推进革命进程的政治智慧。 干部军事化的说法最早出现在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党员军事化问题。他强调在革命新高潮到来之际，党应起中心、领导作用，党员要积极学习军事。刘伯承在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中又对党员军事化做了具体解释，即学习使用现代武器和旧式武器；学习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学习一些战争中的技术，如造炸弹；学习武装“暴动”的策略。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党员军事化的通告，强调大部分党员因为不易得到军事教育的机会，缺乏必要的军事能力，而暴力已经“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手段”，因此，不仅在斗争艺术上要靠善于运用军事争得胜利的前途，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充分的军事化，以便能敏捷迅速地处理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通过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党组织与根据地政权。一些地方组织曾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也提出，“在今后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及干部的战术素养”，“改变过去一冲的办法”。不过，由于中共力量发展相对顺利，干部军事化问题在当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武汉会战后，日军出台《（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强调要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地建设。1941年，日军在华北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如在冀中根据地，截至1942年，日军凭借1753个据点与碉堡将冀中分为2670个小块。对于这个局势，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打开冀中地图来看，就象一张极不规则的棋盘，满布着象繁星一样的钉点；又象一件破衣，上面有无数的补丁，还有无数的小孔和裂缝。”在山东根据地鲁西军区的昆山县、张秋县一带，1941年起，日军同样采取建立据点与碉堡的方式，将昆山、张秋一带分割、封锁，形成“五里一碉，十里一堡”的“格子笼”，昆、张地区的日军宣称：“八路进入昆张，就等于虫子被缚于蛛网。”严峻的形势对干部军事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干部军事化程度不高。这首先表现在华北根据地一些基层干部军事知识与能力不足。如1938年贾庄战斗中，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有的干部“不知多少米远为冲锋出发地”，“八连离汽车仅百米远左右，但说敌人火力封锁了不能冲锋”，还有人“认为开阔地不能冲锋”。1941年以后，干部的军事能力也未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干部对军事不愿过问。如时任山东军区清河军区政委景晓村谈到，“过去几年来，因单纯负责地方工作，所以对军队中的事情很少过问”，“加之自己的对战争的观念不强，所以与军队工作就愈发隔离了。由于隔离，所以对军队中的事情也愈不了解”。山东抗日根据地清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夏戎也表示自己对部队的事不愿过问，不愿意接近部队，不愿和部队在一起，由此形成了战争观念不强的问题。再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学习军事或躲避战争。如太行区某县委干部声称，“咱们是不懂军事的，反正扫荡来的时候跟着人家走就算了”；有的民兵党员，不敢打枪，获得了“枪架子”的讽刺称号；还有少数干部、党员领导民兵埋枪的现象。有基层干部曾感叹，“不懂军事，毫无军事常识，不能够在战争中生长，总支书军事差，不仅自己牺牲，而且使部队遭受到无谓的损失”。 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干部军事知识与能力不足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在山东根据地，有些地区党员的战斗伤亡超过50%，甚至凭着党员的英勇蛮干，而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在晋察冀根据地，刘荣记到，许多干部由于不懂军事而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牺牲，在临阵时干着急没有办法。战争不是游戏，具体到参加战斗的当事者，过硬的军事能力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军事化程度直接关系其生命安全。 随着1941年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环境的恶化，中共部队呈现分散化的状态。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也遇到挑战，对民兵、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力量的控制不够。如太行区一些地方的民兵被特务分子挟持操纵，反“扫荡”前，“初步查悉民兵被危害分子操纵掌握者，已有十余起之多”。有些地方的党支部对民兵领导较差，没有把壮健的党员作为骨干派到民兵中去深入开展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也不能契合现实。 由以上观之，中共干部的军事能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就显现出不足，1941年根据地形势恶化后，这一缺点更加突显。翻阅1941年以后各根据地文件集可发现，各地方党委、军区都把干部军事化作为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措施之一。 1941年4月，朱德在《共产党人》第17期上发表《党员军事化》一文，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技术、军事理论，学习过军事生活。5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提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11月1日，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会的报告中表示，“拥护朱德同志党员军事化的号召，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同志应当学会组织武装，领导武装斗争”。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许光达发表文章《加强军事学习》，号召干部加强军事学习，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熟练掌握军事技术和战斗动作。1942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进一步提出，军队非战斗机关干部也要努力学习军事，适应战争形势。 中共各级党委及领导人除要求华北根据地干部加强军事素养外，还要求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掌握武装、领导武装的能力。如中共晋冀豫区二地委书记赖若愚强调：“必须认真地切实地进行党员军事化，支部到民兵中去，到自卫队中去，使支部不但能够领导民兵团结群众，而且在战时能依托武装组织，保持相当集中，不被战争所打乱。”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党员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称“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 以上主要梳理了干部军事化提出的背景与主要内容，由此可以发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便开始强调军事的重要性，全面抗战时期党内亦始终存在对干部军事化程度不高的反思。这与其善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是一致的，只是形势好一些时强调得弱一些。比如，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共组织发展相对顺利时，一些地方领导人提出干部军事化的口号，但未上升到全党学习的高度。直到1941年前后，华北地区形势严峻，干部军事化才重新成为全党的行动。 二、 干部军事化的实施 干部军事化的号召，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努力学习军事，加强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培养才兼文武的革命干部，即“不应该拘泥于区区某种工作中，只能做某种工作，而应该是什么工作都会做，都应该做，做一通百通无所不会的最实际的革命家”。那么，要达到干部军事化的目标，有哪些路径呢？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学习军事知识和实践技能，其中又包括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从实践中学习；加强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学习军事知识和实践技能是第一个方面。中共一直以来都重视干部的学习与实践，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作风。学习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其中最核心的是党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文件，具体内容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华北根据地干部学习军事知识的方式包括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集体学习即集体的训练与教育，以课堂教育为主，一般由干部培训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教导营（队）等组织进行。学习时间上，根据干部的文化水平，比例分配各不相同。以每周6天计：相当于高中以上水平者，军事干部的时间分配是军事4/6，政治、文化2/6；政治干部的时间分配是军事、文化2/6，政治4/6。相当于初中以下水平者，军事干部的时间分配是军事2/6，政治1/6，文化3/6；政治干部的时间分配是军事1/6，政治2/6，文化3/6。 学习内容侧重于培养干部的军事能力，使他们了解一些简单的军事常识，如打枪、扔手榴弹等。李达要求军队的所有机关干部配带枪支、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平时要切实熟练这些武器，“做到人人皆兵，不致在反‘扫荡’中把自己变成手无寸铁，无能抵抗的文弱书生”。1942年日军“五一扫荡”时，冀中领导机关对机关干部进行了防空、防毒教育，进行了射击、投弹、行军、宿营等训练，以增强机关干部的战斗能力。 个体学习的方式比较灵活多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阅读书籍和相互交流。阅读是中共干部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华北根据地干部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们阅读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党的理论书籍、哲学、历史、小说、地理等等，具体阅读内容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党的号召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1941年，朱德提出党员军事化号召后，华北根据地干部在阅读方面也增加了军事方面的书籍。通过阅读，干部可以获得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也为军事实践奠定基础。如山东根据地的景晓村就是通过阅读军事理论的书籍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晋察冀根据地的刘荣留下了最多的阅读记录。在反“扫荡”时，刘荣隐藏在环境较为安静的滹沱河南侧的深山中，系统研究了《游击战争》一书，并写了阅读提纲。为了学习军事，他还将阅读范围扩大到古代小说。他读《三国演义》，“越读越爱读，在军事上讲像一部很好的兵书，在干部政策上讲，又是极丰富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材料，特别是曹操之用人值得研究”。他制订的阅读计划，“从战术到战略，从游击战争到正规作战，从今到古，从中国到外国”，希望以此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学习指导战争。除了学习军事理论知识，刘荣还十分关注杂志上的军事报道，并从中总结经验。如通过阅读《前线》杂志，他体会到军事上周密详细的计划部署非常重要，表示今后要“从敌我友方面好好学习经验，从科学方面好好学习，假若有亲临战场的一日，方能在大胆猛干的条件下，为革命为党贡献出一点成绩来”。 和刘荣一样的华北根据地干部努力学习军事，既是中共号召的结果，也是他们所处环境的要求。从刘荣日记来看，他已亲身体会到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所导致的紧张局势。1943年4月22日，刘荣所在部队遭受日伪军袭击，牺牲了六七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军事是何等的重要，从这里可以理解到‘党员军事化’的真实意义了。” 个体学习的第二种方式是互相交流讨论，通过交流讨论的方式学习其他人的军事知识是华北根据地干部军事化的一种重要路径。刘荣曾在日记中写到，虽然通过阅读书籍，获得了一部分军事知识，但自我学习的效果不佳，“没有军事上有经验的同志指导帮助，仅个人摸索，不过微解心头之乐”。他与战友讨论作战问题时问：战斗中最难指挥的环节是哪里？战友答说，最难的情况是遭遇战，因其突然性，不好掌握。另外在被敌人追赶时，“若没有强壮身体简直不行。这时若跑不动者，就呜呼哀哉了”。听到这个答案，刘荣结合自身情况，认为自己最难的就是体力问题。经过锻炼，刘荣身体比以前健壮起来，对军事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依今天的基础与兴趣，若在客观上遇到很好的环境充分存在着胜利发展前途，现在有充分的信心这样认识”。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五团二营教导员王猛的学习也主要靠军事知识的交流。该营营长齐丁根“亲自带他看地形，部署火力，教他战斗指挥要点和战术知识”，使他生出“对比教导营，这是一所更好的学校”的感慨。相对理论学习，这种干部间传帮带的方式实用性更强。 以上主要侧重军事理论知识的学习，干部要实现军事化，还要从实践做起，从实践中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中共一直倡导的学习方式，即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将经验应用到实践中。如景晓村称，自反“扫荡”以来，与军事指挥员在一起参加战斗，对自己军事上的学习帮助很大。冀鲁豫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队队员房叶鑫虽然是一位政工干部，但很注重学习军事，其学习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抓住典型，以指导自己的工作，所以“看起来文质彬彬像一个文化人，但是打起仗来英勇果断不怕牺牲”。李达也非常强调军事化过程中实践经验的重要性，称军事化“并不是什么神秘不可企及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专门军事家的私有物”，在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如果注意不断总结和学习每次斗争的具体经验，善于研究与发现指导武装斗争的规律，那么“久而久之也就会‘军事化’起来的”。 太行军区李钟玄，河南省济源县人，1938年参军，1939年开始担任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团四连的指导员，1944年1月任四连连长，开始学习战斗指挥。他从指导员改任连长时最缺乏的就是军事实践经验，他的军事化主要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再实践的路径，在反复实践中完成。1943年10月17日，李钟玄派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团四连一排到指定地点，一方面对敌人警戒，一方面清剿高平县汉奸武装，同时派三排到另一地点执行同样任务，但两支部队“都未获得大的成绩”。面对未完成任务的情况，他认为应该转变以往的错误观点，不能把军事工作看成是简单、轻而易举的工作，今后应该认识到，军事指挥是一门艺术，是科学，粗枝大叶、潦草从事，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11月24日，李钟玄所在连被批评有群众纪律问题和“打埋伏”现象，他反思自己在军队管理方面有抓不紧、放任的毛病，光讲情面，讲究方式，不严格制止而一味放任。1944年1月24日，李钟玄所在连在攻打山西野川底伪军碉堡战斗中未完成全部作战任务，结果造成战士牺牲1人、负伤1人。1月25日，他检讨战斗失败的原因是自己对于军事指挥很不熟练，经验少，办法少。此后经过反复的磨砺，李钟玄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被称为“文武全才”。 干部军事化除了要加强干部的军事素养与能力外，还要加强干部对地方武装力量的领导。当时普遍的做法是：1.派党员加入地方武装；2.派基层干部兼职领导地方武装；3.组织武工队等形式的小部队。 派党员加入地方武装，掌握武装，发挥模范作用。党员要军事化，就要掌握武器，参加民兵，并在民兵中发挥核心作用。党员加入民兵后要担负的任务包括：学习军事；对群众进行宣传解释，每个党员要团结两三名群众；要反映民兵中的情形与问题；在服从指挥、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学习军事等方面，以身作则。中共太行分局强调，民兵等地方武装“必须由党单独的确实掌握”，因此要把优秀的党员有计划地分配到民兵当中，在民兵中发展党员，并使这些党员成为骨干。在游击队中也是如此，冀鲁豫区党委强调，要逐渐做到党员在区游击队中占50%以上，在县游击队中占40%以上。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党员自己军事化并领导群众学习军事”，通过党员的军事化带动整个党、民众的军事化。“ 派基层地方干部兼职领导地方武装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如太行区要求县、区长和党委书记兼任游击队队长和政委，而且必须做到兼职又兼工作，不能只挂名不去实际领导。冀鲁豫区大峰山县也以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县长兼任县大队大队长，县大队改成小分队活动，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分头带领。冀中区的献县为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由县委书记薛坦、县长林达宇分别担任县大队政委和大队长。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把党政军紧紧结合在一起。 为应对华北“治安强化运动”而组织的武工队等形式的小部队也是加强干部与地方武装结合的一种重要形式。1941年以后，中共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均组织了武工队等不同形式的小部队。武工队中常常由军队干部和地方政权干部组成，如冀鲁豫区的武工队，一般以15—25人为1队，队员既包括部队连排军政干部，也包括地方县区干部。冀中九分区的武工队队员和干部，既包括军队干部，也包括分区机关干部。山东根据地的武工队也是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由此，在武工队活动的过程中，文武干部的结合更加紧密。在文武干部结合的背景下，武工队不仅要担负作战任务，还要组织、宣传、动员民众，做敌伪军的工作等，其任务的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政治攻势，以发挥与军事斗争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作用。 以上梳理了中共在华北干部军事化的主要路径。非战斗干部的军事学习主要是学习基本的常识和技术，并非完整的军事训练。有研究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培养形成了一个从学习、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到党校教育的完整机制。不过，考察中共在华北干部军事化的进程后，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干部军事化的推进更侧重于实践技能的培养。 三、 干部军事化的影响 那么干部军事化加强后的影响如何？这是考察干部军事化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具体主要包括对干部个体心态的影响，对干部军事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军民关系的影响。同时干部军事化也面临一些难题，如过度军事化、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的关系等。 中共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对干部军事化的倡导会导致干部心态的变化。当一个干部对军事产生兴趣却不能做军事工作时会产生烦闷心态，刘荣便是这类干部的代表。刘荣，1938年入党，是典型的“三八式”知识分子干部，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一大队指导员。1941年中共倡导干部军事化以来，刘荣就一直想到战斗部队，做军事工作。1944年4月，刘荣被临时调到神仙山和满山开荒。5月28日，他听到“非官方消息”，可能要到冀中或冀东开辟新地区。6月14日，刘荣在组织科的填表中表达了自己想到前方战斗部队工作的意向，结果在23日被告知分配到宣传科工作。尽管他认为“自己应该很好地一心一意真正把党所分配的工作干好，干出成绩来，很好地去学习，虚心地去学习”，但仍念念不忘军事工作，决定在本职工作之外，还是要拿出20%的时间学习军事，每天要拿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学习军事课。由想做军事工作变为只能学习军事理论，在7月27日的日记中，刘荣表达了心中所想：“目前没有实际亲临指挥参战机会，但可以从军事理论上、经验上很好地来研究学习，一旦面对实际，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 1944年10月1日，刘荣感到军事学习取得了“很多成绩”，“基本动作、知识了解了很多，颇感满意”，后来在日记中又强调了自己学习军事的决心：“上级号召政治干部也学习军事，个人订计划，自己下定决心学习军事，锻炼身体，养身体，准备订一个第一期练兵学习计划。” 1945年6月26日，刘荣终于实现了愿望，被派到战斗部队，“今天命令下了，工作从此确定。许多同志同称‘到连痛快’，自己也非常高兴”。当然，中共领导人提倡的干部军事化并非要非军事干部都去做军事工作，而是希望这些干部能够学习在战争环境下生存、坚持斗争的能力。刘荣或许误解了党号召的意思，但从他的日记来看，只有做军事工作才能满足他的向往。同时，刘荣的事例也显示，在中央号召干部军事化的氛围下，干部学习军事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他的日记恰好为我们呈现了这个努力的过程。 对军事的兴趣还产生了连带作用，导致华北根据地干部的注意力发生变化，而且由此成为一种新的标准。以此来看待以前的种种，似乎都不同了，刘荣留下了相关记录。刘荣在唐邺东沟一带，看到山沟里民众生活的艰难、文化的落后，“不禁总是遥想枪杆子问题，对军人生活感到有趣，因此常常知道古今中外一些反抗暴力统治的英雄豪杰事迹”。刘荣面对民众的艰苦，想到的是“枪杆子”，与这段时间他集中思考军事问题有关。再如，刘荣本来对数学不感兴趣，认为“数学没有用，起码是用处不大的，一直抱着鄙视态度”，但随着对军事兴趣的加强，“才深感数学用处之大”。对军事的兴趣甚至影响了刘荣的情感取向，他记道：“有的同志说反攻胜利要找个东北老婆，有的说……我的意见找个尚武精神的对象。”由此可见，干部军事化的倡导，对华北根据地干部的情感、价值观产生了影响。 不仅如此，干部军事化的倡导使华北根据地干部的军事能力有了较大改善。如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在反“扫荡”时，大部分区级干部都能执行任务，指挥战斗。他们多数同民兵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块，个别干部过去愿意单独吃饭、睡觉、行动的，也逐渐克服了；过去很多从未打过仗的干部，此时指挥民兵指挥得很好，形成了以打仗为荣，以不敢参加战斗为耻的氛围。 干部军事化还赢得了华北根据地民众的支持。如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依汶区的三名干部曾在敌人包围紧追中，三枪击退了敌人，从而获得群众的爱戴；常山区分区委书记在东大山合围中，“带着四五十个民兵、四五百个群众，在三挺机枪丁字形的射击下，在大炮不断猛击和七、八架飞机轰炸下，安然突围，行至大洪门适与敌遭遇，在千钧一发的环境下，他机敏的叫群众伏下，结果敌人从山路上过去了，而他就在下面另一条路上保存了自己和群众”。这些例子显示，干部增强军事能力以后，更好地领导了民众坚持斗争，被保护的群众也随之更加支持中共。 不过，干部军事化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带来一种过度崇尚军事、崇拜军队的风气。如山东根据地有的干部在工作习惯上也“军事化”，在党的组织内部不再称呼“同志”“总支书”“支部书记”等，而是叫“政委”“主任”“部长”等军队化的称呼。“这都会影响到民主的精神和情绪，更进一步会影响到同志间的等级观点（习惯久了如不称首长称号而称同志，反道觉得难为情，甚至讨厌答应别人叫同志）”。为此，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要求“今后一律不叫首长称号，而叫同志，因为再没有比同志更亲切的称呼了”。从中可看到，政策的推进过程有时不免过度，但这种状态本身正是政策强力推进的反映，过度之后，再予以调节，这在中共革命史上并不少见。 地方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的职能范围和工作风格有所不同，如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清河区，由于生活习惯与作风不同，军队干部嫌地方干部做事散漫，纪律性太差；地方干部嫌军队干部做事简单、冷酷。另外，地方干部和武装力量毕竟分属不同的系统，兼职的地方干部有可能出现对军事工作不熟悉的情况。如胶东抗日根据地中有的县委书记兼职地方武装政委，但不熟悉军队工作，因此不知道如何领导武装，如何进行工作，对于政治委员与指导员工作职责与范围也弄不清楚。由此，胶东军区要求这些地方干部要重视军队工作，不断学习指导战争，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关心部队的政治生活与物质困难，指导部队的军政工作。有些地方干部兼职领导武装后，放松了地方工作，如清河区高三区支书当指导员后，便不接近支部与群众了。 由以上论述可知，华北各根据地的干部军事化存在一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中共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解决办法的核心便是中共一直强调的“讲政治”。 四、 政治化下的军事化 中共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工作的政党。“讲政治”也是这个政党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政治能够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能够和军事斗争相辅助的力量。中共号召要“政治干部军事化”与“军事干部政治化”，促进军事化与政治化的交融，达到培养干部的目标，即“能文能武，即枪头子、笔头子”。这充分体现出中共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全面抗战时期，武装在中共革命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随之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复杂性的形成与中共对“军事”与“政治”含义的认知有关。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军事并不是孤立的专业，而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所以军事不能离开政治，而是要受政治支配，是推动政治的工具。战时，军事胜利是决定政治胜负成败的关键，因此，既要善于使用军事力量，也要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要善于使两者之间密切配合。 进一步来说，在中共看来，军事与政治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分工，二者是结合的、协同的，都以提高与巩固部队战斗力为目标。政治工作并不只是政治工作者的工作，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而且也体现在操场上，必须使政治工作成为每个干部、党员自觉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共强调军事与政治的融合，主要通过以下措施克服过度军事化问题。 第一，政治干部学习军事。同军事干部一样，政治干部往往强调政治的作用而轻视军事的作用，具体表现已在第一部分有所阐述。针对此，中共强调政治干部要努力学习军事，要经常关心军事技能和战术的改进，以达到贯注战斗精神的目标。部队战斗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部队有高度的政治自觉，还要不断改进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山东军区政治部要求，政治工作者要努力学习军事，积极参加练兵，以亲身苦练的示范作用激发全体军人的热情；要纠正站在练兵圈外和对军事学习不感兴趣的错误态度，同时必须以俱乐部活动的方式（如体育、歌咏、练兵中的快板、墙报等），充分启发群众的积极性，配合保证军事学习。曾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说，作为政治工作者不仅要指导全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带领部队打仗。否则，不但不能做好工作，连自己的生存都不能保障。 第二，军事干部学习政治。军事干部往往会强调军事的重要性，不愿意学习政治。抗战初期就有干部表现出对政治不热心的现象，如陈赓反思自己，在过去的工作里，对军事工作比较努力，但对政治工作的注意不够。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六连的军事干部“参加政治课没有兴趣，表现冷淡，只到课场外面走一走则算了”。1943年12月3日，李钟玄记道：“我一个人不能军政兼顾，已向上级提出意见，因为主要照管军事工作，使政治工作有所放松，也实在难以避免。”12月8日，他记道：“这一年中，我负了两次伤，害了两次病，最近3个月又因连长不在，忙于照顾军事工作，所以对政治工作抓得少了，从未有过工作小结，造成现在什么也总结不出来的现象，虽挤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关于抗大的教育方针，毛泽东也曾着重指出，抗大“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叶剑英也提到，“作为一个红色军人的军事干部，如果不研究政治，不掌握马列主义，也就不能在军事这一门有更大的深造”。 军队干部要懂得识大体、顾全局，在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能从局部圈子中跳出来，不为局部利益、局部现象所蒙蔽。一个连一个营对全军来说是一个局部，而全军就是全局；军队对于全党是一个局部，而党政军民就是全局。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而要达到这样的眼光，学习政治是必要的路径。 第三，除了要求政治干部学习军事，军事干部学习政治外，中共还强调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要互相交流，以达到融合的目标。“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 华北根据地干部刘荣和李钟玄的经历体现了军政融合的趋势。如前所述，自1941年中共倡导干部军事化以后，刘荣非常重视学习军事，认真学习军事知识，明确了军事知识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非常重视政治工作的力量，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他说，政治工作要想做好，还要有军事工作相伴随。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是保证战斗胜利的，但不懂军事，不能掌握军事，也不可能保证部队百战百胜。 李钟玄1944年1月担任四连连长，由一名政工干部变成一名军事干部后，一度放松了政治工作。1月21日，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总支委员会上，大家批评新一旅七团二营营长杨型周，从政工干部改任军事干部后把政治完全抛在了一边，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会议第二天，总支书记杨廷桃和参谋长陈皓对李钟玄提出意见，希望他不要走杨型周的道路，要完全负责四连的党政工作，既要努力学习军事，又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经过不到一年的锻炼，李钟玄在军政兼顾上取得很大进步。1944年11月15日，他到太行第八军分区参加整训动员大会，第二团的干部在军政关系方面夸奖了他。还有人说他是二团的“欧格涅夫”，是“文武全才”，是大家的标兵。欧格涅夫是苏联剧作家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中的人物，代表了努力学习新事物的形象。《解放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讨论这一话剧，特别指出“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 尽管中共一直强调要充分重视军事与政治，不过，军事与政治的交融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如华北有的根据地干部学了政治以后，就不愿意做技术工作，不愿意干军事了。其实，在中共看来，技术从来不只是技术，技术是政治化的技术，军事也不是纯军事，而是政治化的军事。在军事干部中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譬如说“某同志政治落后”，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某同志听了认为对他是一种耻辱；如果说“某同志军事落后”，那就无关紧要了。 第四，在观察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时注意民众的作用。有晋冀豫边区的干部称，“军事性是建筑在群众性基础上的，没有群众性的发挥，军事性只能是被迫的、形式的、不巩固的。只有发挥群众性，把军事性建立在群众性的基础上，军事性才会是自觉自愿的，才会是巩固的。发挥群众性正是为了加强军事性，反过来，军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动群众性”。这段话说出了军事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过更多乃基于游击战的特点而言。在华北，“游击战争的广泛性与普遍性使游击战争变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将武装斗争与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更进一步的紧密联系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军事化也好，政治化也好，民众是关键，与民众的结合是调节两者关系的杠杆。 综合来看，中共在推进干部军事化过程中，为避免干部走向单纯军事化而强调要努力学习政治，即同时要求政治干部军事化、军事干部政治化，以达到军事与政治相互融合的目标，最终形成一种政治化的军事化。通过多种努力，中共将军事化与政治化的路径与民众的支持相互连接，最终形成了一个坚实基础，成为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推动力量。这股力量虽起于战时，然意义深远。 结语 无论对民众、干部还是对整个党来说，战争的环境都在催促他们军事能力的提升。自1927年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中共始终没有放松对军事和军队力量的掌握。到1941年日军在华北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中共斗争方式呈现为分散式群众游击战，在这种背景下，干部军事化更成为中共面临的紧急课题。“文武双全”“军政结合”成为中共期待的干部培养目标。总的来看，干部军事化历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干部军事化是中共为适应战争进而赢得战争采取的措施之一。面对战争，中共不仅注重组织的军事化，而且注重人的军事化。可以看到，很多干部都在自觉执行这样的政策，“才兼文武”成为一种氛围。政策推行的效果并非是立竿见影式的，而呈现一种“解冻式”的过程和状态，慢慢产生效果。干部军事化体现了一个政党面对战争形势的斗争智慧，这个斗争有着一整套的政策和措施。中共也并非单纯地被动应对，而是在被动的基础上有所主动，使军事化与党的建设、军事力量的增强相互关联，共同推动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二，中共对政治的重视使干部的军事化成为政治化的军事化。在中共政治文化的熏习下，干部们认为政治的作用要大于军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观念。干部军事化固然可以成为应对战争的重要手段，但过度军事化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干部军事化过程中，中共对政治的强调就非常重要，这种强调把过度军事化的可能性消解掉了，从而保证干部发展方向的正确。我们还可看到，中共对干部军事化的需要更多的是适应环境之手段，不会影响中共对政治的追求。 因此，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常常陷于矛盾的状态。在中共看来，军事是政治的军事化，政治是军事的政治化，二者最终共同指向的仍然是政治，是民心。这也是中共的特质所在。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