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春，父亲去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国时，他没有买炙手可热的日本大彩电，只带回来一件小礼物——当年2月新出版的《岩波日中辞典》。这是父亲特意到东京神保町书店街的内山书店为我选购的，其时我正在大学日语专业读三年级。年华如驶，这部《岩波日中辞典》已陪伴我整整四十年，帮助我掌握了大量的日语词汇。与此同时，我也记住了那绛红色塑胶封皮上用烫金刻印的第一编者的名字——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1928年春，时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副教授的仓石来北平留学，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多所大学听课，得到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人的亲炙；他和马裕藻、马衡、马廉、钱稻孙、俞平伯等人亦师亦友，常有往来；他还有幸见过鲁迅、章太炎、胡适、黄侃、陈寅恪等人，当面求教，获益匪浅。特别是仓石和鲁迅见面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他在《追赶鲁迅》一文中，回忆了与鲁迅见面的经过：
“昭和四年（1929年）的春天，我从山西太原到闻喜县转了一圈。回到北平后，我办了在北京大学听课的手续，频繁出入于北京大学的一院，即所谓的‘红楼’。有一天，我从红楼门口径直上楼时，在楼梯平台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小布告，这是以北京大学国文学会的名义写的，内容说的是鲁迅先生最近回北平省亲，敦请先生于某月某日做讲演。其中‘敦请’两字，不知为何，我至今还不曾忘记。对我来说，这个布告真可谓空谷足音。”
仓石对鲁迅先生仰慕已久，但鲁迅早在1926年8月便离平南下，盼星星盼月亮，这次终于把他给盼来了！仓石渴望聆听鲁迅的讲演，一暏鲁迅的风采，但心里又犯嘀咕：一个连北京大学国文学会都没听说过的外国旁听生，参与其主办的活动是否恰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去看一看。
讲演会当天，仓石怀着既兴奋又踌躇的心情，准时来到北大红楼二楼的大教室，可大教室里竟空无一人！一看黑板上的通告，原来因为空间狭小，讲演地点改到了北大二院的讲堂。仓石急忙下楼，穿过校园，往景山东街马神庙的二院跑。可当他气喘吁吁地跑到二院讲堂，居然还是空空如也！又怎么了？只见大黑板上写着：由于听讲演的同学太多，故将讲演地点改到了北大三院的大礼堂。眼看时间来不及了，换成他人，也许就此作罢，但心急如焚的仓石不甘放弃，他雇了一辆洋车，直奔北河沿的三院。
虽然三院的大礼堂是北大所有讲堂里面积最大的，但当仓石赶到那里，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偌大的礼堂里早已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幸好在距离讲台最远的礼堂入口处，坐着他相识的同学，这才给他挤出一个位置。
仓石没想到，一张小小的布告，竟会引发如此大的轰动，以至于讲演地点一改再改。作为北大的旁听生，他上课来下课走，和其他同学并无过多交流，所以对讲演地点的变更一无所知。
不知为何，讲演迟迟没有开始，连晚到的仓石都等得有些疲倦了。恰在此时，只见鲁迅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上讲台。虽说是讲演会，并无主持人致辞，蓄着胡须的鲁迅站在讲桌前，把手高高一挥，开始讲演。鲁迅说的是浙江方言，不过当时北京大学的多数教授都说浙江方言，仓石已经听习惯了；尽管他竖起耳朵拼命听，因有学生站起来发出“哇哇”的叫声，甚至站在长凳上大声呼喊，他仅断断续续听到“人道主义”“胡适的新风”等只言片语，甚至连讲演的题目都没搞清楚。直到鲁迅结束讲演走下讲台，那暴风雨般的叫喊声仍经久不息。
据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回忆，讲演会是1929年5月29日晚举行的，当天下午，鲁迅先到未名社叙谈。讲演前，李霁野等人请鲁迅在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庄吃晚饭，那里离未名社和北大三院都很近；席上，鲁迅的兴致很高，还喝了酒。李霁野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先生只有三五杯黄酒的量，脸也容易发红，我恐怕影响讲演，婉言劝他少喝，先生笑说我吝啬，非多喝几杯不可。这样随笑谈随喝，先生的脸确实很红了。但他说不会醉酒，我们就陪他去北大讲演。”当他们抵达北大三院的大礼堂时，发现礼堂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场还有很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最后，鲁迅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台，连讲台上也挤满听众。讲演结束后，听众层层围住鲁迅，不肯离去……
对此盛况，当夜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作者注：实际上演讲地点在北大第三院）
尽管没有听清鲁迅讲演的内容，但如此热烈的气氛还是使仓石深受感染，他迫切想得到当面向鲁迅请教的机会。
当时，几个学习考古的日本留学生听说鲁迅藏有六朝造像的拓本，便托在北京大学任讲师的朝鲜人金九经和鲁迅联系，希望能到鲁迅的家中一睹为快。仓石闻听此事，也想加入，但金九经有些为难，因为他已和鲁迅讲明人数不多，如果临时增加的话，不大好办。仓石和金九经虽然在北京大学是旁听生和讲师的关系，但原先在京都大学时，身为副教授的仓石却是金九经的老师，所以他凭借老师的身份使用了“半高压的手段”（仓石武四郎语），终于如愿以偿。
一天午后，在金九经的带领下，仓石和塚本善隆、水野清一共同到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在鲁迅家的一间屋子里，鲁迅拿出好几种拓本，令他们大开眼界。然而最让仓石感到惊奇的，是鲁迅保存拓片的方法——他先把拓本整齐地裁剪成一定大小，再给每个拓本做衬里，这样折痕只留在衬里上，而拓本毫发无损；折叠后的拓本大小完全一致，可以整齐地叠放在一起，每个拓本都附有签条，能迅速查找出来。鲁迅说：“这些造像几乎都是河北地区的，不过有一个是江南的，因为已有好几个拓本，就送给你们一些吧。”于是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拓本。仓石在《追赶鲁迅》一文中忆及此事时，喟叹道：“当时哪怕拜托鲁迅先生用红笔写上‘鲁迅赠’，该多好啊！”
那天，鲁迅还谈到了收集这些拓本的缘起。民国初期，袁世凯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极严厉的弹压政策，谁要是说出不合时宜的话，会立刻被特务带走，甚至在家里说的话，也有可能被人告发。在人人自危的至暗时刻，为了避免招致杀身之祸，鲁迅潜心收集、研究这些金石碑帖，无论是在家里接待来客，还是在路上遇见朋友，话题仅限于此，“这样，我的脑袋现在还连着身体哩。”鲁迅用调侃的口吻说道。仓石还回忆道：“我完全听明白了先生说的话，因为先生是用日语慢慢说的，大概是经过藤野先生的修正并记忆至今吧，先生说的日语，语法完全正确。”
拜访完鲁迅，仓石立刻去北新书局，将那里的鲁迅著作尽收囊中。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拥炉读鲁迅”“读得如醉如痴”，他成了鲁迅的铁杆拥趸。第二年即1930年，仓石返回日本，重登京都大学的讲台，他首先选定的教材就是鲁迅的《呐喊》——当时，其他教师都讲《古文辞类纂》之类，而他却破天荒地使用了红色封面的《呐喊》，这让学生们大吃一惊。仓石是把鲁迅的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讲堂的第一人。
《追赶鲁迅》一文写于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1966年，仓石在文末“感慨系之”：“我们究竟是在哪年哪月哪日访问鲁迅先生的呢？对于我这个一般不记日记的人来说，不久就忘却了。然而，《鲁迅日记》上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天——5月31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呀。”鲁迅在6月1日凌晨三点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讲述了在家中接待三个日本人来访看拓本的情形（此信后被收入《两地书》）。
仓石就是这样一路“追赶鲁迅”，一直追到了鲁迅的家里。虽说是好事多磨，但试想，假如他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在遇到其中任意一个阻碍时就知难而退、半途而废，他都会和鲁迅失之交臂。
其实早年有过一段“追赶鲁迅”经历的仓石，又何尝不是终其一生都在追赶鲁迅的足迹呢？他不畏艰难坎坷，锲而不舍著书立说，硕果累累，终成一代名家，并且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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