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版的《朱光潜年谱长编》收有朱光潜写给长子朱陈（式粤）的30封信，第一封信内容是朱陈有意翻译《堂吉诃德》（Don Quixote），托朱光潜购买借阅英译本。原文如下：
    式粤：
    上周到国际书店看了一下，没有你要的书。东安市场中原书店有一本旧的，美国出版，但没有标译者名，所以没有买（价：4.50）。
    今天到图书馆借出了三种译本，其中Puturar的是新译，你最好把后面的Notes摘抄下来，那对翻译会有很大的帮助，这种书借的不多，但一旦有人借，图书馆就要索回。Orurshy的译本借的人少。如无人借，到暑假后还都可以。
    DonQuixote是否已有人在译，你宜打听清楚，最好直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书店是一回事），通信接洽（先寄译样数千字），戴望舒从前有上部译稿，去年晤叶君鉴（即马耳，外文出版社编辑），他说在译，没有问他是否是上部。
    书到回信。
    潜23日
    信中三处释文明显有误，最后一句的“叶君鉴”应为叶君健，第二段的外文人名应为Putnam和Ormsby，即《堂吉诃德》英译者Samuel Putnam和John Ormsby。两人的译本分别在1949年和1885年问世，故而说“Putnam的是新译”。《朱光潜年谱长编》作者宛小平将此信系于1960年11月23日，称朱陈“在合肥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组任教”，但从信中内容来看，这一时间背景不准确。
    《堂吉诃德》是上下两部的鸿篇巨制，上部52章，下部74章。到上世纪30年代，这部名著已为中国知识界熟知，出现了以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魔侠传》为代表的多个节译本，均为转译。1935年戴望舒留法归来后，胡适代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他从西班牙原文翻译《堂吉诃德》，约定每月交稿3万字。戴望舒将书名译作《吉诃德爷》，态度严谨，作有大量注释，但因战争爆发译事中断（一说已完成），未能出版。按月寄给中基会的原稿不知下落，只有前22章部分残稿存世（参见施蛰存《〈戴望舒诗全编〉引言》《诗人身后事》）。1935年，傅东华也开始翻译《堂吉诃德》，主要以1742年杰伐斯（Charles Jervas）英译本为底本，在上海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丛刊连载过部分，名为《吉诃德先生传》。后傅东华完整译出上部52章，1939年由战时迁往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译本广为流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4月发行了第五版，也是最后一次重印。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确立了出版专业化、分工合作的方针。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范围调整为科技类，出版部迁往北京，后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中央级的文学类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成立，作家出版社为人文社1953年起使用的副牌之一，版权页上的社址都是东四头条胡同四号。朱光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书店是一回事”便是此意。1954年9月，作家出版社用商务印书馆原纸型重版了《吉诃德先生传》，改为精装本，删去原序和后记，译者改署笔名“伍实”。傅东华是上世纪30年代文坛活跃人物，但在鲁迅笔下形象不佳，隐去真名应是对其身份的顾虑。而再版这半部译作，是出于对《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现实需要。
    1950年，苏联主导的国际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波兰华沙成立，中国也派代表参加。次年，世和会发起“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号召每年纪念适逢诞辰或逝世整周年的名人，传播有助于和平进步事业的世界文化遗产。1952年的四位名人是雨果、达芬奇、果戈理、阿维森纳，1953年为哥白尼、屈原、拉伯雷、何塞·马蒂，1954年为菲尔丁、契诃夫、德沃夏克、阿里斯托芬。到1955年，在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四名人之外，纪念对象扩大到作品，包括惠特曼《草叶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和印度阿旃陀壁画。中国积极响应世和会号召，每年举办展览会、报告会、音乐会等一系列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推动了相关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54年，罗念生与杨宪益、周作人（署名周启明）合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由人文社出版，扉页标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阿里斯托芬诞生二千四百周年筹备委员会特印本”。同年作家出版社重版的《吉诃德先生传》书衣上印有“世界名著‘草叶集’出版百周年、‘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1955年，人文社又将楚图南旧译《草叶集选》修订再版，精装本扉页也印有相同字样，均是用于纪念活动。
    1955年11月25日，《草叶集》出版100周年、《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中外各界1300余人出席，由茅盾主持，周扬和美国来宾、西班牙来宾都做了专题发言。同日，北京图书馆还举办展览，展出十一种语言的《堂吉诃德》版本。大会前后，各大报刊发表了多篇评论，将《堂吉诃德》定位为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杰作，具有人民性，反映阶级矛盾，充分符合上世纪50年代文学审美。高规格纪念《堂吉诃德》的热潮中，一直阙如的中文全译本也成了外语工作者的目标，朱光潜信中提到的叶君健便在为之努力。叶君健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爱好世界语，笔名“马耳”源自他早年用世界语发表的作品。1945年，叶君健进入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旅英期间，他数次赴欧洲游历，自学了多门外语。1949年底回国后，他到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工作，并创办英文丛刊《中国文学》，旨在将中文作品译为英文向国外宣传，1953年调入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1955年4月，叶君健从丹麦语译出的《安徒生童话选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印，作为安徒生诞辰150周年的纪念。这一年，他还撰有两篇评介《堂吉诃德》的文章，已着手翻译。有着丰富翻译和创作经验的叶君健应是继戴望舒后最有希望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贡献出一部经典译本的人，但他也未竟其功，原因是人文社给出了否定意见。
    1957年鸣放期间，叶君健在《文艺报》发表《谈文学翻译的劳动》，重点讨论出版社对待翻译的不合理态度，批评有出版社不了解译者和作品情况就盲目约稿，对译稿只是“抽查一下”，“单凭个人的爱好，扣扣字眼就定取舍”。又以自身经历为例说明编辑审稿的草率：“两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审我译的‘堂·吉诃德’的一部分初稿时，曾经两次正式用公函指出我的分段不符原作。事实上，两三百年以前的作品是很少分段的，正如我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原先并没有什么分段一样；分段完全是后来由校订者或译者主观地作出来的，根本谈不上符合不符合原作。”耗费心血的译作束之高阁，叶君健耿耿于怀，1983年在《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后改名《谈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入文集）中更详细回忆道：“五十年代初期，有个出版社约我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所根据的是西班牙皇家学院通讯院士、巴塞龙那大学文学教授马丁·德·里克尔（Martín de Riquer）订正的，一般西方大学用作教材的版本。我译完了第一部，第二部也译了好几章。出版社要我送一部分译稿去审阅。”但出版社没有懂西班牙语的专家，只根据法译本和英译本审稿，发现叶译同英译相近而同法译相差太远，认为法语和西语两种语言应更接近，由此断定译文不准确。叶君健认为审稿人使用的Putnam英译本忠实原著，而Francis de Miomandre的法译本将原文随意支解，以此为标准审阅中译文便造成误判。他未完成的译稿在文革时全部被毁。
    朱陈1951年从安徽大学外文系毕业，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当时这所学校刚从干部训练班改办正规大学不久，专门培养财经政法人才。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将东北人民大学建设为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从外地抽调了一批骨干来充实师资。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杨振声被调往东北人大主持创办中文系，同时从北大调来的还有冯文炳（废名）和两位青年教师。杨振声和废名上世纪30年代都是“京派”文学同人，1937年曾与朱光潜一道创办《文学杂志》。东北人大成立中文系后，朱陈也转入任教，负责外国文学。他将兴趣投向《堂吉诃德》，想要动手翻译，应在这部小说成为热点之后，最可能的时间是1956年。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在鼓舞之下积极投身研究，科学文化事业迎来繁荣。各高校纷纷举办科学讨论会，制订科研规划。1956年4月，高等教育部将各校教师上报的选题汇总刊印，其中朱陈的研究计划为“欧洲文艺复兴期文学”。次年4月编印的《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题目汇编》收有朱陈的两项选题，一是在1957年上半年研究“宗教迫害在《堂·吉诃德》创作上的体现”，二是用1957年全年进行“《堂·吉诃德》第二部翻译”。朱光潜信中说，从图书馆借出的英译本“如无人借，到暑假后还都可以”。若此处释文无误，这封信似应写于1956年春季，而非《朱光潜年谱长编》记载的11月23日。11月借书，到次年暑假后相隔近一年才归还，未免不合情理。
    在1957年的高校研究选题中，除朱陈外，武汉大学教授朱君允也计划翻译《堂吉诃德》下部。朱君允1920年代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到美国布林莫尔学院留学。1942年，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时，将她聘往武大担任女生管理，并在外文系兼课。朱君允从此留在武大。1952年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英文组合并到中山大学，只保留俄文系，朱君允转做行政工作。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之际，她也想要回归专业，同样瞄准了这个中国翻译史上的空白。但1957年的政治形势逆转，《堂吉诃德》的翻译随之成为泡影。朱陈1958年调往新成立的合肥师范学院，也没能实现这个对他而言显得不切实际的计划。
    1959年3月，人文社出版了傅东华译《堂吉诃德》全译本，上部将旧译全面修订，下部为新译，仍据英译本译出。《堂吉诃德》在1959年已有全译，也可见朱光潜这封信不是写于1960年。1958年，中宣部指示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交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由人文社出版。后又增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成立“三套丛书”编委会。编委会1961年制订出编选计划，外国文学古典名著丛书暂定120种，四年出齐，《堂吉诃德》也在其中，指定文学研究所的杨绛翻译。杨绛晚年回忆，她在1956年出版的主人公为西班牙流浪汉的译著《吉尔·布拉斯》受到好评，编委会于是将《堂吉诃德》的翻译任务交给了她。她在比较英、法译本后，决定从原文直译，从1958年冬开始从头学习西班牙语，1961年着手翻译，但因文革中断（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1978年，首个译自原文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终于在杨绛手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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