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我给老同学猴子——孙绍振发微信，祝他全家新年快乐。很快来了回复：“今年猴子不快乐，还没有转阴。胃口不好，精神欠佳，血氧也不够标准。”农历除夕那天他发来好消息：“医生说，他主治区里我是恢复得最好的。目前在家躺平康复。有生以来，第一次一天到晚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看天花板，享受无聊！”他难得有空闲，我就在微信上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笔聊不过瘾，猴子又发过来一大堆文章，有他自己写的，也有人家写他的。其中有谢冕的《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开一个美丽的会》，那是为庆祝绍振八十大寿而举办的学术思想研讨会的祝词。谢冕像久经风雨、见多识广的老大哥在夸奖自己的小老弟：“孙先生的生命是一道奇美的风景！”谢冕的用词很精准，不是“美丽”，而是“奇美”，让人浮想联翩。
1952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招生数量有限，大学生录取名单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两年后，大学招生人数多了些，录取名单由各大区党报分别登载，华东区的登载在《解放日报》上。那时大学生很稀罕，校徽含金量很高，挂在胸前是很神气的。孙绍振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禁不住大喊一声：“阿拉是大学生哉！”弄得他妈妈大吃一惊。妈妈知道他有点骄狂，但是有本钱，脑袋灵光。孙绍振觉得不用功而得到好成绩才算“大王”。他曾经和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别苗头”，不但比谁成绩好，而且比谁“不用功”。考生物学（那时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前一天是礼拜天，三四个向往称“王”的同学相约比赛，上午到昆山亭林公园痛快游玩，留下半天复习。考卷发下来，他得了99分。老师特别批评道：“孙绍振，你字写得龙飞凤舞，扣你一分。”
这应该是猴子“奇美的风景”的前奏。
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的大喊一声，则是这道风景豪迈的画外音。
他就这样带着奇美的豪情，进入北大燕园，但没几天就豪迈不起来了。他发现，55级有本钱、比他豪迈得多的同学比比皆是。张炯曾是闽东游击队的政委，孙静是热河省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谢冕已经是诗人了，张毓茂是拒绝保送到苏联留学而选择了北大中文系……猴子没有感到丧气，没有感到压抑，相反，感到和这样高水平的同学在一起，水涨船高，剩下的本钱就只能是中学时代不屑的“用功”了。
北大教授学识渊博，令孙绍振心气大涨。高名凯先生上第一堂课，光是外语的例子就涵盖了俄语、英语、法语，还有什么斯瓦希里语、古高地德语，等等，闻所未闻。听不懂，谁敢讲出来啊，谁让你来北大的！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英语学了9年，大学必修的是俄语。他默默地继续学英语，还选修了法语，随身带一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俄英法词典。
他心雄万夫，不但新中国这一代要追上，还要超越老一辈。全系那么多泰斗极的教授，让他震撼的有杨晦、吴组缃、朱德熙，以及当时还是讲师的吴小如，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他写信给系领导：请朱光潜来讲美学。信自然是石沉大海。
政治课本里有一章是讲唯物辩证法的，太简单。他认定，中文系缺少一门真正的哲学课。他不指望系里会立马找到合适的人选，还是自己去打听吧。那时李希凡是大红人，他就写信给李，请教如何学哲学。不知何故，杳无回音，他就不再等待，自己去啃经典。先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那真是难啃啊，光是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就比正文还要长。硬着头皮读完了，读正文，很快又读不懂了。那是个冬天，靠着暖气管，读了好多遍。他在自己看准的事情上，有一股和他漫不经心的外表不相称的韧性，就是用这样的韧性，他最终读懂了。他很开心，对自己说：“孙绍振，你这鬼猴子，现在可以偷偷对自己说：‘阿拉懂得马克思主义哉！’”
孙绍振的“奇美”还在于他的“猴性”，谢冕说：“他总要找机会彰显自己的言行与众不同。每天下课回来，他总会在走廊里高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也会用尖细的、公鸡一般的嗓子唱俄国歌。这时，同学们都露出笑容：猴子回来了。孙猴，这是同学们对他的昵称，不仅因为他姓孙，而且因为他不安分，总想大闹天宫。”须知，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年代，所以，他是不同凡俗的另类。他喜欢漫不经心地画画，不管是在课本上还是笔记本上，常常即兴“插图”，还说是从普希金手稿上学来的。被批评了，他轻松愉快地表示：坚决改正。脸不红，心不跳。
谢冕说他“自我感觉永远良好”，就是因为，他觉得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心地光明澄澈，活得明白，这是大事，其他一切都是鸡毛蒜皮，因而对批评他的同学心无芥蒂。他大大咧咧，散散漫漫，随随便便给人家取绰号，什么“大笨蛋”啊，“二寡妇”啊，字面如此恶毒，但是，居然为全班通用。此呼彼应，其声亲切，如兄如弟。即使如今他已年过八旬，我仍觉得叫他“猴子”，比叫他“孙教授”“孙老师”要亲切得多。
那时我高孙绍振一年级，对他最深的印象是聪明、善辩、爱说话。他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说话。他说得比想得快，还没有想清楚就脱口而出的个性，使他当年最亲近的人都担心他永远是个长不大的缺心眼的男孩子，而不是个能依靠一辈子的稳重的男子汉。
尽管老挨批评，但他感受到的都是来自班集体的温暖。他和一个好友刘俊田，就是那个被他叫做“大笨蛋”的，常常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争论，话追话，不免有些过头。他和党支部书记费振刚也有过激烈的辩论。孙绍振口齿伶俐，滔滔不绝，把费振刚气得张口结舌，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发白。后来，这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处境艰危，日夜悬心，但刘俊田只字不提那些过头话。费振刚则为他定性：孙绍振是思想上一时想不通，不满，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在孙绍振的回忆文章中，“好人，大好人”还有团支书阎国忠。他们同宿舍，平日里孙绍振和大笨蛋的争论，阎国忠都在场，但是，他一直若无其事。
一次，南斯拉夫大学生歌舞团来演出，班上只有几张票，费振刚把自己的一张票给了他。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谢冕把他提拔为诗歌组的组长，1959年他追随谢冕应《诗刊》之约撰写《新诗发展史》，在《诗刊》上连载。毕业时，他还留校当了研究生。
他的自尊、自信，以及他的“猴性”，又这样慢慢地活了过来。他又开始口无遮拦，又神采飞扬、滋润起来。一大早起来又在走廊里引吭高歌，弄得那些爱睡懒觉的同学恨得牙痒痒的，在他的房门上贴小字报：“每晨必闻歌声，其声如鸡。”不过这回，他更潇洒了，旁若无人，双手插在裤袋里，学着马雅可夫斯基，跨着“两公尺的大步”。
一些欣赏他的人，虽然觉得他不过是小聪明，不一定有什么大才气，但也禁不住不时为他担心：如此不知忌讳，不通人情世故，天真烂漫，在55级班上被宽容惯了，到社会上难免会碰钉子。费振刚、谢冕、张炯是不是把他宠坏了？
大学毕业二十年后，谁也没有想到，孙绍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受到“围攻”之前，张炯给他“通风报信”，还是称他为“孙猴”，可惜为时已晚，他便以拜伦的诗句回答：“爱我的，我报之以叹息。”
在为庆祝他八十大寿而举办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上，身患重症的费振刚托夫人带来了祝词，只有一句话：“孙绍振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多少年后，从北大中文系55级二班“温室”走出来的他，不但“猴性”不改，而且把55级的温馨传统发扬光大，对处境困难的学生极其爱护，尤其是对他看得上眼的有才华的苗子，多少也有点“猴性”的学生，如陈晓明、谢有顺，爱护起来可以不顾一切，在许多人士看来，甚至有点狂热。
我想，这是谢冕所说的孙氏风景的“奇美”中最深刻的“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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