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20日晚，受邀访华的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徐志摩同行，欢送者有林徽因等人。火车即将开动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痛苦不堪的徐志摩在车厢里草撰一封信，拟给林徽因。可信未写完，车已开动，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一把将信抢过来，代为保留。梁锡华在《徐志摩海外交游录》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
    翌年泰戈尔来华，恩厚之同行，徐志摩跟他就混得更熟了。当时徐志摩对林徽因追求之心未死，但林徽因已非正式地许配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在那些日子常对恩厚之倾诉心中的苦情，把他看如手足弟兄。对于这段凄黯的罗曼史，恩厚之事隔数十年记忆犹新，在英国与笔者谈起往事时，仍唏嘘不已。他藏有徐志摩写的一页残信，内容如下：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据恩厚之说，这是林徽因在北京车站送泰戈尔一行人往太原时，徐志摩在火车上匆匆书写的，还没有写完，火车已开行，他也来不及交给林徽因；恩厚之看他伤感，就把这信抢过来收在他自己的行囊里，以后就一直由恩厚之保留起来。（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台湾《联合报》1979年8月4日-8月8日）
    对恩厚之保留起来的这封残信，秦贤次的看法是：
    梁思成宁愿提早单独赴美留学，而不愿与其弟思永一起于8月22日跟清华当届众多毕业生同去，时间大概决定于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问北京期间。当时梁启超目睹徐志摩与林徽音经常一起陪泰戈尔四处走动，形影不离，生怕两人旧情复燃。因此，急忙安排儿子及未来媳妇两人提早出国留学，避免留下后患。徐志摩直到是年5月20日晚10点多，欲陪泰戈尔前往山西太原，才由来车站送行的徽音口中得知留学事，急忙在火车上写了一封离别情书。（秦贤次《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
    秦贤次的“林徽因在车站告知留学”一说，并没有文献佐证，而且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徐志摩信中说的“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在火车站送别的仓促时刻，是容不得他踌躇再三的。我们来看看韩石山的解释：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林徽因向他摊了牌，说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她已考上半官费生，下个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分手后的痛苦一直没有得到发泄，两天后再次相见，纵然是当着那么多送行的人的面，他还是忍不住写了这封直抒胸臆的信要亲自交给她。真是疯了。
    韩石山的解读相对合理，不妨再寻些证据，以便坐实此说。徐志摩给泰戈尔写过一封信（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419-420页）：
    敬爱的老戈爹：
    林先生和你的阿俊那正在出来赎你，要把你从温泉的热烈拥抱中带回来。你要原谅我拉替身，因为我明晨要去看大夫。今天我已好得多了。我们一起去散过步，也欣赏了苍茫的暮色。我想我身体会康复过来的，到时跟你出门应该没有问题……
    谨致
    爱忱
    素思玛
    周六晚
    对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虞坤林《志摩的信》定于“1924年5月××日”，邵华强《徐志摩著译系年》则定于“1924年5月中旬”（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页），均为5月，却无具体日期。根据信中“要把你从温泉的热烈拥抱中带回来”，联系《顺天时报》说泰戈尔“故于前日（指5月12日）在真光讲演之后，即携其门人等赴西山休养，定于下星期日回京”（《顺天时报》1924年5月15日，第7版）之语，以及信末所署“周六晚”，可知第二天，即星期日早上，徐志摩委托林长民与张歆海（信中的“阿俊那”指张歆海，因张歆海在新月社上演的泰戈尔的《齐德拉》一剧中，饰演王子阿俊那）去接正在西山休养的泰戈尔下山回京。经查，1924年5月17日是星期六，此信当写于5月17日晚，徐志摩之所以要“拉替身”，是因为身体欠佳，“明晨要去看大夫”。
    可是5月17日白天，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等去拜访泰戈尔时，徐志摩还担任“通译”，似乎并无大恙，怎么到晚上突然想起“拉替身”了？回过头看，韩石山分析徐志摩在火车上写的残信时说“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她已考上半官费生，下个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我们便恍然大悟：就在那晚，林徽因向他摊牌了，徐志摩的“明晨要去看大夫”只是借口，他生的是心病，却又难以启齿。林徽因是梁思成的未婚妻，通知朋友徐志摩自己即将赴美留学，合情合理。徐志摩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林徽因和梁思成，但此事确实令他撕心裂肺，于是他再无心思去接泰戈尔，只能临时“拉替身”了。而且，徐志摩这两日的头脑“昏沉沉的”，无法参与翻译工作——5月19日泰戈尔出席“尚贤堂”的中外各教联合会欢迎会，并作演说，担任翻译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张钦士，徐志摩似乎没有出席（见《国际公报》1924年5月24日，第2卷第26期，第23-33页）。直至5月20日晚，他才如约“出门”，陪同泰戈尔赴太原，临了，还神经兮兮地给林徽因写了这封悲恸欲绝的信。
    韩石山在分析了徐志摩的残信后，又说：
    20日这天，徐志摩还写了一首诗，是在此信之前还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说了。感情总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从一连串的“去罢”看，当是列车开出之后，在去太原的路上写的。诗名就叫《去罢》，全诗是这样的——
    去罢，人间，去罢！/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去罢，人间，去罢！/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去罢，青年，去罢！/与幽谷的香草同埋；/去罢，青年，去罢！/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罢，梦乡，去罢！/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去罢，梦乡，去罢！/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去罢，种种，去罢！/当前有插天的高峰；/去罢，一切，去罢！/当前有无穷的无穷。（韩石山《徐志摩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28-129页）
    韩石山对《去罢》的写作时间，显得摇摆不定：先说写于20日；接着说“是在此信之前还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说了”；又说写于“去太原的路上”，就是在那封残信之后了。这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徐志摩传》里，韩石山没有说明《去罢》的写作时间，但在他编的《徐志摩全集》里有“载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题为《诗（一首）》；又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晨报副刊》，改此题”[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四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51页]。邵华强《徐志摩研究资料》则说“载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题为《诗（一首）》（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页）。
    经查，《诗（一首）》发表于1924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第16页，应以韩石山为是。作者署名“徐志摩”，内容与《去罢》全同，诗末署写作时间为“七月十三日”。据此可知，这首诗与必须“离别”的烦恼毫不相干。
    然而，正如韩石山所言，这首诗又发表了一次，改名《去罢》，发表于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镌》第一三八号，作者署名“徐志摩”。蹊跷的是，诗末居然署“五月二十日”，和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的写作时间迥然不同，这或许是韩石山摇摆不定的原因吧。同一首诗，先后在两份报刊发表，用现如今的话说是“一稿两投”，这对徐志摩而言，或者对绝大多数作家而言，都是极少见的现象；更荒唐的是，第二次发表时，居然修改了写作时间。于是同一首诗，在短短两个月内，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写作时间。
    这个特例，是否可以视作徐志摩的刻意为之——他为了强调“去罢”、强调“五月二十日”。文言文“去”的意思是离开，“去罢”就是“离开吧”，和那封对“离别”肝肠寸断的残信是紧紧相扣的。故徐志摩不惜把发表的旧作改题再发，以此作为“离别宣言”，来表达自己梦幻破碎时的绝望。
    这件事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极大的。约一年后，1925年3月11日，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阁的阁的响着，W 还大声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确）；但我那时虽则不曾失声，眼泪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时怎样的心理，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见《志摩的信》，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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