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最擅长写短篇小说，有“短篇圣手”之美誉。他去世后，他的家乡温州为纪念他，与《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名设置了“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林斤澜在文学上的建树毋庸置疑，但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我父亲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与其共事，对他颇为了解。根据父亲记录的几则与他有关的日记，我想还原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林斤澜。
    身处异地怀想故乡
    我父亲是于1962年8月自人民大学文研班毕业后，调至北京文联创研部的，分配给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文联专业作家的创作、学习和生活。为与作家搞好关系，更是为了直观地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父亲来到文联没多久，就一一拜访了这些作家。
    我家早先还住在东交民巷3号，林斤澜则住在崇文门外幸福大街北11楼。平日里父亲很少往那边去，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转了好几圈，“正找不到目的地时，他却在汽车站上高声招呼我，手中还拿了一把雨伞”。原来，林斤澜接到父亲要来拜访的电话，已经在车站等半天了，“见天要下雨，又回去取了雨伞来”。只这一个微小的举动，就把我父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其实，父亲很早就知道林斤澜的大名，去人大文研班进修前，父亲曾在《北京文艺》干过一年多编辑，在那里就知道，林斤澜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经写出不少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如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春雷》《采访》等等。林斤澜后来结集出版的小说集《春雷》《飞筐》，更是让他名动天下，在全国文坛获得极高声誉，以至于老舍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平日却显得如此随和、谦恭，这确实是父亲没想到的。
    到了林斤澜的家，两人一深聊，说起各自家乡，一个是浙江温州，一个是江苏宜兴，都是解放前就出来干革命，现在又都在异地北京闯荡，年纪也都是三十多岁，就更感觉彼此十分投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父亲一直对林斤澜抱有好感，不管是对他的人品还是作品，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上也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就像这一次见面，谈至深处，林斤澜向父亲敞开心扉，说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心里话，父亲也难得写进了日记里：
    林斤澜谈到他经老作家提意见后，准备尝试一下写写长篇，写长篇他不打算写农村题材，因为一是自己主观上认识不清，一是客观上形势变动很快，写起来比较困难。还是打算写个青年开荒的题材，他说他老家温州大陈岛，在解放前夕全部居民被迫迁去台湾，解放后，领导上组织很多青年去重新开辟，现在很繁荣，特别是渔民，每年来往有20多万人。他对此很感兴趣，希望组织上能帮助他前去。
    从1959年开始，林斤澜就在京郊门头沟一个叫黄土岗的公社做一名大队干部，几年下来，对农村的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正是在农村体验生活后的结晶；可如果把这些体验扩展成一部长篇，林斤澜却犹豫了。从这一点来说，林斤澜是聪明的，是谨慎的，对自己的作品有长远考虑。至于大陈岛，它紧挨着林斤澜的家乡温州不远，位于浙江台州市的东海海滨，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鱼虾非常丰富的海岛，若谈起过去的历史可以讲出很多。他很希望到那里体验生活，为自己的家乡写一部长篇小说出来。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林斤澜这种美好愿望未能实现，但他一直不忘家乡，始终怀揣为父老乡亲做一点实事的这颗心，很让人动容。
    病榻上的执着
    一个人拥有才华，是上天赐予他最为珍贵的礼物；但他也可能由于健康问题，被上天随时收回去这份礼物。是要才华，还是要健康？林斤澜也曾面临这种两难的抉择。
    1960年底，可能是在农村过度劳累的缘故，在从门头沟返回城里的一次体检中，林斤澜被查出患了心肌梗塞。当时林斤澜只有37岁，年纪轻轻就得了这种致命的病，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在随后的两年，仍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剧本。1962年上半年，北京文联还连续开了三次林斤澜作品座谈会，老舍、冰心都参加了，并给予他的创作高度评价。可就在林斤澜一帆风顺、踌躇满志的时候，病魔又一次找上了他。1964年，他再次突发心肌梗塞，在死亡的边缘游走了一回。林斤澜这次得病，我父亲也非常着急，在当年3月23日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
    为了斤澜的病，跑二医院问过大夫，星期一又跑北京医院问过王志芸大夫，回答使我很满意。病是很讨厌的，过期性心肌梗塞，在过度兴奋、刺激、过劳等多种因素下，都有复发的可能，因为血管已相当硬化了。如第二次复发也许有生命的危险，故在饮食、工作、药物治疗方面，是要积极谨慎治疗，在战术上重视它。
    但又不能为病情吓倒，好像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了似的，只能作作内勤算了。如果看得过分严重，心情过度压抑，又何尝不会使病情更恶化呢？只要注意别过劳，别刺激兴奋过度，再从积极方面治疗，心胸开朗，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应相信此讨厌病总有一天会治好的，应在战略上藐视它。
    王大夫的一夕谈，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看来要劝老林读读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论述。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出，当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确实把林斤澜吓得够呛，并带给他很大的心理压力，他甚至都不想费尽脑筋再写下去，在文联干点内勤就算了。但是经过父亲，还有许多关心他的人的耐心解劝，包括他自己逐渐放平心态，保养身体，最终还是战胜了这层心魔，继续从事他心爱的创作事业，并在新时期又写出大量高质量的作品，一直活到86岁高寿才去世。
    热心扶持业余作者
    林斤澜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爱给他插上一双文学翅膀、让他的理想可以自由飞翔的北京。
    他成名后，时刻不忘为京城的文学事业尽一份力。他去高校，给师生们讲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在报刊上，跟读者分享宝贵的创作经验。当知道北京业余作者的底子薄后，他又主动向文联领导请缨，愿意以“一带一”的形式，带动他们更快地提高文学水平。林斤澜过去就经常与热爱文学的青年联系，像丰台有个叫白唐（原名刘雨田）的年轻人，林斤澜一直在帮他搞创作，有时晚了，就住在他那里。东单还有个叫舒立真的女工，也很喜爱文学，林斤澜和她家算是离得近的，更是经常去她家，帮助她创作。在一次作协座谈会上，又谈到该如何帮助业余作者提高的事，林斤澜马上举手发言：“我自告奋勇，如农村孟广臣，我就很愿与他联系，可惜路远。别人也行，很愿与他挂勾，互相有好处。”
    这里提到的孟广臣，1932年出生，京郊延庆人，毕业于河北省宣化师范学院，那时在延庆山区一所小学当教师。如果从1950年参加工作算起，他在那里一干就是20年，后来调到延庆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副研究员。他从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创作短篇小说。林斤澜因为是写短篇小说的，很早就发现了他，若不是对方住在延庆路途太过遥远，林斤澜这么爱惜人才的人，少不了会经常到他家，倾囊相授。
    在那次座谈会上，林斤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群众创作培养，过去有两个缺点。一是时断时续，无专人抓……一是文化宫限于工人、农民，教员管不了……业余必须抓重点，个别和他好好做工作。”林斤澜刚说完，在旁边主持会议的老舍就点头赞同，马上应和：“咱们委员一人挂一个勾，不就得了，只要有兴趣，一人挂一个，就有可能真正出来几部著作。”
    后来，北京作协依照林斤澜和老舍的点子执行，加强了对业余作者的培养，果然很快见出成效，培养出像夏红、孟广臣、李学鳌、韩忆萍、王恩宇等一批作家、诗人。还是以孟广臣为例，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王来运经商记》《在长城那边》《三个属羊的男人》，还有故事集《长城脚下的传说》《八达岭史话》《八达岭景物故事》。到1980年，他又成为北京作家协会的一名正式作家，算是为北京热爱文学的业余作者争了光。
    林斤澜为群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注定会在北京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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