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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国之于世界的真切景象——读《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

http://www.newdu.com 2023-07-20 文学报 张蕾 参加讨论

    


    陈西滢,现代文学家、学者、外交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陈西滢名声大噪,得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现代评论》杂志的“闲话”栏目发表系列文章。1928年6月新月书店出版《西滢闲话》,乃为陈西滢的代表作。此后陈西滢执教于国立武汉大学,1943年赴美国,1944年到英国,开始他文化官员的职业生涯。
    已有陈西滢相关研究和传记,对陈西滢四十年代在英美的文化活动缺少具体呈现,傅光明教授编注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下两部,细致呈现了1943年至1946年陈西滢的生活工作情况,是研究陈西滢、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英美的文学文化活动、研究抗战时期与战后中国外交的重要史料。
    日记详细记述了陈西滢在英美与诸多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其中有他在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周鲠生、王世杰、刘笃生等人,有他在北京时期的友人胡适、叶公超、张歆海等人。周鲠生、王世杰、胡适等当年在北京与陈西滢一起创办和经营《现代评论》,交谊深厚。日记对这些旧友的记述较多,同时也记述了新朋,和因工作事务而发生交涉的诸多人物。
    1944年3月16日的日记道:陈西滢从美国到加拿大,“写了数个画片寄笃生,朱士嘉,适之,卓敏等”。1944年4月14日,陈西滢初到英国,专门为李卓敏买了pipe(烟斗),可见他和这些朋友之间的良好情谊。刚到英国,各方面都不熟悉,住所、吃饭乃至生病,给陈西滢提供各种帮助的除了叶公超,要数周书楷。周书楷是英国大使馆专员,是顾维钧的助手,也是陈西滢到英国后新认识的同事和朋友。因职务关系,周书楷与陈西滢有较多接触,1944年3月27日,陈西滢胃痛难忍,只有周书楷来了又来,还给他买药,这是他们的初交。相比之下,日记对顾维钧的记述就显得官场很多,或许是因为顾维钧身居要职的缘故。
    陈西滢日记记述中外各种文化人物、外交官员,保留了一段相对真实的历史面影,这是其重要价值所在。1944年10月9日的日记道:“叶君健到了。他是英国宣传部请来,这一年内到各地去演讲中国,明年起由British Council送他一个Scholarship在英读两年书。他是由Culcatta飞来,五天便到Dorset,今天方到伦敦。”这是对作家叶君健人生履历的一段可靠记述。1944年3月9日的日记写道:“访王际真,谢他送我一本他译的Contemporary Stories。他又送了我一本Traditional Tales。他说他译的阿Q,只销了七百本。《红楼梦》也只有三千多本。一本书销不到二千元,简直谈不到版税。他在哥校任Assistant prof.,年俸只有3600,是起码薪水。”后来的日记几次提到朋友们谈论王际真的翻译,都带有嘲讽意味。王际真是美国汉学界的奠基者之一,学界对王际真的中国文学翻译评价很高,日记却提供了这位汉学家另一真实的形象,是可贵的史料。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可以纠偏一些通常的认识,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通常认识中陈西滢是1943年到英国去的,而西滢日记清楚记述了他由美赴英的全过程。1944年3月14日晚八点一刻乘火车离开美国,3月15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其后去了不少地方。3月21日上午十一点坐军用飞机飞往英国,半途因飞机故障,颇有耽搁。3月24日上午十一点半抵达英国苏格兰埃尔郡的机场,晚上坐火车,3月25日上午九点半火车抵伦敦,到大使馆报到。陈西滢正式到英国赴任是1944年3月。这些生平经历和细节,如果不读他的日记,是难以知晓的。
    作为互鉴的史料,书中的日记和书信可以对照来读。陈西滢和他的独女陈小滢的通信、沈从文致陈小滢的信,都可以与日记对读。1944年5月6日西滢致小滢的信中,讲述了参观莎士比亚故乡的事。日记4月21日详细叙述了陈西滢参观Stratford(斯特拉福德)的整个过程,和书信对读,可知陈西滢对莎翁的专业认识。1944年11月24日日记,写到沈从文的信,1945年6月15日,又写到沈从文的信,都是节略的记述,可和沈从文致陈小滢的整封信对读。西滢日记对所记人事较少议论和抒情,而书信行笔所至,常带感想,这两种史料对读,可以展现历史、人物、事件的立体面貌。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所记人事众多,要理出头绪颇为不易。所记人物中,萧乾可作为一条线索。1944年4月4日,萧乾第一次在日记中出现,此时他准备离开剑桥大学,正式成为《大公报》的驻外记者,“到伦敦来做《大公报》访员,设通讯处”。此后,陈西滢便经常能在英国读到《大公报》了,如1945年1月15日,陈西滢去《大公报》社,萧乾把登有小滢从军一段消息的《大公报》送给西滢。1946年3月22日,西滢与萧乾道别,萧乾回国。萧乾的行踪大致贯穿陈西滢在英的大部分日记,其中萧乾和王树藏、谢格温(Gwen,陈西滢秘书)的婚恋,也可成为西滢日记的一条有意思的线索。
    陈西滢在外,经常和妻女通信。从美国到英国,日记中经常提到给“华与莹”写信,或者收到她们的来信。信件内容日记或不记或只记概略,可由书中所收陈西滢与陈小滢之间的通信来对读补充。这些通信讨论的一项重要事情是凌叔华与陈小滢的出国问题,这也是读取西滢日记的一条重要线索。从1943年西滢在美国和“华与莹”通信,到1946年7月30日,收到凌叔华的信,叔华和小滢即将动身赴美,由美国转程至英国。1943年至1946年的西滢日记因此有了一个自然美好的收尾。
    还有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是陈西滢出使英美的工作,这是日记的主要内容,其中C.D.S.和C.I.是陈西滢在美英工作的两个主要机构。大使馆之外,C.D.S.(Chinese Diplomatic Society中国外交学会)是陈西滢在美国的主要工作地点。1943年6月7日,陈西滢和吴景超到C.D.S.:“在那里五楼有我们的一间房。这是一间大房,靠墙放了八张桌子,两个书架。因为面积大,又是在屋顶,而且工人出进门常开,所以虽是有一个air conditioned器具,仍是很热。说明天可以加装一个。旁一个小房,是刘锴的办公房,和书记打字员的房。”刘锴是驻美大使馆公使,当天下午在C.D.S.,宋子文与陈西滢、刘锴、吴景超等人谈了话。1944年3月18日,陈西滢由加拿大转赴英国,他特地到访加拿大的C.D.S.,这是他理应报到的地方。
    西滢日记提到了很多文化机构,C.D.S.之外,还有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等等。这些机构有的已经存在,有的正在筹划之中,都与陈西滢在英美的工作职务密切相关。1944年4月12日的日记道:“C.I.的对象是智识阶级。中国人都是官吏及学生。……C.C.的对象都是一般的人,学生以至海员,饭店的伙计。英国人也要是一般普通人。他们曾登一广告,给予英人学习华语的机会。应召而来的便有二十余人。他们可以开华语班,同时可以开一个英语班——给予华侨们一个学习英语的机会。”这类文化机构的日常事务主要包括:招待到来的中国文化人、出版翻译书籍、宣传两国文化、演讲教学座谈、中外文化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中国留学生事务等,也包括一些政治外交事务。西滢日记的内容主要就是记录这些,因为他是中英文化协会在英的负责人。
    西滢日记经常谈到的China Institute(C.I.中国学会)即中英文化协会的驻英机构。在美国,他与朋友们就对C.I.有一些讨论。1943年6月8日夏晋麟来,谈China Institute的创设:“他们原定一个学期演讲多少次。第二学期到另一城去repeat,第三学期再换一个地方。一方面与英国人士交接,一方面管理留英学生。”这是拟定C.I.的最初职能。一开始张歆海应聘负责C.I.,但到美国后因旅费薪金等问题,张歆海不愿去英国赴任了。陈西滢到英国后,便主要负责China Institute的工作,也就是中英文化协会在英国的事务。
    1933年10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为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和杭立武等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英文化协会。王世杰任会长,杭立武为干事、委员兼秘书。陈西滢在日记中经常记述他“写信与雪艇、立武”,即同时给王世杰、杭立武写信,虽没有交代信件内容,但可推测大部分谈论的应该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在英事宜,即China Institute的工作任务。
    1944年4月5日,陈西滢至英国后第一次到Garden Square十六号China Institute去访问。“代理秘书Richter不在。由他的女书记领我们看了一看地方。楼下是阅报室,有当天的报多种和杂志。沿墙也有不少书籍。里面有写字室,只有桌子,没有笔墨纸张。最里面是University China Committee的办公室。Richter与两位女书记都在内办公,还很宽敞。二楼是会场,可以坐八九十人听演讲。平时室内放一张台球桌子。三楼一间为图书室。一室是director的屋子,内有桌子两张,电话。现在由中国同学会的会长在内办事。另有一小间为学生会。据说四楼是仆役所住。从前听说director有睡房,不知在哪里”。这是日记详细描述C.I.陈设的一处。除了C.D.S.,日记对其他文化机构的描述都没有如此详尽,可见C.I.的重要性。
    与China Institute相对的机构是British Council,一为中方机构,一为英方机构,两处机构交涉频繁,陈西滢经常在两者之间往来周旋。1945年2月19的日记记录了外交部的一条训令:“是关于中英文化合作的方案,是教部所拟。其中办法八条,如设文化讲座,交换教授,交换学生等等。是八月所拟。训令是十二月到此。现在方提出。顾少川批了要钱与我,合同与British Council交涉,劝听他们的意见,再复部。”由此可见C.I.的主要职能,及其与国内政府部门、与英方之间的相互关系。
    China Institute日常多设演讲,日记对这些演讲常有记录。1944年12月14日,陈西滢用了较多笔墨谈Joseph Needham(李约瑟)关于中西文化的演讲。“今天到的人很多,屋子里挤得坐不下。”这次演讲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意义,西滢日记对演讲内容和演讲情景都给予了具体呈现。西滢自己也要演讲。1945年6月13日他开始写“中国大学”的演讲稿,至6月18日这篇讲稿写完,日记均作了记录。发表演讲也是陈西滢在英国的工作事务之一。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展现了中英文化协会在英国的具体工作情况,特别是其中的诸多细节,是西滢日记的主要内容,十分生动和可贵。从C.D.S.到C.I.,作为中国文化官员,在英美工作的陈西滢依然不失文学家的本色。《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提供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家、知识分子与英美文化界的一段交往历史,不仅弥补了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更展示出中国之于世界的一番热闹纷繁的真切景象。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提供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家、知识分子与英美文化界的一段交往历史,不仅弥补了相关文献资料的不足,更展示出中国之于世界的一番热闹纷繁的真切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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