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启超而言，1922年可谓“演讲年”。除在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学校等教育机构发表学术讲演外，暑期间他先后前往天津、南京、上海、南通、长沙、武汉、开封等地进行讲学，对各地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梁启超1922年的讲学活动，《梁启超年谱》等传记资料均作了简要记述，且有《梁启超1922年长沙讲演述评》《1922年梁启超武汉讲演考实》等文章对他在长沙、武汉两地的讲演予以考证与述评。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梁启超全集》较之旧版全集，增辑了梁氏的大量文稿，其中便包括1922年的若干演说记录。然而由于民国文献的不易搜寻，梁启超的生平史料仍多有散佚，相关史实仍有一些值得申说之处。本文即根据新见史料，对梁氏1922年的开封讲演日程进行考辨，钩沉《梁启超全集》未收的演说记录，并就河南之行的缘起与影响等进行初步探究。
一、梁启超开封讲演日程
1922年9月7日上海《新闻报》已登出“梁启超黄炎培六日往黄州游赤壁，梁准八日赴豫，黄准七日晚搭轮赴宁”的短讯。梁启超确于9月8日晚由武汉启程赴河南，次日抵达开封。据9月12日北京《晨报》登载的“开封通信”《梁启超已到开封》，梁启超与张耀翔、傅佩青9日晨抵郑，河南督军冯玉祥所派代表吴、李两人，十四师所派之副官长，二十四师之副官长均赴郑州迎接，旋即乘车来汴，河南军政商学各界前往车站欢迎。教育界有一师、一中、二中、甲工等校师生，军界为参谋长蒋鸿遇，政界为省长张凤台、政务厅长暴式彬、教育厅长李步青和警务处长刘郁芬，此外尚有数名西人。冯玉祥派人请梁启超先往南关演武厅休息，后至省长公署。午间梁启超至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赴该校之欢迎会并下榻此地。下午赴河道街浴华楼澡堂，晚间至督署与冯玉祥晤谈。因在湘鄂连日讲演，喉咙微痛，故10日全天休息，11日开始演讲，预定的讲题有：1.《怎样才配做共和国民》（各界公开）；2.《教育职业》（教职员）；3.《对于河南教育前途希望》（教育界）；4.《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学生）；5.《青年元气之培养》（学生）；6.《国兵与国民》（军界）。
依据实际的情况，这些演讲会临时作出一些调整。在省立一师的欢迎会上，喉部不适的梁启超不得不发表简短讲话。9月15日上海《新闻报》第6版登有《梁任公在汴讲演记》，刊布了本次演说的大意。因本篇为《梁启超全集》所失收，兹抄录如下（原刊为句读形式，兹重新标点）：
今日因嗓子不好，不能大声讲演，甚对不起。预定讲题中所列之（甲）《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乙）《青年元气之培养》，准于后日向各校演讲。今日诸君既属均在师校肄业，即就师校生之所宜修养者，与应负之责任，约略言之。国家对于师校学生，均较他校为优。如宿膳费之免除，即其一端。人在社会，受一分优遇，即当有一分报酬。他日诸君在教育界服务，宁可报答较厚，不可少薄。不过以现在的生活，任教育职务，小学则每月十数元或数十元，即在大学充职务，亦不过数百元。若与军界人比较，始而连长，继而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一二年间，即可大阔特阔，坐汽车住洋楼者比比皆是。再与作官的当议员的比较，他们往往不多时，弄了许多银元，实在未免相形见绌了。变一句话说，若要不是没出息的人，谁肯干教育界的事？不知此大误也。他们弄钱虽多，物质上的享受，诚然比教育界人快乐，然来的钱多不正当，既受良心上督责，又受社会上攻击。稍一不慎，且要受法律上的制裁。这种痛苦，实在是狠多的。教育界人，吃的是清茶淡饭，自然比鱼翅燕菜是不如的。要知道所吃鱼翅燕菜，最感快乐的只此寸余之舌头，咽下喉咙，与清茶淡饭是一样的。吾人在教育界精神上之真正快乐，岂就此寸余之舌头乎？吾以为天下自利利他之事，实在都比不上干教育的事业。所以在教育界干事底人，总要知道精神上的真快乐，不去与只知享受物质上的快乐者较长短。孔老先生从前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常人看来颜子未免太书痴气了。其实颜子真知精神快乐，所打的算盘，比旁人高一点，不肯牺牲了精神上快乐，去图物质上快乐就是了。末后我还有几句话，要与诸君说说。当君主时代国家的安危全责在君主。遇英明的君主，国家就可太平。若遇昏聩的君主，国家就要危亡。当时的臣民一遇昏君当国的时候，无可如何，就专注重于教训太子。贾长沙所著的《治安策》，对于教太子法，言之甚详，就是这个缘故。现在是中华民国，主权属之全体国民。吾国号称四万万人，若除去没公民权之女子，及未成年之男子，大约要有一万五以上的人负国家安危如从前之皇帝的。现在这国事如此其糟，不用说这一万万以上的皇帝，是昏聩糊涂，无可希望了。所有将来的希望，只有好好培养太子的一个法子。现在大多数皇帝的太子，大约都是春秋鼎盛，天禀聪明。如能培养的好了，一定可以转危为安。不过这一种培养太子，如古时太保太傅太师的责任是谁？自然是舍师范生莫属了。
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曾发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文章《变法通议·论学校四·师范学校》，明确指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梁氏首倡师范教育，主张培养新式师资，注重教师的地位与作用，对教员的职业操守与品德修养均提出较高的要求。师范生是“准教师”，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健全公民的巨大责任。因此，梁启超特意为河南省立一师的学生讲述两个方面的话题：师范生的素养与应负的责任。通过将教育工作者与为官之人进行比较，列举颜回安贫乐道的例子，梁启超旨在强调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人“要知道教师精神上的真快乐”，这不仅是为了报答国家的优待与培养，而且是从教者应有的教育情怀。继而将古今现象进行类比，阐明教育与政治的深刻联系：如果将青年培养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中国的未来仍有希望，国运的昌盛不是空中楼阁。师范生的重责由此可见。
据演讲开篇，9月11日梁启超为开封各校学生安排了《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青年元气之培养》两场演讲。据9月17日上海《新闻报》第6版消息《梁任公在汴讲演纪要（二）》，梁启超11日、12日在模范讲演社共作了三次演说，当时曾由哲学社河南分社安排专人笔录。11日上午先由张耀翔演讲《智力测验》，因有学生喧哗，会场秩序一度混乱。随后梁启超讲《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下午则演讲《教育职业》。晚十时，河南省长张凤台于省长公署设宴为梁氏洗尘，张耀翔、傅佩青、政务厅长常秀山、教育厅长李步青、一师校长谷毓琦等同席。梁启超在席间称赞河南，“言河南为文明开化最早之区，金石古迹，到处皆是，甚盼博物馆早日成立，引起学者研究文化之兴味，日前因教育改进会开会，赴济南，登泰山，见有铜佛四尊，据外人言可谓美术品中最有价值者，然在河南恐此类美术品尤多”。张凤台拿出渑池出土之古陶器令客人赏鉴，梁氏认为极有价值。12日上午，梁启超的讲题为《青年元气之培养》。从文章撮述的大意可知，本次演讲与9月4日在武昌暑期学校的同题演说内容相近。12日下午，第二中校（即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校友会在该校欢迎梁氏，因记者未到，具体情形不详。梁启超在欢迎会上是否有演说，尚待进一步考证。
9月17日天津《益世报》所刊观奕《梁任公在豫之演说纪略》记述了《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教育职业》的演说摘要，分别如下列两段所示：
人在社会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要求知识，一是要养品格。今天的讲题，是《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自动是对他动而言，自律是对他律而言。大凡人当幼稚的时代，及社会未开化时代，在在均须受人制裁。人到成年以后，社会到开化的时候，才能够自动与自律。但是要问为什么才能够自动，可以答遇事当思发出问题。若要再问为什么才能发出问题，可以答随时当善用观察。若进而问为什么要去自动，也可以分答如下：甲为发达个性而自动，乙为发展群性而自动。至于自律的修养，果是如何才能的，也可以分列三种。甲是发挥本性，乙要养成习惯，丙要抑制感情。
这个讲题，是因为去年受过一种激刺想出来的。去年有美国孟禄博士，来中国调查教育，走了四五个月之久。调查的结果，他曾给我寄了一封信，说中国教育是办不好的，因为中国在教育界的人，多非以教育为职业之故。我因而才想出这个题来了。社会上最不好的就是无业游民。我尝有一种感触，见有名片上印了许多官衔，如像某某学校职员，或是督军公署顾问，或是省长公署顾问，我一看就觉得这一个人是很危险了，大概离无业游民不远了。因为这一种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既不能专又不能精，所有职业，全是很无谓的，岂不是几等于无业么？中国从前有个大教育家，就在今日世界上论，也可算是大教育家。诸君道是谁呢？就是孔老先生。孔子当时在鲁国前半生可以说他是个政治家，但他是个反对军阀派的人。鲁国的三家，就是最大的三个军阀家。孔子反对他们，不幸未竟厥功，至于失败，从此逃往外国而去，适卫适齐，一气在外住了十几年，专以教书为业。所以孔子后半生，完全是个教育家。
梁启超在演讲《教育职业》中还援引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等语，反复阐说。又据《梁任公在汴讲演纪要（二）》，演说后半段与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讲《敬业与乐业》中的观点大同小异。
据9月18日北京《京报》消息《梁任公去汴记》，13日晨间，梁启超在女子师范学校演说《女权运动》，讲述女权运动的步骤。这一话题不久前在武昌暑期学校亦曾讲过。十时半，继续在模范讲演社作公开讲演《对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对豫省教育提出三点希望：“将中等以上学校设法提高，注重人才教育”；“办一个最高学府”；“办一个博物馆”。9月17日、18日北京《晨报》刊有“澹”记录的演说大意《梁启超对于河南教育之三希望》，新版《梁启超全集》据此以《对于河南教育前途之三希望》辑入第15集。9月17日、9月19日的上海《新闻报》《时报》亦分别以《梁任公在汴讲演纪要 对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梁启超在汴讲演纪要 对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作了报道，所录演说纪要与“澹”的记录大致相同。14日上午，在模范讲演社作题为《怎样才配做共和国民》的演说，“大致谓共和国民，须能自立自卫自治，始可享受自由幸福，分段演述，极为恳挚”。讲毕，赴开封道尹公署午餐。午后，梁启超由汴赴京，张凤台、冯玉祥亲至车站送行，并以四百元为赆仪，派副官一人，宪兵四人，护送至京。梁启超的暑期巡回讲学之旅至此结束。
除报刊文献外，1922年9月间的《冯玉祥日记》亦可见关于梁启超的多条记载，可对上述考辨进行补充。9月9日即梁启超抵汴当日，《冯玉祥日记》记有“十点，梁启超问及河南情形。告以未来豫省前之巡辑辑营及匪情”。10日载：“八点半，请梁启超看军官体操。九点，看军佐体操。”11日晨六时，梁启超应冯玉祥之邀，为官长作题为《兵之必要》的讲话。冯氏在日记中记录了演说纲要：
吾一方面主张国中无一兵，一方面则主张全国皆兵。盖兵之必要有二：一、为国家保险。二、为社会保险。现值弱肉强食之世界，无保险军人，而欲国家永存，社会安宁是不能也。然军人亦能为国家社会发生危险。如唐宋五代之际，藩阀专横，自相残杀，兵之为祸烈矣哉！又北宋徽钦被虏，而官兵望风奔溃，毫无抵抗力，则募兵之过也。近世各国均视吾国如盘中肉，而东邻鹰盯虎视，尤为垂涎。前途危险，不堪言状。故为国家保险起见，断不能无兵。欲变将来社会为军人社会，以御外来之侵侮，尤非行全国皆兵之制度不可，旷观今日军队，究为国家保险乎？抑为国家发生危险乎？究为社会保险乎？抑为社会发生危险乎？天下滔滔，诸君当已知之。惟贵军纪律严明，久称模范军队，实保险国家、保险社会之最良保障。甚望此种队伍将来能以普遍化，中国前途庶有豸乎！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于1922年夏调任河南督军。督豫期间，他励精图治，以恢复秩序，改善民生为治豫第一要务，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冯氏遂赢得“平民督军”的美称，其部队“模范军队”的盛誉开始蜚声全国。由此，梁启超在讲话中赞誉冯的军队乃“保险国家、保险社会之最良保障”，希望全国加以仿效，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外来的侵略。
9月13日下午六时，梁启超再次为排长、司务长作题为《军国民教育之真正精神》的讲话，时长一个多小时。冯玉祥在日记中同样记下了梁氏的演说要点：
军国民教育有二种：一、侵略军国民教育。二、自卫军国民教育。欧陆列强一向采行侵略军国民教育。吾则以为最可宝贵、最适宜于我国国情者，乃自卫军国民教育也。吾汉族自卫精神最丰富，试观秦皇汉武，驱逐夷虏，巩固边陲，既可知矣。人生于世，莫恃强凌弱，吾虽有强力，不可用以打人，只备人打我时防御之用耳。罗马不能自卫，其今日如何？吾国前曾亡于元清，终能恢复者何也？以彼时国亡种未亡也。今也东邻日本，最为强暴，最喜侵略，琉球、台湾、澎湖、朝鲜，相继割去。自欧洲大战以来，狼吞虎咽，几视吾满蒙为己有。荀一旦入主中国，则亡种之祸立至，将万劫而不复也。美之亲华，以日本灭中国后，美亦将受威胁，但美尚未遽图日者，何也？以牵制于英日同盟也。惟就现势观察，将来美日之战必难幸免，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荀合中美俄三国而图日本，事更易易。吾之欲图日本，非欲得其土地也，以桀傲〔骜〕不驯之徒，不得不重惩其一次耳。盼望诸君发奋为雄，虽一分一秒亦勿空过，以担负此救国家、救种族之重大担子也。
关于这次演讲，还有一段后世广为流传的小插曲：冯玉祥因被梁启超演说内容感动，在场内放声大哭。据查考，此说最早见诸当时的新闻报道，如9月20日《新闻报》第6版《梁任公去汴纪》云：“又同日晚在演武厅为军界讲演之题目，系《军国民之真精神》。正演说时，冯督忽号啕大哭，各军官亦多泪下。”《军国民之真精神》应即《军国民教育之真正精神》。这则轶闻广被征引，如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描绘了如下场景：“九月十四日梁启超在开封演武厅向军官们讲演‘军国民之精神’，忽然有人号啕大哭，大家定睛一看，哭者就是督军，因此全体听讲的军官无不号啕大哭，把讲演会搞成了一个‘举哀会’。”只是演讲日期不知何故误成了“九月十四日”。
综合以上考证，1922年9月9日至14日，在汴期间梁启超至少发表九次演说，为直观呈现，可列表如下：
二、梁启超开封之行缘起
梁启超1922年在全国各地的巡回讲演，虽然涉及政治、文化、女权等话题，但主要以教育为主。究其缘由，邀请方主要是各地的教育机构。如在武汉的讲学是应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主持的暑期学校之邀，长沙讲学的组织发起者是湖南教育会。1922年9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第1张第2版“本馆专电”栏内的一则电文曰：“冯张电鄂，约梁任公来豫讲演，已得复电，允日内北来”。说明邀请梁启超来汴讲学的是豫省主政者冯玉祥、张凤台。梁启超的讲学之行虽属官方性质，但却与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简称“中原公司”）存在一些关联。
1922年9月14日上海《时报》《新闻报》分别刊载内容相近的两则简讯《梁任公莅汴纪 汴人之欢迎与反对》《梁任公莅汴记》，报道了梁启超抵汴后受到当地各界代表欢迎的情形。据文章云，梁启超来汴，欢迎者固然较多，但反对的声浪同样不少。开封《大中国报》连日刊登反对梁氏的言论。9月10日该报登有三篇文章，题为《梁贤人到汴矣》《梁贤人之功绩》《忠告梁贤人》，大致内容谓梁启超开封之行与中原公司公股问题颇有关系。同日早晨，开封各街贴有一种警告信，内容如下（原刊为句读形式）：
敬启者：吾豫民气，本属不振，所赖者有一般青年之奋斗耳。无如屡受压迫，叠遭摧残，河南全省，几无生气。因之卖省害民之事，层出不穷，最可恨者莫如中原公司拟退公股一事。当该公司初创之时，强拉公股一百万，得此巨款，借以发展。不意该公司行大托拉斯之政策，已将河南各小煤矿，吸收殆尽，垄断增价，万民受害。因有公股掣肘，不能大肆贪心，忘恩负义，百方运动，退还公股，以便任意涨价。梁启超受其运动，曾派代表李某来豫，坐催当局取销公股。幸各界反对，暂作搁浅。前事显然，可以复按。今梁之来，明为讲演，暗藏祸心。此事关系全省利害，望各界特别注意，一致主张，无为所惑，保我利权。特此通告，河南公民启。
9月13日天津《益世报》第7版刊出的《梁任公莅汴之讲演情形 欢迎者有人反对者亦有人》同样透露反对梁启超来豫的不乏其人，反对者认为梁氏此行“借讲演为名，实行其经商的政策”，理由是他系中原公司大股东，该公司主张托拉斯主义，拟退还百万公股，以便压制其他煤矿，自由涨价。梁启超与河南中原公司到底关系如何？9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5版《梁启超赴豫与某公司 替某公司运动退还公股》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梁启超赴豫与某公司（即中原公司）公股问题的内情，不妨抄录如次：
豫函云，鼎鼎有名之文学大家梁启超，此次偕名流数辈在湘鄂演讲。河南某煤矿公司，前曾求梁派遣代表来豫运动退还公股，现正酝酿未成，故该公司一系人物，现又借此名目，请求梁氏过豫演讲，而内幕中实求梁氏来豫运动军省议三长，商议退还该公司公股事也。故梁到汴，除中原公司一部人表示欢迎外，其他各界对梁氏均持冷淡态度。惟梁今之来汴，阳借演讲为招牌，而暗中助该公司运动退还公股。此事与河南人民有切肤之痛，故一般人颇厌恶之。兹将其关系之内幕详叙于后。
▲某公司之势焰 某公司之在河南，垄断专横，勾结外援（即英国某公司）。河南土窑矿商，被其蚕食侵夺者不知凡几。民国以来，河南各界结合团体，迭将该公司控之当道。无如该公司势力浩大，抗衡不易。年来该公司首领人物，自知专横已甚，见弃省人，鉴于四周空气不好，恐下届董事会选举，伊等将落孙山，故为巩固自己势力，久据公司权利起见，乃不顾公论，倒行逆施，遂有倡议退还河南全省公股之事。河南全省父老，因利害关系，皆群起反对，于是该公司乃求他山之助于梁氏。
▲梁与某公司之关系 某公司现在之领袖人物，为胡某，与王某。王曾留学日本，与梁关系似最早。而胡则在段氏二次秉国时，曾为全国烟酒事务局督办，时梁正为财政总长。梁与某公司关系，当以此为最亲热时代。嗣后梁氏游历欧洲，该公司屡次接济旅费。梁与该公司关系之深，世人知之者，固不多也。前者该公司为退还全省公股事，梁曾派遣代表，来豫运动一切。讵为军省两长窥破隐秘，以此事全权，轻轻推在汴议会身上，敷衍过去。刻下汴会开幕伊始，该公司退股之死心复燃，力请梁氏来汴，完成此事。然明目张胆，恐招豫人之忌。适会逢梁演讲之名，乃借此以欺朦豫人之耳目。当此议发动时，一班明眼人即窥破其奸，极力反对梁氏个人来豫，而与梁偕行之诸名流，则无不欢迎之。闻曾推举代表，前往拒梁，讵意代表未至，而梁已来。
▲各界对梁之态度 梁氏来汴之内幕，既如上述。众以公司退还公股与否，关系汴人权利甚大，此系汴人私事，汴人自能处理之，当此省人自治潮流澎湃之时，梁氏不应越俎而干涉之，心理上既已厌恶之矣。故梁到汴后，所受之待遇，亦殊落寞。冯督无论矣，张省长亦仅派教育厅长迎梁。而李教长，则假辞不往，派某科长，亦推故不去。至实业厅长，又早日假公赴郑。故梁驻汴三数日，与之常相周旋者，不过该公司一系之人耳。而汴垣青年中有一班热心分子，粘贴广告，数梁罪状，且欲在演讲台上，当面质问梁氏者。故当梁氏讲演之日，会场周围，门前布满警察，而门口招待员，对来宾亦非常注意，盖即防豫中公民之质问也。说者谓梁当过大文豪，坐过财政总长，当此炎暑未退，何苦奔波，致讨没趣。吾人诚爱梁氏，实不能不为声价惜也。
关于梁启超在豫期间受到的冷遇，这篇文章的表述显然多有夸张，与实情不尽相符。但对梁启超与中原公司“关系之深”的描述颇具史料价值。河南中原公司成立于1914年9月，系胡汝麟、王敬芳联络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合组而成，胡汝麟当选总理，王敬芳为协理。胡汝麟、王敬芳即上文提到的“胡某”“王某”。公司初创时，采用矿权作股办法，“以三公司所有之矿权，假定为股本一百万”，“新旧资本共集国币三百万元”，遵照公司条例为股份有限公司。胡汝麟，字石青，曾与王敬芳共同发行《新中州报》。1917年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期间，胡氏出任全国烟酒公卖局总办。1919年1月，胡汝麟因福公司矿案在开封被捕。翌年，经北洋军阀政府调解，与河南省政府达成胡氏出狱条件：中原公司增加公股股权；胡汝麟不再担任中原公司总理；胡汝麟不再进行政治活动；与公司内部和解。1921年，胡汝麟任中原公司董事长。王敬芳，字抟沙，是上海中国公学、河南大学（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等）和焦作工学院（前身焦作路矿学堂）三校的主要创办人。胡、王与梁启超政见相近，过从甚密，同是进步党研究系的骨干人物。据上述引文，梁启超1918年至1919年间的欧洲之行，曾得到中原公司经济上的资助。因与胡、王的亲密关系，梁启超成为中原公司的股东之一，对它的发展自然极为支持与关注。中原公司邀请梁启超来汴，名义上是讲学，实际上是为了运动豫省当局，商议退还公股之事。由于这一行为触动了河南父老的根本利益，梁启超的到来并未得到全体豫人的热情欢迎。一些知悉内情的当地青年甚至粘贴广告，揭露梁启超的罪行，并且准备在演讲台上当面质问梁氏。1922年的开封《大中国报》已难查阅，依据上述各报言之凿凿的讯息，我们认为中原公司力邀梁启超来汴运动退还公股一事基本可信。可惜报纸上对于梁启超在汴期间的公开报道主要还是讲演活动，至于公股之事的细节与结果，尚待更多的文献资料。
三、梁启超开封之行的影响
梁启超在开封的讲学，对于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922年，河南还没有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立高等学府。因而梁氏在《对于河南教育前途之希望》演说中的第二点希望是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格为大学。已有学者评价这一提议“不仅使一直渴望本省拥有大学的河南部分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主豫的冯玉祥及河南政界其他人士很快把创办大学这一事件提上了议事日程”，从而“为日后冯玉祥推动河南大学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梁启超甫一离汴，河南方面就开始积极筹建中州大学。督军冯玉祥与省长张凤台商议将没收的赵倜逆产全部拨作教育经费。10月初，两人联名致电北洋军阀教育部，请示以赵氏财产充作中州大学的筹办基金，得到黎元洪的批复。中州大学的成立，最终落实了梁启超对于河南教育的一大希冀。
梁启超有关河南省尽快办一博物馆的建议同样得到了响应。1923年3月，河南省教育厅令文庙街第一学生图书馆附设博物馆，“约年余成立，所征集之陈列品：为碑帖，标本，丝绸，五谷以及各地之特产，亦甚夥”。1927年，在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的主导下，开始筹设建制独立的河南民族博物馆，次年建成，即今天河南博物院的前身。
此外，梁启超在河南一师的讲演还间接引发了一次学潮。9月17日下午，该校学生将校长谷毓琦驱逐出校，向教育厅要求委派新校长。9月23日上海《新闻报》刊出《河南第一师校又起风潮》，称风潮有两大远因，三大近因，第二大近因是：梁启超下榻河南一师期间，谷毓琦招待甚殷勤，讲演时在讲台侧端茶倒水；学生认为谷氏态度近于猥琐，有损学校名誉。京沪媒体对本次风潮持续关注，但相关报道不乏错误信息。9月27日、10月1日沪上两大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相继登出开封本地读者致两刊编者张东荪、邵力子的来函，旨在向外界披露风潮的真相。两文均将梁启超在一师的演讲与风潮相联系，但所述细节略有差异。前文说梁启超演讲《学生自初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应即《自动的研究与自律的修养》）时，台下学生秩序不好，梁氏即停止讲演，谷毓琦校长大发雷霆，批评学生没有自律的精神，引发学生极大不满。后文称梁启超寓居一师，谷校长召集学生开欢迎会，开会时说话不得体，引起学生极大厌恶，加之对梁氏“貌近猥琐”，更增学生反感。这次风潮的结果之一是河南省教育厅长李步青因“用人不当”去职，冯玉祥请故交凌冰就任教育厅长。凌冰来豫后“对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格为河南中州大学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促成了河南中州大学的建立”。
结语
综上所述，梁启超1922年9月的开封之行起因于中原煤矿公司请他向当局运动退还公股，遂导致当地部分热心青年的反感与反对。然而从当时媒体的曝光度和实际的效果来看，梁启超在汴期间的行踪主要围绕讲学活动展开，公股一事反倒隐没于历史舞台而渺然难考。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梁启超通过若干讲演（可考者凡九次），向开封军政学界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并与冯玉祥等主政者密切交流，为河南的现代化擘画了初步蓝图，对豫省的教育、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