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枢先生
     1957年秋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后不久就认识了蒋天枢先生。听说先生秉性耿介、不喜交际，也没有任何社会兼职，外界媒体对他的报道甚少，但在本系却不断有同学提到他的名字，介绍他的行谊风范与讲课特点。蒋先生以教书育人为其天职，一直坚持守望在教学第一线，与学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时候中文系经常有全系性的活动，无论是传达文件、听形势报告，还是关于教学问题的辩论会，会址都安排在工会俱乐部小礼堂，四五百人刚好坐满，音响效果极好。老师们都坐在前排，每次开会大家准能见到蒋天枢先生的身影，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别人发言。他给人的印象是略显清癯文弱，头发和颔下的短须也已经花白，起身行动则显得有些迟缓。其实蒋先生在我们系里的老先生中算是年纪很轻的，当时他才五十四岁。
    一
    对蒋先生获得较多的了解，要等到他亲自给我们上课以后。1958年2月，1957级进入一年级下学期，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先秦部分。彼时正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复旦大学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高潮，第一教学楼大厅及各个楼层的墙壁、窗户上贴满大字报，走廊里拉起绳子挂满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揭发和批判教师在课堂上散布的错误观点。在这样的气氛下，先生缓步走入1231教室，他神情严肃地开始讲课，竟然花了一节课以上的时间来谈红专关系，不过他的理解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宣传口径，原其本心还在强调青年人学习知识是为了努力报效国家，理应当作先生的肺腑之言看待。根据学校的统一布置，要加强课程内容的批判精神，先生着重讲了一下谭丕模、詹安泰两人因编撰文学史所引起的争论，着重说明詹安泰（当时已被戴上右派帽子）是错的一方，简单作些评论后即转入原先确定的教学内容。
    蒋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尝亲身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诸大师座下，素以学行坚砺著称，且长期潜心校读三代两汉之书，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执教东北大学时，就开设过有关先秦文学的专书研究课程，1943年调入复旦中文系后，无疑成为本系主讲“中国文学史”先秦部分的不二人选。他精心探研先秦文学原典，通过自己惬契融汇的讲授，年复一年地引领青年学生跨进古代文学殿堂的门槛。他对这门课程的讲授以《尚书》《诗经》《左传》三者为重点，其方法则以引导学生精读、理解原作为主轴，至于与此配合的论述介绍，则务求得其大体、要言不烦。他绎解先秦古籍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助前人及自己的校读成果，刊正古书中的讹、错、衍、脱；其二是投入较多精力开释疑难，俾达成疏通全文之目的。譬如一向被学人号为难懂的《尚书·盘庚》，经由先生一番细心纂解，遽令听课的学生随之而达成较清晰的认知。该课程最能唤起我记忆的是先生讲授《诗经》那一部分时，竟带领大家阅读了五十五首作品。根据有详有略的原则，主要精力侧重在精读若干体制恢宏的名篇上，例如国风中的《七月》《东山》，小雅中的《采薇》《车攻》，大雅中的《大明》和《緜》，至于其他部分重点讲的，我记得还有《左传》中的《晋灵公不君》《楚灵王乾谿之难》，《孟子》中的《齐桓晋文等事章》，《战国策》中的《庄辛说楚襄王》《鲁仲连义不帝秦》等。
    蒋先生讲北方话，上课时学生都能听懂，不过他说话带有比较浓重的徐州方言特点，大凡说到《诗经》里面“狡童”“墙有茨”等词儿，总不免让人感到发音益发强硬。至于碰到古代作品中某些特殊字眼，如神话《鲧禹治水》中“化为黄熊”的“熊”，《诗经·伯兮》“谁适为容”的“适”，他亦逐一指出其准确的古音读法。而先生授课最易引起同学兴趣的一大特长是经常辅以吟诵，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先秦部分时，第一次吟诵的是《易经》中的卦爻辞，“迍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于其高声朗吟之际，仿佛就在听课学生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古代抢亲的风俗画面。讲到《诗经》，则他几乎每篇都要吟诵。平时先生沉默寡言，颇为严肃，唯其谈论文学作品时却偶有情感之触动。洵如他解释国风《君子于役》里“如之何勿思”一语，居然操着响亮悠长而夸张的腔调吐出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呢！”顿时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别看他样子清瘦文弱，但吟诵时发出的声音邈绵宏畅，极富艺术感染力度。当时我们系里还有几位老先生亦善吟诵，但蒋先生的吟诵似更能让众多学子从中获得强烈的感受。
    先生对听课学生极其负责，每个星期总会抽一个晚上去学生宿舍进行辅导。那时我们年级的同学住得比较分散，分别住在二号楼（今称九号楼）、五号楼（今称十号楼）、六号楼三处，如是安排无疑给老师的辅导增加了难度。其时我住在六号楼204室，先生一学期就莅临我们宿舍两次，而且每次都是耽至晚自修结束，直到打了熄灯预备铃才缓缓离去。像我们这样的低年级同学，彼时尚未形成晚上去图书馆的习惯，每个房间总有几个人留下来看书，先生的到来极受学生的欢迎。有的同学会临时翻阅课堂笔记，以便找些问题向老师请教，老师则顺便征询一下在场者对课程的意见，或者问问同学的基本情况，诸如姓名籍贯、兴趣爱好等等，师生之间的通问酬答，很快就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1960年秋冬，我们已升入四年级，蒋天枢先生为我们年级文学专门化的同学开设“楚辞研究”这门选修课，上课的地点在第一教学楼的1226教室。这门课是复旦中文系的名牌课程，此前给1956级学长讲授时即获得热烈的反馈，有位叫王祖德的学兄干脆用“有货”二字来赞誉。我们年级众多学子选听这门课程，亦很快进入了授课老师构筑的历史环境当中，不时为其严密的考证功夫发出惊叹。该课重视古代文献的征核，推尊汉代王逸《楚辞章句》的文本价值，注重援引先秦两汉时代的原始记载。而令我感触尤深者，是先生对屈赋中的“兴托意义”付以极大的关注，“欲于此推求其兴托之意”，“阐明其兴托之境界”，“庶于屈子所托物象外”，“领会其所托之事”。并经常采用“屈文互证”和“以诗补史”的方法阐微发覆，由之着力开掘屈子生平与屈赋的意义，力求清晰地勾勒出骚人情志与时代播荡之间的密切关联。先生课堂教学依据的楚辞文本，当然是《楚辞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此外则较多援引两部清人的相关著作，一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另一为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当时两书均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刊出版，我都从校内的新华书店购得，阅读参考非常方便。
    蒋先生研究楚辞这套方法之形成，有着纵深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2019年冬天，我在上海遇见曩昔先生指导过的副博士研究生周明（原名周镇吴），他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在给手头所带的几位研究生上课时，曾同弟子们谈及他涉足楚辞汲讨之缘起，谓：“游国恩研究楚辞是受了铃木虎雄的影响，我则得益于王夫之思想上的启发。”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壮岁尝举兵起义抗击清军，终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他所纂撰的《楚辞通释》，为我国楚辞研究史上重要著作之一，主旨在强调运用“属辞比事”的方法注释楚辞，藉此实现表达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诉求。《楚辞通释·序例》有云：“属辞比事，未有不相属而成事者。”以故王氏所称的“希达屈子之情于言意相属之际”，实与蒋先生说的规求屈赋之“兴托意义”“庶于屈子所托物象外”“领会其所托之事”，不啻从大的思路上看是一致的，而且细察双方之内涵，亦包含着息息相通的旨趣。蒋先生诞育于华夏积贫积弱之际，中岁值逢山河破碎、外敌侵凌，避乱蜀地又遇敌机轰炸，卒至惨遭家破人亡的厄运。为此，他极易产生像王夫之那样去理解楚辞的思想基础，进而由思想上的沟通再达成研究和阐释方法之认同。我们通过以上先生言简意赅的自述，就不难感知他在这门课程里寓托的家国情怀。
    “楚辞研究”课程的教材，由主讲老师蒋先生自己编写，早已交付学校教材出版科，由其组织人力刻写蜡纸油印后分发给听课同学。因为我是“楚辞研究”课的课代表，必须经常关注这类具体事务。到了期中因出版科刻印跟不上课程的进度，怕上课时教材不能及时分发到选课同学手里，于是我约了一位同班学长，利用星期天一起去学校出版科刻写蜡纸，承蒙出版科的老师热情配合、迅速油印，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上课之急需。课代表听到同学有什么反映，亦要及时与任课老师沟通。这个学期我尝两次前往第一宿舍（旧称“庐山村”）11号先生家，一次是期中收集听课同学意见后，去向先生作简要的汇报。另一次是学期快结束时，将全体听课同学完成的读书报告交给先生。那天先生的心情颇好，说以后再给你们年级开“三国志研究”。不过我们这一届学生已到达四上了，以后的一年半内先生身体一直欠安，就没有再给我们年级开设课程了。
    二
    现在回过头看，五年本科漫长的学习生活仿佛就像一瞬间，1962年9月我本科毕业后，分配在本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教研室领导王运煕先生对我比较了解，报到后旋即同我商量进修事宜，他说要当好能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老师，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还说我们室里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等老先生都很重视经、史的作用，建议我在近期将《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以及号称“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读一遍，同时还要多读些如《经学历史》《廿二史劄记》《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等近人论著。王先生说上述要求参合了教研室内好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其中蒋先生的意见占有很大的比重，目的是让青年教师打好基础，不要一开始就执着于自己的专业方向。
    我到中文系履职后，每星期五下午都在教研室参加政治学习，有的时候还安排教研室的业务活动。那时刘大杰先生要参加市里民主党派的学习，这边的活动他概不参加，赵景深先生则在系里挂点行政职务，故室内组织的活动参与稍多。因朱东润、蒋天枢两先生住在学校附近，所以常能在教研室的学习会上见到他们。朱先生在会上喜欢发表意见，总是那样谈笑风生、议论不绝，蒋先生性格内向，只是端坐静听别人讲话，却殊少开口发言。
    刚参加工作这一长段时间的读书生活，令我顿生如鱼得水的感觉。1962年10月下旬，王运煕先生又传达系里的一项决定，为落实周扬同志关于“抢救遗产”的指示，经讨论准备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诗经》《楚辞》，以“青老挂钩”的方式由陈先生指导我的业务进修。很快与陈先生见面后，对原来的读书计划作了一定调整，确定将《诗经》作为近期阅读的重点，其他书籍的阅读则围绕此项重点做出机动的安排。陈子展先生和蒋先生都是老复旦了，前者是复旦中文系的老主任，后者1943年自东北大学调入复旦，从那时候到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在本系合作共事已达二十年，第因两人性格判然不同，陈先生狂狷刚烈，蒋先生耿介挚直，一言不合就容易发生冲突，有些冲突又植因于学术观点与师承源流之不同。1951年冬，复旦师生赴皖北五河、灵璧两县参加土改，两位先生还在农村住地大吵了一场。诸如此类由长期抵触形成的心结，想要一朝开解谈何容易。不过我同陈子展先生“青老挂钩”一事，蒋先生看得很平淡，并没有因此对我见外。那阵子偶尔在路上遇见，他准会问问我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勉励我要好好用功，亲切和煦的关怀悉如往常。
    爰至1963年春，我差不多同时读完《诗经》与《汉书》，准备转入《左传》与《后汉书》的阅读，还想抽点时间再读些近人的学术论著。某日上午在国年路上适遇蒋天枢先生，感到那天他的精神特爽，相逢衢路，一笑莞尔，对着我说：“你记住了，我推荐一本书给你读读。”先生所推荐的那本书，是清人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当天下午我即乘车去福州路古籍书店，在店里淘到一部此书的癸酉家刻本，其开本甚小宛如袖珍读物，惟刊印之字迹清晰可观，刻书的时间为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是际值莫友芝氏殁后二载，乃由其次子名绳孙者承继父志集录付梓。全书四册前后厘为十六卷，实则包括了莫友芝、邵懿辰、汪铁樵三家相关之著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从性质上看，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大致相仿，都是参照四库体例叙录“经籍刊板善劣时代”的，其刊出的年代要比《书目答问》略早一点。按照我当时制订的阅读计划，属目录、版本、校雠方面，最低的要求必须读完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三书，而版本方面就只有《书目答问》一种。蒋天枢先生深知我们这些人在版本方面纯粹一片空白，单读《书目答问》印象未必深刻，故特意将此书郑重地推荐给我，俾与《书目答问》同置案头一并阅读，藉兹能够获得知识的互补而拓宽自身的认知范围，并在科研实践中逐步提高检索材料的能力。他对后辈期望之殷由此益见。
    1963年春、夏两季诸事交集，我除了要继续按计划阅读古代经史典籍，还必须完成一篇关于《诗经》的读书报告。是际，我在陈子展先生指导下学习《诗经》快半年了，应该写篇报告作为考核的依据请陈先生审阅。我整理了一下这段时间读《诗》之体会，觉得自己最感兴趣且历来争论“犹如聚讼”者，是关于《诗序》的作者问题，故拟克服困难推考一下《诗序》作者究竟是谁，定了个“《诗序》作者考辨”的题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曾被四库馆臣称为“治经者第一争诟之端”。缘此我向陈子展先生请教，蒙陈师汇总其长时期来形成的看法，作了如下详明的回答：第一，他原先认为《诗序》系东汉人卫宏所作，后来改变了看法，认定卫宏所作之《序》实别为一篇，绝非郑玄所笺而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也。第二，以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其每篇冠于诗首之二句，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此当为最初形成之古序，而以下续申之辞则属后人所逐次添加。第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撰，而此下续申之辞为毛苌以后之经师所缀，陈先生认为《四库提要》的说法基本合理，倘将其间所说的“毛苌”改为“毛亨”，则庶几全可信从矣。先生此期间还撰成《与友人论〈诗序〉作者书》一篇（该文厥后收入陈先生著撰的《诗经直解》），供我在撰写读书报告过程中研习参考，从多个方面给予我启示和鼓励。
    陈先生申述的这些说法，让我觉得合情合理，《诗经》在古代长期被当作教科书来使用，历史上的经师又世代相承课授生徒，诚然会针对课本在讲解时一点一点渐次写上自己的体会。于是我利用复旦图书馆有关《诗经》藏书较为齐备这一条件，搜集抄录了不少材料，让读书报告要写的内容有了粗略的轮廓。我的作业不是直接的考证，而是从问题的源头讲起，“稽索其争论始末”，对论争过程中曾经出现的说法逐一“较其得失疑似”，试图从辨析源流过程的探汲中来弄清问题。全文的观点延续了陈子展先生的新认识，主要工作无非是为他这些说法找到证据。毛诗《诂训传》的作者是毛亨而不是毛苌，说明《四库提要》所说之“毛苌”确实应改为“毛亨”。至谓东汉卫宏撰作之《毛诗序》实别为一篇，非郑玄所笺而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我尝努力爬梳汉魏六朝文史资料，罗列出七个证据，着重说明郑玄所笺而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决非如范晔《后汉书》所记载的那样为东汉卫宏所作。看起来好像理由已经很充分了，但这些材料都只能从证伪角度提出反证，尚不足从正面为证明上述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撑。读书报告到学期结束时要交给陈先生，眼看已到四月中旬，满心以为必能找到的正面论据，虚无缥缈还不知在哪里呢，我心里真的有些着急了。
    然而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一天上午我在学校1100号楼文科阅览室看书，信手翻阅四部丛刊影印本（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无意中检到该书的最后几页有对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传授渊源谱系的记载，其中关于毛诗的那一条记述，开头尝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而其结尾处又云，“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自卜商至于卫宏，中间差了好几百年，今观上引文字所具列之内容，既云卜商（子夏）作《序》，又云卫宏作《毛诗序》，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序》和《毛诗序》，本应是分属不同时代和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陆疏》以上载述确是一条正面的论据，无疑能给我想申述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此际我的心情异常激动，转而又生怕这段文字不是原始记载，由此让人感到说服力不强。故又参详丁晏、罗振玉、余嘉锡诸家所作的考订，断定今所见之《陆疏》确为三国时人陆玑之原作，上面所征引的这条材料又确属陆氏所著之原文。如是新材料的发现，顿时给我带来无比的快慰，觉得那篇读书报告现在可以动笔了。
    那天午前，我返回宿舍时，在校园里碰到蒋天枢先生，他刚从第一教学楼内的新华书店出来，与我同路归家。我想先生对先秦两汉的文史资料极其熟悉，正好就上面所说的问题向他请教。我简单地讲了一下事情的由来，旋即问他，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末后关于毛诗传授源流的那条记载，既云卜商作《序》，又谓卫宏作《毛诗序》，一者称为《序》，另一者又称为《毛诗序》，此二者是否可理解为原本就是不同的两篇？先生闻言不假思索只说了两个字，“可以”，他说话时并未停下脚步。接着我又问，《陆疏》那一条记载从文字上看是否可靠，回答同样只是说了两个字，“可靠”，语气可谓斩钉截铁。先生的反应如此敏捷，见识又如此透辟，令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想不到此期间我几经周折查证得来的结果，竟尽在先生的掌控之中。事实说明他对以上议题确曾做过细致的考察，所获得的认知又尽储腹笥之中从不声张，治学果能臻于此境非常值得敬佩。虽说在《诗三百》的研究领域中，陈子展先生号称倾向三家，蒋先生则标榜独主毛传，过去因对《诗》学的某些问题理解不同，乃至发生争执各不相让。但现今面对《诗序》的作者和时代问题，两位前辈老师竟不谋而合地想到一起去了，从中所表现出的实事求是、服膺真理的精神，显得尤为可贵。我深幸能在学风如是良好的环境里成长，对自己学业上的进步充满信心。以后完成读书报告一路顺畅，终于得到陈子展先生的认可和称许。
    接下来的漫长岁月，坐下来安静读书的客观条件大不如前，继而又完全停下课程搞运动了。不过我还是愿意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尽量多读些自己尚未接触过的文史类基本古籍。这样的阅读在1967、1968两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1971年3月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后，个人的读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洎于我的住址靠近第一宿舍，以故兹十余年间仍有面聆先生教示的机缘。譬如有段时间我想读点清人的学术笔记，原先教研室为青年教师开列的书单上有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陔馀丛考》、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三种，唯因能够投入的时间不多，希望先生给我择定一种先行阅读，先生沉思片刻告诉我说：“你首先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其余两种不妨留待他日再读。”另一次话及清代的《诗经》注释本，我说以往只读过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姚际恒的《毛诗通论》，先生提醒我说：“这是不够的，必须要把陈奂《诗毛氏传疏》认认真真通读一遍，《诗毛氏传疏》在《诗》学中的地位极高，如将此书真正读通，那就不必再去读其他的书了。”先生在此特殊时期申述的以上论学主张，对我们这些渴望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后辈来说，乃恍如《庄子》里面提到的“足音”，闻之辄即“跫然而喜”焉。
    三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向不被媒体关注的蒋先生，缘其接受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托付，为此搁置自己的研究计划，不顾老年体弱多病，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陈寅恪文集》的搜辑、整理和编校工作，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配合下，将陈氏这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学术大家的成果，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下子成为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可谓进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当于此际，他在清华研究院学习时的老同学姜亮夫先生就说：“蒋天枢先生完成了义宁陈先生文集的编辑，是我们这些同学里的贡献最大者。”
    蒋先生编辑寅恪先生文集的具体任务，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便开始付诸实施，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的材料搜寻和文稿的勘定工作。自1973年起，则集中精力转入论著的整理和编撰。有鉴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该项工作完全是在不事声张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1977年因大环境的改善遂得以公开。至于蒋先生主动跟我谈起《陈寅恪文集》的事情，那已经是1981年的3月份了。一个洋溢着暖意的春日下午，我在复旦大学校门口遇见先生，他的精神状态显得异常放松，并告知我《陈寅恪文集》业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消息，该书的各个分册亦将陆续刊布发行。先生带着欣慰的语气对我说：“以后读陈先生的论著就很方便了。”寅恪先生是我国文史学界之巍峨巨擘，我自昔年入籍复旦就读以来，经常能从前辈老师口里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对于他所取得的那份独特的学术成就，我也一直心存倾慕，经蒋先生这么一说，立刻激起了我求购与阅读《文集》新书的热望。
    我购买《陈寅恪文集》所刊的新书，并没有全部买下，因为我此前曾听王运煕先生的介绍，1961年买过一本《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将它陆续读完。陈寅恪先生探汲唐代文学，最关心的乃是中唐而不是盛唐，且又以韩愈、白居易等大作家为重点，这一突破口的选择对我有显著的影响。约在1974年有个偶然的机会，继而得到一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此书属已故王欣夫先生之遗物，欣夫先生专长研究目录版本，由于藏书甚多，家里放不下，有一架书是寄放在系里一个空闲房间里面的。这个房间后来系里说要用了，就只能将这些书卖给古籍书店，那时单位或个人的书，卖出来的收购价是很便宜的。徐鹏老师是王欣夫先生的传人，他受王欣夫先生家属的委托在那儿料理，我刚好从房门口走过，他说：“老陈，你来，看看需要什么就挑几本。”我想拿得太多不好，所以随手挑了两本，一本是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另一本是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述论稿》薄薄一本，我用两天时间把它读完了，使我心里感到特别震撼的是它最后一个部分，讲到唐王朝跟北方少数民族、跟西北少数民族，它们之间攻防、胜负、利害、盛衰的连环性关系，陈先生把事理演绎得如此透彻，真可说是抵达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的《陈寅恪文集》，我先后购得《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种。另有一种作为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则是蒋天枢先生送给我的。某日，我看《金明馆丛稿初编》里的《书魏书萧衍传后》一文，发现该文所转引的《颜氏家训》一段文字的标点有些失当，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我想蒋先生在这方面的要求很高，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我在校园里碰到章培恒先生，同他说了这件事，章先生说蒋先生不会搞错的，但章先生回去还是跟蒋先生讲了。大概隔了一个星期，蒋先生跑到第八宿舍来找我。因为我住在四层楼上，当时先生年龄已交八十，爬四楼一定很累。他带上一根黄藤杖，还背了一个蓝布包，一进门就讲：“听说你看到这个书上有个错误，拿来给我看看。”我急忙把那本《金明馆丛稿初编》找了出来，蒋先生一看说那确实是错了，即随手在自己书上做个记号，然后定了定神对我说：“《陈寅恪文集》已经出的几本书我也在核对，我把校对所得的结果依次抄写在一张纸上了，你可全部抄录下来，或则再过录到《文集》的原书上去。”我心想蒋先生这么认真，不敢不照他的意思做。先生所作的校勘记，计有《寒柳堂集》六条、《寒柳堂集》附录《诗集》五条，《金明馆丛稿初编》四条，《金明馆丛稿二编》三条，加起来一共十八条。我一一抄录下来以后把那张纸还给先生。先生叹了一口气说：“这样的书现在读的人越来越少了。”临走时，他赠我一册《哈佛亚洲学报》的英文抽印本，其内刊载陈寅恪先生所撰《韩愈与唐传奇》论文一篇，这也许是蒋先生对我的奖励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北京有个《文献》杂志，主编是陈翔华同志，杭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他来上海找我，希望我当他们的外聘编辑，负责去约复旦那些老先生的稿子。书目文献出版社准备编一套《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复旦文科很多老师他们要约请写的，比如我们系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先生，历史系谭其骧、蔡尚思、王造时先生，外文系伍蠡甫先生，经济系的吴斐丹、蒋学模先生，都撰写了文稿寄给他们辑入这套丛书的。大概在1983年，陈翔华同志来信，让我去问问蒋天枢先生，希望他能够写一篇陈寅恪先生的传略。我去蒋先生家传达上述意思后，蒋先生一口答应，我很高兴。过了一个月左右，路上碰见先生，他说你要的那篇传记已经写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去。我拿到稿子即刻展读，先生写得非常认真，全稿均为工整的繁体字，采用灌注蓝黑墨水的自来水笔书写。我读毕觉得有两处印象特深：其一，该传转引寅恪先生寄自德国之《与妹书》原文，强调语言学研究上有印欧语系及汉藏语系之分，“如以西洋语言科学方法为中藏之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以上说法实则体现传主在中外文化交流大格局下所持之治学理念。其二，兹传话及寅恪先生当年留德之情况有云：“昔年先生尝语枢，在德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或谓先生不读马列书者，误也。”以书面形式道及陈先生曾读德文版《资本论》一事，要当以此篇传记为时最早。该稿不久即由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发表，至于它被收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十一辑，那应该算作蒋天枢先生之身后余事矣。
    经过多次接触，蒋先生大概觉得我还可算作《陈寅恪文集》的热心读者，故较乐意同我说起陈先生的一些往事。有一次，谈起陈先生曾在好几个国家留学，说你们不要看他一会儿在这个国家，一会儿又到那个国家，好像风光得很，其实他这种流寓生活可谓备历艰辛，特别是有段时间官费停了，连解决衣食问题都很困难，倘无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在谈到寅恪先生个人的兴趣爱好时，又说陈先生有一特点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每到一处总是注意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他给门下弟子转述这些经历，颇能让听者产生仿佛身临其境的感受。那天蒋先生很高兴，还谈到1949年末至1950年初，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席间斯大林曾提到过陈寅恪先生，当问及陈先生现今在何处，周恩来总理是知道的，就说他在岭南大学。我自1957年考入复旦，屡听前辈老师们道及此事，彼时只是将其当作一般的传闻看待，现在听到与寅恪先生关系甚密切的蒋先生也这么讲，始信其必有确实的根据。
    对于陈寅恪先生学术上的殊胜成就，蒋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成为他一生向往和努力实践的终极目标。每当他谈及陈先生治学做出的贡献，感佩推美之情总是溢于言表。第因十多年前我曾听他说过，熊十力先生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在他谈到寅恪先生时，就问他熊十力的学问应作何种评价。蒋先生闻言正色敛容，严肃地说：“熊十力怎么能同陈先生比，陈先生开始做学问的时候，熊十力还在当警察呢！”后来他又提到陈垣先生，说援庵先生诚然是一位大家，但是跟寅恪先生比较，在治学特点上有明显差别，从两人各自能够达到的高度来看，认为还是寅恪先生要更加高远些。这样讲或许会引起争论，但我仍倾向认同蒋先生的说法，陈垣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大家，在乾嘉诸老成就的基础之上，将旧学中的考证方法发展到了极致，自始至终贯注着严格的科学态度，俾其成果足以充当实证研究的典范，并由此拓展出了史源、辨伪、史讳、纪历等多门具有系统性的学问。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除了具备严格的科学态度外，同时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他的论著才气横溢又引人入胜，由之达成巨大历史内涵与哲理、诗情的结合，就像四季蓊郁的常绿树一样，枝枝叶叶都透现出生命的光彩。如是境界绝非单纯操持考证一法所能致达，而就中能够起到主导作用的，则是先生天才的预判能力和过人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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