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国，是1980年春天，随以巴金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那时出访，一般都是由日本的友好团体，或企事业单位、或学术组织、或官方半官方机构邀请接待，但我们这个团与众不同，由一个临时组织——中国作家代表团欢迎委员会接待。其实，这个计划是由友好人士松冈洋子个人提议并一手操办的，但不幸的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她不幸病逝，没能亲眼看到计划的实施、成功及产生的广泛影响。
松冈洋子倡议发起的访日活动
松冈洋子（1916—1979），日本著名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记者、翻译家，她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1946年，她与赤松常子、佐多稻子等人成立了妇女民主俱乐部，并长期担任委员长和机关报《妇女民主新闻》的主编。她工作能力强，处事果断，曾任日本笔会事务局长，协助会长川端康成成功地召开了国际笔会东京大会。1960年，她参加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访华，结识了茅盾、巴金、冰心等作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在长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和传播民主主义思想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日中友好的重要性，所以她把发展日中友好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义务，并愿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松冈洋子是中日友好的重要使者。20世纪70年代初，她（右七）访问中国时受到周恩来（右六）、郭沫若（右八）的接见（图片来自网络）
1978年初，时任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事务局长的她就制定了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的计划，但她想突破当时传统的交流模式，打破各团体各自为政的藩篱，开拓新的交流途径，即把各界各阶层热心于日中友好运动的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实施交流计划。1978年7月，她通过朋友正式向中日友协通报了自己的交流计划，并发出了邀请。那时，她已患肺癌，但家人瞒着她。1979年春天，周扬率中国作家团访日时，曾去医院看望她，并表示中国作家协会将接受邀请，在明年樱花盛开时访日。
1979年12月7日，松冈洋子在东京逝世。但她的朋友们继承她的遗志，组成了一个跨组织、政党、界别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欢迎委员会，积极筹备接待事宜。这个委员会有委员两百多人，代表委员十七人，由政治家古井喜实，作家水上勉，诗人江间章子，剧作家依田义贤，画家平山郁夫，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学者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桑原武夫，企业家兼作家堤清二等各界精英组成，下设事务局，负责接待。
巴老率团访日，冰心任副团长
1979年下半年，日中友协的西园寺一晃和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受松冈洋子委托，多次来北京商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事宜。当时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诗人李季接待。开始时，日方希望李季亲自带队，说很多日本朋友想念他，希望他去日本看看。李季说：“1961年，我曾随巴金先生访问过日本，但还有很多作家没去过，也想去看看，还是叫他们先去吧，我以后有机会再说。” 但日方认为，他那次访问，是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天天开会，没有时间参观游览，如今日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见老朋友，了解新情况，商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文学交流，很有必要。李季笑着说：“我感谢各位的美意，但这次我就不去了。我也很想念日本朋友，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出国访向，对个人对家庭都是件大事。第一、能出国，说明政治可靠，工作好，领导信任重视。第二、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才干，有利于今后的工作与发展。第三、根据规定，临时短期出国人员发制装费200元，零用钱30美元。现在看来，这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一个大学毕业生半年的工资。第四、回国后，可以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件日本原装的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那时谁家要是有台彩色电视机，可是全家的荣耀骄傲，左邻右舍都会羡慕得要死。
作者与巴金在日本京都周恩来总理诗碑前
中国作协原拟请冰心老人率团出访，但日方说，冰心老年届八旬，当团长要处处讲话应酬，费心劳神，很累很苦，怕老人家吃不消。另外，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如果巴金率团来访，他想见见巴金。李季为此先后两次专程去上海，劝说巴老率团访日。一开始，巴老没有答应，一是觉得代替冰心当团长不合适；二是太忙，有许多东西要写，有许多事要做，实在抽不岀时间。但李季说，“文革”中中国作协被砸，现在刚刚恢复，正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扩大影响的好时机。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会见，对今后发展中日友好、扩大文化交流有利。巴老一再犹豫，最后勉强同意。
巴老同意后，代表团正式成立，团员共9名：团长巴金，小说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副团长冰心，小说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林林，诗人、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艾芜，小说家、中国作协理事。草明，小说家，中国作协理事。公木（兼秘书长），诗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主席。杜鹏程，小说家、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敖德斯尔，小说家、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邓友梅（兼秘书），小说家，中国作协理事。工作人员3名，巴老女儿李小林和冰心女儿吴青随行，照顾二老生活，我任随团翻译，全团共12人。
代表团甫一成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说我们这个团有两大特点：一、国宝级作家多，规格之高，名气之大，可能是空前绝后。二、团员来自北京、上海、四川、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六地，组团时充分考虑了地区、民族、年龄、文学门类等因素，有一定代表性。
各显神通凑礼品
在出访的前两周，全团在北京集中学习，宣讲外事纪律，传阅有关文件通报，请外交部有关人士介绍中日关系，请对外友协夏衍、孙平化等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本友好团体的情况。夏公讲完话后特意叮嘱我们说：“你们几个年轻人，主要任务是照顾好两位老人，他们是国宝，不能有任何闪失。”又指着巴老和冰心说：“你们要对他们实行一点强制，要管住他们。年纪大的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服老。我曾陪过沈钧儒老先生，他就不服老。他走得快了，你说他身体真好，他就走得更快。他走得慢了，你说还是慢点儿好，他以为你嫌他走得慢，马上加快脚步。人啊，一到这个年纪，就像小孩一样，争强好胜，天真任性，这也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吧。”吴青对我挤挤眼说：“这回好了，有了夏公的尚方宝剑，咱们要对他们‘严加管束’。”
夏公说的“年轻人”，是指李小林、吴青和我，再加上时称“小邓”的邓友梅，我们四个为小字辈。按理说，邓友梅是“红小鬼＋老革命＋名作家”，应该是我们的天然“长官”，但不知为什么，风风火火的吴青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到日本后，她更是威风八面，连接待事务局的日本人西园寺一晃（大名鼎鼎的西园寺公一的大公子）也被她收编为部下，并赐雅号，唯她马首是瞻。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京都，前排左起清水正夫、作者、李小林、吴青、王大军（新华社驻东京记者），后排左起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草明、巴金、冰心、公木、艾芜、秋冈家荣、林林
有一次参加招待会，吴青对我说；“你看我娘臭美，要穿半高跟皮鞋，我说八十岁老太太不能穿，太危险，容易崴脚，她不听，非穿不可，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我朝她努嘴的方向看了看，冰心老人站在队首，果然穿了双半高跟黑皮鞋，一身黑灰色中式套装，短发，没戴任何首饰，但精神抖擞，光彩照人。我说：“你瞧瞧，老人家那气质，那风度，那高雅，那潇洒，为全团长脸争光提气，你就别抱怨了！”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气哼哼地走了。没过两天，吴青又对我说：“我说不行吧，她死活不信，这回不穿了，把脚崴啦！”我说：“哪有你这样的‘小棉袄’，不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你赶快站到老人家身后去，照看着点，千万别摔跤！”
那时出国，代表团有礼品费200元。但日本人有送礼的习俗，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甚至出差旅行，都要给亲朋好友、上司部下、妻子儿女带礼物。这样大一个团，在日本访问17天，要会见许多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的大人物，需要很多像样、拿得出手的礼品，但这点礼品费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无奈之下，我写信打电话，请大家根据情况，量力而行，分头准备，届时统一使用。
巴老从上海带来了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名家新作，都已经裱好，还买了十几个装画的锦盒。不说别的，仅那锦盒，大概就不会少于200元！作协领导说，画是巴老请画家画的，但裱画和买盒，也花了不少钱，应该由作协报销。我对李小林说了多次，但巴老坚持自己出，只好作罢。艾芜老也从成都带来了十几幅书画，但听说日本潮湿，容易卷曲，就没裱，只是拓了一下，以便装镜框悬挂。全团集中在北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一幅幅看、选，根据画的内容、水平，参照在日本将会见的人员名单，决定送给谁。屋子太小，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转身都困难。邓友梅请老人们坐下来，慢慢选，但谁也不肯坐，全都站着，七嘴八舌地品评，兴致很高。有些画上有菊花荷花，冰心老人说：“这个得挑出来。日本人认为这是丧花，不吉利。”当艾芜老拿出一幅猴子时，冰心老人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小猴活泼可爱，机敏灵活，今年又是猴年，干脆别送日本朋友，送给我吧。”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几个小字辈，把大家选好的画一一记上名字，包好，放在旁边。一直议论了近两个小时，才算选完。整理完毕，大家才坐在床上、椅子上、沙发上聊天。我拿了张报纸垫在地上，坐下来。草明看我坐在地上，马上说：“水泥地太凉，快起来。这次出去，老人多，全靠你们几个年轻人，生病就麻烦了。别不听话，快起来。”说着，把我拉起来，挤坐在她身边。
选完画后，发现礼品还是不够。尤其是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年轻时读过巴老的书，要接见全团，需要专门准备一份“国礼”。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这时冰心老人自告奋勇说：“我去吴作人府上求画，以解燃眉之急。”冰心老人亲自上门，吴作人夫妇挥毫泼墨，绘成《友谊之花》。大家看了，都说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花美字秀，意境幽远，于是决定托人送到荣宝斋加急裱成册页，送给大平首相。
在京都岚山，左起巴金、李小林、作者、冰心、王大军
具有时代特色的制装流程
那时，我调到中国作协工作不到半年，情况还不熟悉，但从领导通知我随团出访那天开始，我就忙着打报告，办护照，申请签证，买礼品，订机票，迎来送往，忙得天昏地暗。不仅忙于公务，还有件私事，也令人头疼，但又非办不可，那就是制装。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平素衣冠整洁，不仅让自己感觉好，也是表示对人的尊重，走出国门，更是如此，否则有失国格，但那时物资匮乏，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要置办一套合适的西装革履，十分困难。
那时大街上没有穿西装的，商店里也没有卖的，男子一律是中山装，而且只有灰、蓝两色。我驻外使节、临时出国人员，必须带着出国介绍信，到北京红都服装店定做。红都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从上海迁京的，专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首脑政要及驻华使节、中国外交官及临时出国人员制装，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当时规定：临时岀国人员发200元制装费，隔整一年后再出国，再发100元，距第一次出国整三年之后再出国，再发200元。这200元可做好料子的西装、中山装各一套，但至少要去三次，分别是选料量尺寸、试样子、试成衣。如果体形特殊，需要反复修改，那就不知要跑多少次啦！外地有不少地方做不好西服，出国人员要到北京制装。有了西服，还要配衬衫、皮鞋、领带、腰带，有时跑遍北京城，累个半死，烦得要命，也买不着合适的。
如今出国制装，什么样式，什么品牌，什么衣料，什么价位的没有呢？用不着费心劳神、四处奔波、托人走后门，就能置办齐全。一些衣饰讲究的人，根本用不着制装，随时可出入国门，绝无失格之虞。回想当年的情景，恍如隔世！
还有一件事，不妨也记一笔。《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是位真诚坦荡热情如火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访问过欧洲，穿过西服，打过领带，在北纬饭店还教过我们。但他有心脏病，血压高，在日本访问期间，太忙太累，整天迷迷糊糊，连怎样打领带都忘了，每天早晨出发前，我要去他房间，帮他把领带弄好……
大平正芳首相接见
清点行李时，出了件怪事：别人的行李都在，独独团长巴金的箱子不翼而飞。按照日程，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将在首相官邸接见全团。要命的是，巴老要换的衣服，以及礼品、书画，都放在那只箱子里。我急得冒火，在机场多方查询，但一时没有结果，只好到饭店等待。直到午夜，箱子才找到，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来这只箱子搭错航班，飞到了上海，幸好当天有上海飞东京的航班，才没误事。
那时候，国内名片还不流行，我们出国前匆匆忙忙用中文赶印了代表团名单，李小林、吴青和我排在最后，列为“工作人员”。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中日两国都用汉字，而不懂汉语的日本人，看到这几个汉字，会引起不妙的联想，因为日语中的“工作员”，意为间谍、特务。这还了得，一个代表团竟然有三个特务，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标明身份！事务局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帮助重印了名单，把我们的身份改为中日通用的“随员”。
4月2日上午10点，我们乘坐五辆黑色奔驰轿车由新大谷饭店出发，前往位于千代田区永田町的首相官邸。
永田町这一带，是日本的政治中枢，国会大厦、各政党总部，大都在这里。江户时代，这里是大名（诸侯）们的府第，因永田氏曾在这里居住而得名。首相官邸是座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楼顶挂着国旗。我随巴老、冰心坐第一辆车，进到院子时，戴着白手套的警察纷纷敬礼，礼宾官跑过来开车门，引领大家走进会客厅。会客厅陈设简朴，铺着红地毯，摆着两排沙发和茶几。
1980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办欢迎酒会，前排左起巴金、井上靖，后排左起冰心、林林、艾芜、草明、公木
大家刚刚坐下，大平正芳首相、伊东正义官房长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和国会议员小川平二一起走了进来。几十名记者拥上前去拍照，快门声、闪光灯声响成一片。大平首相虽然头发花白，但步履矫健，迅速跨越记者群，过来与巴老握手。
大平首相多次来我国访问，为建立和发展日中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呕心沥血。大平首相出身于香川县农家，素以慎思而著称。说话时，语调沉缓，好像认真地选择每一个词。他说：“欢迎诸位来日本访问。我很高兴地看到，日中两国建交后，由于政府和民间的不断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得到了发展。日中两国历史不同，性质不同，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不同的果。在世界历史上，文化的交流、普及、合作，推动了文化发展。我虽然不是文化专家，但我认为，像日中两国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值得自豪的。”说到这里，他停了停，用手擦了擦脸，继续说：“但是，在两国文化相互研究方面还不够，还需要加强。中国作家到日本来，是个促进，会使文化交流、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巴老说：“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热情欢迎，我们感到荣幸。首相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诚如首相所说，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有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传说和史实，至今仍激动着人们的心。中日两国人民在相互学习和帮助的过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值得我们共同珍重和发扬。我们到日本来，是向日本作家、日本文化界、日本人民学习的。今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首相的帮助和支持下，必将更加繁荣。大平首相在百忙中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见面，我非常感谢。”
大平首相全神贯注地听巴老讲话，不时微微点头，翻译话音刚落，他就说：“感谢诸位对我的期望。在日本人民中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日本人到中国去，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们学得多，帮得少，今后愿意为你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现在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是日本最美的季节，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多交朋友。”
说到樱花，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巴老说：“我很爱樱花。1935年，我曾在上野看过樱花。在座的冰心女士写过樱花。”
大平首相想起了他送给中国的樱树，问道：“我们送给贵国的樱树长得怎么样？”伊东正义官房长官说：“已经开花了。”大平首相很高兴，接着问：“樱花是日本的象征。象征中国的是什么花？”巴老说：“梅花。”伊东正义官房长官说：“中国幅员辽阔，奇花异卉很多，选岀一种代表中国的花，可不容易。”
大平首相问大家来过日本没有？巴老说：“我和冰心来过几次，林林在日本留过学。”大平首相问林林：“哪个学校？”林林说：“早稻田大学。”大平首相说：“你们都来过日本，对日本的好与坏、长与短都一清二楚。”大家笑了起来。
巴老说：“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大平首相笑着说：“在技术方面，日本站在稍前一点，但在精神文化方面，要向中国学习。我现在还常看中国的古典文献。小川平二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有研究。”
大平首相是日本政界少有的读书家。他曾说：“无论怎样忙，每星期都要到附近的书店去一次，买几本新书。当我翻阅新书时，闻着新书的香味，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柔和的感觉，感到生的喜悦。”
巴老拿起蓝绸面的特装本《家》《春》《秋》说：“听说大平首相喜欢读书，送几本书做纪念。我们还带来一幅画，是著名画家吴作人夫妇合作的，题目是‘友谊之花’。”
这幅画是册页，萧淑芳画的郁金香，吴作人题词“友谊之花”，由荣宝斋用锦缎装裱。大平首相接过书和画，观赏良久，不断点头，向巴老表示感谢。
原本计划会见十五分钟，但大平首相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巴老说：“大平首相公务繁忙，我们就此告辞了。”大平首相，伊东正义官房长官、古井喜实、小川平二过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没想到，这是大平首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中国作家代表团。两个月后，大平首相不幸病故，但他朴实亲切的笑容，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以及他为发展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作岀的巨大贡献，令人敬重和怀念。
中国作家团访问奈良。左起杜鹏程、作者、草明、冰心、陪同人员、巴金、李小林、敖德斯尔
巴金的讲稿
访日期间，巴老应日方要求，发表了两次讲演。第一次是1980年4月4日，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题为《文学生活五十年》（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59页）的讲演。第二次是1980年4月11日，在京都文化讲演会发表了题为《我与文学》（见《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67页》的讲演。
《文学生活五十年》是巴老在上海写的，中文七千字，译成日文约一万字，是在国内译好带去的。在商谈日程时，日方说届时由精通汉语的八木紫上台代读日文稿，但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日方突然临时决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丰田正子宣读日文稿，八木协助，两人同时登台。事务局的负责人说，之所以如此变动，是考虑丰田正子既是作家，也是巴金的老朋友，而且生于东京长于东京，讲一口纯正的东京话，能够准确地把握表达巴金的思想感情。
时任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事务局长的丰田正子，个子不高，穿一身蜡染蓝花布衣裤，齐耳短发，朴素得像一个中国农村的中年妇女。她每天与我们一起活动，既是向导，也是体贴入微的老大姐，随行的“保健医”，比如谁睡眠不好，谁咳嗽，谁血压高，谁晕车，谁胃口不佳……她都细心观察，嘘寒问暖，准备些日常用药，悉心照料。为了准确流畅地表达巴老的思想感情，她彻夜未眠，把字迹潦草的日文稿重抄了一遍。
1980年4月4日下午，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巴金来日纪念讲演会”如期举行。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一些后来者，只好坐在台阶上、走道上。舞台中央，有一个讲台，讲台左边放一张长条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巴金走到讲台前，丰田正子和八木紫也随着巴老走进来，在长条桌前就座。巴金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巴老回顾了自己如何接近文学，如何苦苦寻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如何讲真话、讲实话、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他无情地解剖自己，敞开心扉，掏出一颗赤诚的心。丰田正子含着热泪，怀着对巴老的景仰尊敬，把巴老那发自肺腑的心声，连同自己的感动、共鸣，送到每一个听众的心里……
巴老的第二篇讲稿的题目是《我与文学》，长约四千字，是在旅行中赶出来的，篇未注明“四月九日凌晨一时于广岛写完”。一路走来，巴老是全团最累最辛苦的人。他要会见地方官员、作家、读者、记者，要应酬、讲话、题词留念，还要接受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我心疼巴老，怕老人家累病了，劝说道：“不是有《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底稿吗，京都讲演就不用写了，念念就行了。每天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再赶稿子，太累了。”巴老说：“不能炒冷饭，每次讲话都要有些新的东西才好。”在京都讲演时，巴老最后说：“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决不停止手中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巴老讲完话后，礼堂里响起了海潮般热烈的掌声。人们迟迟不愿离去，而是站起来，尽情地鼓掌，表达他们的感动与感谢。
珍贵手稿见证深情厚谊
遗憾的是，巴老这两次重要讲话的原件，没有带回来，而是送给了日本友人。
1980年4月9日，我们结束在广岛的访问，乘新干线去京都。车厢里人不多，很安静。巴老看了会儿报纸，抬起头，看着窗外掠过的城乡田园，若有所思。远处的山峦上有几簇樱花，笼罩在蒙蒙烟雨中，好像万绿丛中一抹粉红色的水雾，在蔓延、滋润……
这时，清水正夫先生走过来对我说：“我有个想法，想把巴金先生的讲稿留在日本。不是我个人想保存巴金先生的珍贵手稿，而是想把它捐给日本文学馆或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巴金先生是有世界影响的著名作家，有不少作家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作品也深为广大日本人民喜爱，有多种译本。如果在日本文学馆或博物馆中陈列巴金先生的手稿，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巴金，带着他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不顾年老体弱，七十六岁时来到日本，发表了真诚友好的讲话。这对于促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我与清水先生走到巴老身边，对巴老讲了清水先生的想法。巴老说：“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作纪念，但不值得当文物陈列在博物馆里。如果它能唤起人们的美好记忆，使我们共同珍重友情，发展友情，我就会感到荣幸、高兴。”
巴老说着，从随身的手提包里，找岀了《文学生活五十年》和刚刚在广岛写完、准备在京都发表的《我和文学》，交给了清水正夫先生。清水先生说：“这是送给日本人民最珍贵的礼物。它充满了巴金先生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告诉人们，要做一个正直朴实、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首先要做一个正直朴实、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人。”
《文学生活五十年》手稿共15页，用的是 《杭州文艺》300字稿纸和“杭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300字的稿纸。《我和文学》手稿共8页，前6页用的是“人民文学”240字稿纸，后面两页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320字稿纸。
清水正夫先生毕业于日本大学工学系，一级建筑师，著名友好人士。1948年，他与松山树子创建松山芭蕾舞团并任团长，先后访华百余次，并多次率团来中国演出由该团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2008年6月23日，因多脏器衰竭病故，享年87岁。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我留下做纪念的手稿复印件，墨迹越来越浅、越来越淡，有的地方已经看不清了。想必再过几年，上面的字迹会荡然无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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