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出版物中有时也作“钱钟书”“銭鍾書”）与杨绛一九三二年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并同时赴英国留学，一九三八年同船回国，相濡以沫六十余载，同为作家、学者、翻译家，同休共戚，同声同气，堪称“如此星辰如此月”的旷世情缘和“安稳坚牢祝此身”的一代佳话。陈子善曾指出，钱锺书的《围城》和杨绛的《风絮》连载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月出刊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三、四期，他们的作品同时连载于同一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例（《风絮：笔会·周末茶座·不日记》，《文汇报》2016年6月26日）。此言不确！据考证，钱、杨夫妇至少十二次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发文，包括：《文学杂志》（1937年）、《文艺复兴》（1946年1月、4月、5月、8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964年6月）、《译林》（1981年、1988年）、《文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1983年）、《瞭望》（1989年）、《十月》（1998年）、《读书》（2020年）。
钱、杨夫妇第一次同框发表作品是在《文学杂志》一九三七年创刊号上。当年，胡适、杨振声等人想振作“京派”作家，与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朱光潜组成八人编委会，筹备《文学杂志》月刊，并推举朱光潜担任主编兼发行人。该刊注册地址为北平后门内慈惠殿三号，由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每月一日出刊，但因“七七事变”爆发，在出版第四期之后便被迫停刊。从编委会成员和作者队伍可知刊物的实力和影响，创刊号的理论栏目包括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叶公超《论新诗》，诗歌栏目包括胡适《月亮的歌》、戴望舒《新作二章》、卞之琳《近作四章》，小说栏目包括沈从文《贵生》、老舍《火“车”》、杨振声《抛锚》、陈西滢译作《大国之风》，戏剧栏目包括李健吾《一个未登记的同志》（独幕剧）、林徽因《梅珍同他们》（第一幕），书评栏目包括周煦良《赛金花剧本的写实性》、常风《活的中国》、朱光潜《望舒诗稿》（署名“孟实”），短篇散文栏目包括周作人《谈笔记》（署名“知堂”）、钱锺书《谈交友》（署名“銭鍾書”）、杨绛《阴》（署名“杨季康”，1936年秋作于牛津）、废名《随笔》、程鹤西《灯》。钱、杨夫妇的散文均创作于牛津，时间分别为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和一九三六年秋，发表于该刊第187—197页、197—199页，同时受到朱光潜在本期《编辑后记》中的高度评价：“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掺上兰姆与海兹尼特风格的芬芳。他的夫人杨季康女士的《阴》以浓郁色调炫染出一种轻松细腻的情绪，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钱、杨夫妇先后四次在《文艺复兴》上同期发文。抗战胜利后，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出版了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由位于上海厦门路尊德里十一号的文艺出版社出版。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约稿，杨绛的短篇小说ROMANESQUE（译为《浪漫故事》或《浪漫故事调儿》）和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都是在此期间约定的稿子。原本商定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创刊号起，用一年时间连载《围城》，但钱锺书临时来不及抄写，希望延后一期发表，并提交了短篇小说《猫》。于是，创刊号在发表《浪漫故事》的同时，也发表了《猫》，并在本期的《下期要目预告》栏目中，将《围城》公布在头条。李健吾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编余》中重磅推出《围城》：“可喜的是从第二期起，我们有荣誉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仕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
《文艺复兴》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第一卷第三期刊登杨绛的四幕悲剧《风絮》第一、二幕和钱锺书《围城》第二章。李健吾在《编余》中隆重推出杨绛：“从本期起，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的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精湛而有修养的灵魂。”在五月一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期中，郑振铎（署名“谛”）在《编余》中表达了对刚刚去世的夏丏尊的沉痛悼念，在推出本期的几位诗人和作家之后，特别提到：“其余的剧本和小说，特别是长篇的，让读者们大概都深有印象，这里也不必再说什么了。”这里的剧本和小说就包括同期发表的《风絮》第三、四幕和《围城》第三章（上）。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出刊的《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除了连载《围城》第五章（上）之外，还发表了杨绛的短篇小说《小阳春》。郑振铎在《编后》中写道：“第二卷的开始，添加了巴金先生的一个长篇《寒夜》；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和李广田先生的《引力》也都继续地写下去，我们觉得很荣幸！石华父先生的剧本《抛锚》，也是连载的。在短篇小说方面，这一期有了杨绛女士的《小阳春》，臧克家先生的《梦幻者》，骆宾基先生的《可疑的人》，和蹇先艾先生的《老实人》，已经很结实。”
上海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七月推出《风絮》单行本，与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郑振铎《蛰居散记》、师陀《果园城记》、柯灵和师陀《夜店》、许广平《遭难前后》等被收入“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风絮》后来又发表于《华人世界》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但直到二〇一四年八月才首次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全集》。《猫》最初收入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人·兽·鬼》（“开明文学新刊”），《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题为《介绍〈人·兽·鬼〉》的书讯如此推介：“作者钱锺书先生，以博学和睿智闻名，他目光深远，洗礼地观察并且解剖人生。《人·兽·鬼》仍旧保持他的一贯作风。里面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像有刺的花，美丽、芬芳，发散出无限色香，然而有刺，用毫不容情的讽刺，引起我们一种难以排遣的惆怅，该书由开明书店出版。”
《围城》在《文艺复兴》的连载，自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卷第二期开始，除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第二卷第三期暂停之外，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第二卷第六期，一共十期。对于暂停一期的原因，有人推测是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但实际情况是钱先生患病。郑振铎在第二卷第三期的《编后》中做了及时解释：“这一期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号。我们感谢许多位赐稿的先生所给予我们的有力的帮忙，本来还特约着几位先生写，为了时间的关系，或来不及写出，或寄来时已经来不及排入，但就已有的十篇文章来看，已觉得颇为丰富，且已接触到鲁迅研究的许多方面了。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钞不及，只好暂停一期……因为专号的关系，有许多预备要在本期刊出的文章，都只好移到十一月号里去。”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除了续完《围城》，还刊登了钱锺书写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围城〉序》，以及李健吾在《编余》中对《围城》的不舍：“和第六期同时告终的有巴金先生的《寒夜》，还有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值得一提的是，《围城》连载期间，郑振铎和李健吾听到了文艺界的好评，计划在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柯灵、吴组缃等人撰文讨论，但由于时局的变化，《文艺复兴》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三卷1—6期、第四卷1—2期之后，仅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十二月二十日和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分别推出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中、下三期，此后停刊了。《围城》单行本于一九四七年五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被列入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八。为配合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五月一日出刊的《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三期封底为《围城》做新书广告，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小说的创作特色：“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
钱、杨夫妇第六次同框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复刊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上发表长篇学术论文。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第1—29页）中，提出了脍炙人口的“化境说”翻译思想，引发了学界持续不断的解读、阐释、评价和运用。该文以《林纾的翻译》为题，通过对林译作品的评价阐明一些翻译理论问题，还涉及训诂学、考据学、翻译学、文章学、修辞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一些问题，并论及翻译与古文（创作）、修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古文与文言的区别，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史实考据与甄别，人品、学品与学风的关系等，体现钱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即古今、中外、文字、文学、文化和学科之间的打通。这是钱先生经营最善、考据最详、修订最勤的一篇力作，在中国大陆出现了经他本人修订的十余个版本。杨绛在《李渔论戏剧结构》（第30—44页）中，指出李渔《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是系统地从“戏”的角度讨论编写和排演的技巧，这部书“和以前的曲话等大不相同，代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的一个新发展”。她在指出李渔与西方戏剧理论的相似或相同之后，着重探讨我国和西方戏剧在理论上相似而实践上不同的一点——戏剧结构，认为李渔与亚里士多德有关戏剧的“故事的整一性”在表面上非常相近，但性质不同，并援引中西戏剧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同例子，证明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是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该文是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刊出后很快受到外国学者在《汉学书目杂志》上的介评，也受到国内学者的较多关注。
钱、杨夫妇第七、八次联袂“出镜”是在《译林》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他们为即将在扬州召开的“首次扩大的《译林》编委会”写了一封见解精辟、饱含深情的贺信，肯定了《译林》的办刊特色和显著成绩，论及作品的“通俗”与“畅销”、“经典”与“高级”等问题。该信以《本刊编委钱钟书、杨绛同志的来信》为题，刊于六月出版的第二期《首次扩大的〈译林〉编委会在扬州召开》栏目。信件正文如下：
得来信和通知，十分感谢。《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平时挂名，这次开会，偏又不巧有旁的事，分不开身，只好缺席，歉意更深。特此专函请原谅，并敬祝会议胜利，开得有成果。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 sociology）家像R.D. Altick，R. Escarpit，R. Schenda，J. L. 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敬祝你们——实在不敢老着脸说“咱们”——的刊物办得更出色，顺祝到会同志们愉快健康！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译林》编辑部将上述信件掐头去尾，以《发扬特色办好〈译林〉》为题（署名“钱锺书 杨绛”），发表在第一期，并附上钱锺书手迹的第二段。
钱、杨夫妇第九次同框是在英文刊物《文贝》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一九八三年，广西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孙景尧联合该校美籍教师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比较文学英文期刊《文贝：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邀请贾植芳、杨周翰、金涛声、方平、卢康华等人组成顾问委员会，翻译发表了钱锺书、季羡林、杨绛、杨周翰、钟敬文、方平、范存忠、乐黛云等我国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比较文学现状，在国门重开之初赢得了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关注和欣赏。该刊前两期无正式刊号，由广西少数民族出版社印刷，直到第三期才由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出于经费紧张等原因，出版了六期之后便停刊。钱锺书的《通感》和杨绛的《艺术与克服困难：谈〈红楼梦偶记〉》发表于该刊创刊号，由期刊编委会助理编辑完成英译。《通感》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一期，《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管窥》（题目稍有不同）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六期，两文同刊同年但不同期。
钱、杨夫妇第十次同框是在《瞭望》周刊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第6—7期。临近一九八九年春节，该刊编辑部记者采访了巴金、钱锺书、杨绛、刘再复、冯骥才、谢晋、韩美林、施光南等八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并通过约稿或采写，组成《作家艺术家新春谈艺录》专栏，其中包括杨绛撰写的《钱钟书手不释卷》一文，提到钱锺书如何酷爱读书，并附上两人的一张黑白合影照——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刊物上真正的照片同框。
《十月》一九九八年第一期出现钱、杨夫妇第十一次同框，且对同一件事撰文发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围城》热”中，杨绛在胡乔木的建议下，撰写了纪实性散文《记钱钟书与〈围城〉》。钱锺书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为之作了附识，强调这篇散文是“实情”和“秘闻”。据杨绛回忆，因为“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这篇散文直到一九八六年五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收入朱正主编的“骆驼丛书”，但钱锺书的附识未入其中。一九九七年，杨绛作品《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的《干校六记》。一九八八年一月，署名“钱鍾书 杨绛”的《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连同钱锺书的附识和墨迹，发表于《十月》第一期《散文》栏目。全文如下：
我写完《记钱鍾书与〈围城〉》，给鍾书过目。他提笔蘸上他惯用的淡墨，在我稿子的后面一页上，写了几句话。我以为是称赞，单给我一人看的，就收了藏好，藏了十五年。如今我又看到这一页“钱鍾书识”，恍然明白这句话是写给别人看的。我当时怎么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真是“谦虚”得糊涂了，不过，这几句附识如果一九八六年和本文一起刊出，也许有吹捧之嫌。读者现在读到，会明白这不是称赞我，只不过说明我所记都是事实。
以下是钱鍾书的附识和墨迹。
杨绛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
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快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
钱鍾书 识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首次获准出版了钱锺书遴选、杨绛抄录的《钱锺书选唐诗（上下）》。该社时任副总编、现任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周绚隆在《读书》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期上发文，交代了成书背景以及《宋诗选注》《唐诗选》的相关情况，提醒读者在关注《钱锺书选唐诗》的同时，不要因此否定《唐诗选》的价值。该期封底整页推介《钱锺书选唐诗》：“人文社的编辑对手稿进行了必要的整理。本书收录诗人308位，诗选1997首，充分体现了钱锺书先生对待唐诗的态度和选诗的独特视角，是研究钱锺书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全面展示唐诗艺术风貌的大型选本。此外，杨绛先生在手稿上标注的日期、旁加的评语，也体现了钱、杨夫妇在学术上的日常活动。”期刊编辑部还精心挑选了钱、杨夫妇的两张经典的、表情相似的黑白登记照，让他们再次在刊物上同框，并附上两册新书的彩色图片。这既是对新书的直接宣传推介，也是对钱锺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最好纪念，更是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深情怀念。
事实上，钱、杨夫妇还多次在同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是同年甚至同期，但重要的几次同框如上所述。这既体现了他们对同一家刊物的青睐，也表明刊物编辑部慧眼识珠，同时让读者一睹钱、杨伉俪的风采、文采和学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期刊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值得品咂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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