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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重提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 清史研究自1912年以来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清史研究更加兴盛，仅《清史书目(1911-2011)》收录的清史著述就有四万余种，由中国知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建的《清史研究专题库》收录论文数(含学位论文)、报纸、工具书等共六十余万条(种)。在方法上，清史研究议题转换迅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经世致用空间广阔，可以说清史研究已逐步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走向繁荣。但与这一繁荣局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政治史的衰落。刘风云曾论及世纪之交史学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政治史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易位，放弃了对重大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国家与政府，特别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研究，将政治史隐身于社会史之中， 从而导致了政治史显学地位的丧失[1]。政治史研究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史学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而各个断代政治史研究显然还有很大差异，与中古史领域政治史研究积淀深厚且仍具有较强影响力不同，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衰落更为明显，其背后具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清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走向繁荣，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政治史研究积累本身就比较薄弱，此时又恰逢社会史等新领域崛起，导致政治史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研究方法也面临材料枯燥、议题陈旧、解释僵化等困境，难以提出具有笼罩性和辐射力的解释框架。同时，清史研究领域史料丰富固然是一个优势，但议题泛化导致缺少聚焦，对材料的解读欠缺精细，同时无法穷尽占有史料也难免方法论上“选精”与“集萃”之讥。 政治史研究的衰退特别是对于重大议题的疏离，自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关于史学议题的碎片化和短期主义早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近代史研究》曾专门组织过“碎片化”问题笔谈，尽管学界同仁对这一趋势看法不一，但对“碎片化”业已对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问题则无异议。乔·古尔迪(Jo Uuldi)、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历史学宣言》中更宣称“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2]。作者认为这种“短期主义”史学的出现既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对于政治史的疏离、放弃宏观叙事与道德规谏有关，也与史学内部面临的激烈竞争导致史学专业化程度的加强有关。作者深信“短期主义”对史学的困扰不仅存在于英语世界，而且对其他语言地区也同样适用。有鉴于此，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政治史研究的回归与复兴。杨念群旱在2004年就提出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认为地方故事的脉络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意义上的整合作用，并且要把“政治”当作一种相对独立的运转机制进行再研究[3]。陈明明也认为社会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叙事，毕竞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区(整体上)和跨领域(制度上)层面的基础性综论，社会史、文化史“专业化”和“去中心化”取向也无法割除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同政治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4]。类似议论在唐代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反思中也有体现。 在政治史研究中，官僚体制是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官僚政治史如何再出发，近二十年来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深具政治史研究传统的中古史领域。这些探索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但学术发展“似我者死”，清代官僚政治史也需要利用自身独特优势，走出一条新路。 二、数字人文之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价值及路径 在官僚政治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多种研究理路，孙正军对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的观察视角、研究取向进行了全面深人的分析[5]。制度史观对于长时段和结构的偏重，强调制度的主体性，实际是对制度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秩序”的重视。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取径将关系、过程、行为引入制度史研究，如此一来，制度更多呈现出相对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可视为一种 “混沌”。两种维度的观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具价值，需要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情景下选择合适的 研究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制度当中的“混沌”与“秩序”看似对立存在，但也是辩证的统一体。当面对个案等微观层次时，制度往往呈现出较为不确定性的一面，而面对整体或长时段时，制度却又常常呈现出有秩序和规律性的一面。可以说各类随机现象背后同样存在隐性规则，微观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层面的系统结构与行为，譬如阿西莫夫在《基地》这本经典科幻小说中所幻想建立的心理史学，当人群规模超过150人时就可以预测群体行为。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并无本质不同，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为了实现微观与宏观规律的统一性，才需要建立各类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如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建立地球气候的物理模型、量化其可变性并可靠地预测全球变暖”相关研究，主要就是表彰其对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的开创性贡献。历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同样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 如果说当下的史学界通过大量微观的、个案的、区域的研究呈现了大量“混沌”状态的话，但如何从“混沌”出发进而引至对“结构”的分析，似乎尚不充分。社会科学在面临这一问题时，通常有一些扩展个案研究的处理方式，如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6]，更重要的是定量方法的使用。不过史学界对于定量方法认可度一直不高，短暂兴起的计量史学也很旱就遭到史学界的批判，直到近年来才又重新引起关注。可以说，定量分析特别是概率和统计思维在史学研究中应用不足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其视作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样一来，必定会导致史学研究朝着微观的方向愈来愈深入，在这里历史呈现了更多的无序性和非规律性，进而使得史学家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把握整体历史的信心，丧失了借助历史规律经世致用的信念。而国家与社会对于历史的需求显然不仅仅止于了解细部的历史，既然史学界弱化了这一研究取向，那么自然就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关注宏大历史问题，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应运而生，且往往强调其与历史学研究的区别，如历史政治学就强调其所追求的研究应当具有理论自觉而非如历史学领域的政治史往往停留在史实考证与叙述层面。但对于宏观历史进程的把握，如果缺少足够精确的经验研究，理论自觉也具有脱离历史事实的危险。因此，官僚政治史的研究要再出发，就需要吸纳百家所长，既要处理好从制度主体出发所引致的不确定性，也要研究可以把握的制度结构与制度整体，更要在二者之间架设起一套复杂系统且能同时容纳“混沌”与“秩序”。在这一官僚政治史的复杂系统中，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长处，也需要引人计量分析等数字人文工具，将微观分析与结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史实考证、历史叙述、理论自觉都可以容纳进来，也许可以带来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意，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数字人文”正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 数字人文的前身是人文计算，自2004年以后“数字人文”一词开始流行，并进人飞速发展期，研究对象及方法更为多元，数字与人文融合更加深人。2015年以后数字人文逐渐在中国大陆地区成为研究热点，至今不衰，业已对史学研究带来较大冲击和挑战[7]。迄今为止，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外延仍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就清代官僚政治史而言，数字人文可以通过计量手段提供结构化思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个较大的方法论的区别，用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Sewell)《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一书的总结，便是历史学家满足于多个不明确但最终在因果关系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家则尝试厘清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完整解释他们系统性的动态，用清晰定义的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结构性思维是社会科学中值得历史学家迎头赶上的长处。清代官僚政治史一个优势就在于全样本官僚信息的留存，“可以掌握研究对象的总体，进而为统计推断带来帮助”[8]。这样基于整体官僚结构的量化研究方法就有条件展开。 清史学界早已开始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官僚政治与社会史的探究，如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中就有诸如“省级及地方官员初任资格之百分比分布”表格统计结果，只是当时还没有条件掌握全样本的数据，只能依赖片段的资料与统计作为历史背景的辅助。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也曾根据《缙绅全书》等资料统计州县官的种族、出身背景等。而魏秀梅利用《清季职官表》等工具书先后从量的角度探讨过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的人事擅递现象。对于基层地方官，目前最经典的研究是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的《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及王志明的《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李国祁及其团队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全面翻阅了省级通志4部、府志48部、州志(含直隶州)36部、县志349部，共计437部，设计了744张统计表，涵盖知府4935人、直隶州知州2249人、散州知州4439人、知县42602人，共计54225人。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只有一些研究结论以表格的形式公布，缺少原始数据。王志明《清代职官人事研究——基于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的考证分析》主要利用的是引见官履历档，涉及文官35597人，绿营武官4782人，八旗武官1199人，比较专门。此外，职官类的工具书编纂较多，质量也较高，但主要是查阅功能，无法满足数字化环境的计量需求。现有数据库如“清代职官资料库”“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等一般都建立在传统工具书之上，资料经过考订，准确性较高，不过大多偏重于高级官员，数量有限。总体而言，现有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工具书较局限于高级官员或特定文献如履历档中的官员，可以进行简单的静态统计，但数据不够齐全，也无法满足数字人文时代多样化的计量需求。 近年来，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受到清史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由于《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结构化程度较高，又是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数据记录，故而成为迄今为止清代官员最重要的数据宝库，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一康文林研究团队已在录入数据并建设《缙绅录》量化数据库，1850—1864年、1901—1912年段数据业已在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数据共享平台公开，研究论文也已陆续刊出[9]。这一数据库也引起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界同仁的重视。但这一数据库同样面临清代前期《缙绅录》留存不足、记录多为实授官员而署理官员缺失等一些根源于《缙绅录》版本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不同来源的官员数据进行补充、订正。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所存地方志中，以清代数量最为丰富，有六千余部，加上民国方志中对于清代官员的回溯性记录，大体来说，范围上涵盖了全国各省，时间上从清初到清末，除了县志外，还有府志和省志，其中职官是必须记载的类目，这就意味着在地方志中保存有大量系统而连续的职官信息，含实授、署理等多种类型，可以有效弥补《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不足，从而能够在两个数据库结合的基础上，搭配其他相关资料，形成清代职官信息的全样本数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21年启动了“基于地方志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正力争早日完成。 与官僚信息相关的数据资源远不止《缙绅录》和地方志，有待纳入职官信息数据的资源还有很多，如履历档同样是记录官员出身和迁转的非常重要的数据。此外，像乡试录、同官录、朱卷及清代选官任官的奏疏中保留了大量官员个人信息，亦需被统一整合进入一个更大规模的职官信息数据集成系统之中。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对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其一，不再仅局限于对个别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别的研究，而可以数十万官员数据为基础，对整体官僚政治结构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归纳和分析。其二，不再仅局限于高级官员，可以将中级、低级官员共同纳人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将更加全面和系统，也可以说有机会摆脱以上层政治和高级官员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其三，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将官僚信息、施政行为与气候(雨雪分寸数据)、经济(粮价数据库)、灾害(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地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进行关联，从而可望从整体和有机关联的关系角度提供一种新的观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系统性史料的留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各代常常存在的缺乏系统性、数据不够齐全等弊端，为数据库的建设与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这样一来，融合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侧面的数据库的互联互通就为构建一套复杂系统提供了可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库就将建成，至少在以下重大问题上提供新的研究可能。 第一，对官僚结构的整体计量分析，探索官僚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王朝兴衰的规律。有了全样本数据的支撑，对于官僚结构的计量分析将为我们透视清代官僚体系的静态与动态演变提供有力帮助。譬如官员实授与署理比例、出身、任职年龄、任职地域的动态演变，制度设计中如何兼顾稳定与效 率，有助于探索官僚结构的变迁与王朝兴衰的根本动力。通过计量结果可以发现新问题，特别是对于原来不够引人注目的史料可能会有重新解读。笔者先前曾经对晚清官员的出身做过计量分析，发现所谓晚清捐纳带给官员的冲击并不体现在正印官如知府、知州、知县上，就统计结果可知，晚清正印官群体出身进士和举人等正途的比例反而有所增加，这就提醒我们需要重新阅读《大清会典》等传统典章制度文献，体会到在捐纳盛行的晚清社会，清廷也在通过种种制度设计尽可能保证正印官的素质，这就是计量能够带来的新启示[10]。 第二，官僚政治的空间分析。官僚政治史研究中，空间问题除了历史地理学界有所关注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是特别重视。特别是在分析地方官员时，往往偏重于官僚不同层级的结构分析，而不太注重地域之间的差异。在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支撑下，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空间分析，研究官僚政治的地域差异将成为可能。譬如可以利用UIS等新的技术手段进行清代官员升迁调动的空间规律的宏观分析，对于大一统国家下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合理选派官员以达到与任职区域的匹配、如何平衡边疆与内地官员的升迁调动、如何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如何协调本地升迁与异地调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索。笔者先前曾对清代的政区分等及其对官员选任所带来的影响，利用UIS空间分析手段，较以往清代政区等第的研究就有了较大不同，初步感受到了空间分析之于官僚政治研究的新的可能性[11]。 第三，官僚系统流动性研究。其中至少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官僚系统的来源。以往学者将其放在社会流动性研究框架内，研究官员与科举的关系、官员出身与家族背景等，也不同程度使用了统计手段。不过这些计量数据总体来说比较有限。在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更有利于将其与履历档、朱卷集成、乡试录等结合起来，从全样本的角度对既往研究进行验证和更新，对清代两百余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作出更加清晰、准确的界定，且可以将区域差异性分析纳人其中。二是进入官僚系统以后的流动性。官僚系统的升迁调动一直是官僚政治史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部分，以往的研究只能针对具体人物展开个案分析，对于群体的研究一直无法开展。有了清代官僚全样本数据的支撑，通过数据之间的连接，很容易梳理出大规模官员升迁调动的轨迹，必将为我们更深刻地透析清代官场选任的奥秘提供帮助，且几乎是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考虑到社会学等领域对官员空间流动的研究也只是刚刚开始[12]，那么清代官僚流动性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跨学科影响将更为显著。 第四，政治网络分析。在对官僚系统进行分析时，显性关系是易于观察的，如同年、同乡等;而隐性关系则不易把握，如姻亲、私人关系网络等，特别是这些隐性关系在政治网络当中的作用，一般比较隐秘，即使是当事人也未必形之于笔墨。如果研究者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一定规模的官员群体时，困难就更加显著了。大数据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手段有助于追踪这些隐秘关系，学界目前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所做的政治网络分析的成果已有不少。考虑到清代资料的丰富程度和官员数据的全样本，对于清代政治网络的分析将更具有实现的基础。当然，解决这一问题，单靠官僚系统的全样本数据还不够，必须建设更多的数据系统并进行关联，如官员之间的信札、名人序跋、家谱当中的家族网络、同年录等数据均纳人进来，这将是一个长期但又深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方向。 三、数字人文应用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挑战 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数字人文与传统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结合才刚刚开始，虽然具有美好的前景，但也同样深具挑战。 第一，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谱绅录》量化数据库基本建成，地方志中的官僚数据库建设业已开始，预计不久也可以完成。这两个数据库相互配合，可以初步建立起从清初到清末绝大部分官员的基本信息，包括任职时间、籍贯、出身等。但从研究需求来说，数据变量越多越好，可关联的数据系统越多越好，可以说永无止境，需要学界花大力气在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着力，特别是与官僚政治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数据。如学界多关注到了履历档数据，但在清宫档案中存在大量选官任官的奏疏，其中对于官员的履历情况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由于这些档案比较分散，信息点多且杂散，所以一向没有得到学界过多的关注，其实其价值丝毫不亚于履历档。此外，类似朱卷、家谱中的信息，虽已见到学界有相关的数据库建设计划，但迟至今日仍然没有见到真正公开、可用的数据信息。只有当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数字人文在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中才能有更大的空间，才有可能带来官僚政治史研究全新局面的出现。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邀请专业学者就其所长进行专业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运用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手段加以辅助。如对清实录和地方志的实体、关系、事件抽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官员信息的深度挖掘，在技术上比较成熟并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基于地方志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项目建设中尝试使用。 第二，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科学在当代官僚政治、社会分层等领域业已具有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譬如关于当代官员的选拔、升迁、任用、绩效的研究，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中已有不少。社会科学非常娴熟于定量方法的使用，且在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上富有经验。随着清代官僚政治史基础数据的建立和数字人文方法的成熟，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与社会科学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实现对接，而且还具有史学的独特优势，提供历史纵深。两者之间的融合不仅有益于历史学科的方法更新，同样可以与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对话，进而为从长时段解释中国的官僚政治运行提供帮助。 第三，传统人文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机融合。其一，“数字人文”不是如很多学者批评的检索史学，不是对史料解读、考证传统的抛弃，这是一种误读，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严谨考证，同样是“数字人文”所需要的。其二，“数字人文”也不是一些学者批评的简单呈现计算结果或验证已有研究结论，而是通过计量发现新问题，促进对史料和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可以说数据库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新的思维，包括计量统计、空间分析等，都是传统史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它的引人，不仅不会损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而是会为传统史学研究增加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不能也不会替代传统人文研究，我们更应该把数字人文看作是史学研究中如虎添翼之“翼”而不是同室操戈之“戈”。 第四，数字人文是否会重蹈“宏大叙事”的陷阱?数字人文不是传统官僚政治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为官僚政治史的再出发提供一种新思路。即使是用量化方法实现对政治结构的分析，这一结构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将变动与混乱引人，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更多通过经验考察来揭示而非通过空洞的数字和理论推演，更不会将某些政治史的普遍图式作为历史解释的出发点，诚如米尔斯所说，“没有任何‘宏大理论’，没有任何普遍图式可供我们作为出发点，以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13]。新的官僚政治史研究所追求的是将个案的细致分析与宏观的计量结果同等看待，且寻求二者解释的统一性，既会重视计量所带来的便利，同样会注重规避计量的陷阱，特别是从社会学等领域对计量的反思中吸取教训，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中寻求历史解释的平衡性。 数字人文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意义不止于官僚制度，也不止于政治史，而是要从新的视角，从传统官僚政治中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华文明的价值。当下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释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与独特性正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并对各学科既有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数字人文时代提供了开拓“新政治史”的可能，特别是在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进行历史文献挖掘与研究及建立一套融合官僚政治“混沌”与“秩序”的复杂系统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释 [1] 刘凤云：《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第5～16页 [2]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3]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13页。 [4] 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期，第43～53页。 [5] 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份种理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54～67页。 [6]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8 ～130页。 [7] 邓小南:《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2021年春季号，第11～14页。 [8] 林展、陈志武：《量化历史与新史学—量化历史研究的步骤和作为新史学的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第51 ～64页 [9] 陈必佳等：《大数据与清代职官研究——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hen Bijia,etc.,“Big Data for the Study of Qing Officialdom:The China Uovernment Employee Database}ing (CGE-D)”,《中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第4卷第2期(2020年7月)，第431～460页。 [10] 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1，年第3期，第4～29页。 [11] 胡恒、陈必佳、康文林《清代知府选任的空间与量化分析——以政区分等、《缙绅录》数据库为中心》，香港《新亚学报》第37卷，2020年，第339～398页;胡存璐、胡恒、陈必佳、康文林《清代州的政区分等与知州选任的量化分析》，《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1期，第34 ～47页;胡恒《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第67～90页。 [12] 周雪光等：《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层级分流模式与经验证据》，《社会》2018年第3期，第1～45页 [13]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李康译:《社会学的想象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tom年版，第5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