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羽是晋察冀文艺的重要参与者，是抗战诗社《铁流社》的骨干，也是抗敌剧社的重要成员，创作过多个剧本、多首歌词。作家吴霖在研究作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盛成时关注到这个人物，此文钩沉了作为盛成妻弟的郑成武去延安前后的事迹，和更名为郑红羽的缘由。
    1936年4月，方令孺在南京曾写过一篇《琅琊山游记》，发表在本年10月18日《大公报》上。文中提及：该年清明，她与友人共五人有安徽滁州琅琊山之游，但内中其他四位同游者姓名在发表时均隐其名，其中三位以××替代，只有一位是有姓而无名的，即“郑家小弟弟”。我在《方令孺与谁同游了琅琊山》一文中，考证出三位××者，为徐悲鸿与盛成、郑坚夫妇。在方令孺笔下有着亲切描写的“郑家小弟弟”，并不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的是盛成夫妇的孩子，而是郑坚的弟弟郑成武。郑成武生于1918年，这一年18岁。方令孺之所以如此称呼他，大约因为郑成武与她的女儿陈庆纹同龄。
    1935年盛成从欧洲回国后，与郑坚把家安在了南京，居住在明故宫附近大光路。次年春，搬家至湖南路。期间，郑坚曾独去北平接母亲、弟弟郑成武（其父郑逸峰已于1924年去世）到南京生活。
    据盛家亲友说，郑成武在北平曾就读过志成和辅仁两所中学，卢沟桥事变后，郑成武从北平南来，曾借读于扬州中学。盛成侄女盛如（盛成胞兄盛白沙之女）1934年夏天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郑坚母校），她曾回忆，与她同龄的郑成武，因上学时间晚，此时仍在中学就读。因此，1936年春，郑成武与母南来，主要是因为盛成夫妇在南京定居的计划。郑成武如确曾入扬州中学借读，应是有完成高中学业并继续升学的打算。
    盛成的老师欧阳竟无在1922年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是一家集研究、讲学、刻经、传道于一体的佛教机构，也是中国第一所佛学院。该校招收学生很少，学制有中学和大学，并有大学预科和特科等等，学制较为灵活。从现存资料看，支那内学院在1922—1940年间在册住院弟子仅115人，郑成武大名在注册学生名单中。姓名后籍贯加注“湖南”字样。而盛成名字位列“院外学友弟子”名单，该名单另有黄忏华、汤用彤、梁漱溟等40人。
    郑成武进入支那内学院学习，应该与盛成的主张和建议有关。时间当在1936年。
    盛成在1939年5月31日郑坚去世一周年时，曾写“祝寿信”致已故亡妻，其中回忆到三年前的1936年，“是年夏，决意你与母回平，弟留京，我去沪。”盛成夫妇原拟打算长期居住南京的计划此时不知何故突然有了变化，因此，1936年夏天，郑坚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又回到了北平。盛成因有工作需要完成则东去上海，而“弟留京”的原因，应该是郑成武此时在支那内学院已经有了稳定的学习环境。郑成武在该校时间，应该一直持续到次年年末因抗战全面爆发欧阳竟无将内学院迁往四川之际。
    1936年12月30日，盛成与郑坚第三个孩子（女儿盛滴娜）在北平出生。1937年春节甫过，盛成携全家迁至上海，居住在薛华里路薛华坊3号，与汪亚尘紧邻。
    是年上半年，盛成应中华书局约稿，埋头翻译巴尔扎克的《村教士》。暑假前，译完了全书。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盛成正在南京。盛成作有《欧阳竟无大师渐传》一文，讲及1937年7月1日至18日，欧阳竟无召集门人讲晚年定论。期间，北平发生卢沟桥事变，适“梁漱溟来，因韩复渠不抵抗而曲为之辨”，据盛成文中描述，当时，欧阳竟无气愤地“抛粥碗于地，并令鸣鼓而攻。以示内院为真是真非之所在”。可以想见，以盛成的性格和立场，一定是积极参与批驳梁漱溟观点最厉害者之一。梁漱溟亦为欧阳弟子。当时在场的，还有蒙文通、汤用彤等门人。欧阳渐友人李证刚、柳诒徵亦在场。
    不久，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盛成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2月2日，盛成全家从上海逃出。线路是从上海坐船至南通，再换船坐至泰兴。经旱路到扬州，再至仪征。匆匆将郑坚及三个儿女（长子盛保罗4岁，最小的女儿盛滴娜1岁）在老家安置后，盛成即与同行的姚瑞芳安矜群夫妇渡江至龙潭，再到南京。这已经是12月6日，盛成去找刘斐，刘已离去，其副官让盛成一行赶紧离开南京。盛成坐火车经郑州、徐州到了武汉，找到了王炳南。
    支那内学院也是在12月初举校迁往内地的，次年1月到重庆，2月6日，在江津举行了蜀院成立大会。因需就近照拂在仪征的姐姐及三个孩子，郑成武既没有马上紧跟盛成去武汉，也没有追随学校内迁。
    欧阳竟无的著作，在1941年5月有支那内学院蜀院刻本《竟无小品》一种出版，其中收入《与李正刚》信札一通。内容很短，提及“郑成武”。全文为：
    “培老之诗，本未带来，忽有郑成武少年为我带到湖南，由彼寄到渝，由德潜揭到津，现亦安然在案头。奇极不可理喻耳！”
    “培老”为沈曾植，参与创办支那内学院，晚清诗人，著《海日楼诗》。李证刚是沈氏门人、欧阳竟无密友，此时为中央大学教授。他曾为郑坚老师，盛成亦向以师礼待之。李证刚还是盛成郑坚在1933年结婚时的主婚人。所以，与郑成武当然也是认识的。这也是欧阳竟无特意在短简中提及“郑成武少年”的原由。
    从短简可见，郑成武虽然未随学校去四川，但与内学院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郑成武去湖南应该是从仪征出发，很可能路过南京，或受支那内学院留守人员委托，将“培老之诗”（疑为《海日楼诗》）带往后方，因此时日军占领南京，邮路应已中断。郑成武到武汉后，自然首先去找姐夫盛成。在盛成介绍他去八路军办事处前后（以我的推测，可能是在去之后的等待期间），郑成武有湖南之行。湖南行的目的地应是他的衡山老家，或是看望亲友并告别，或还可能筹集去延安的路费。
    在将内弟郑成武送交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之前，盛成已将自己侄子盛华（胞兄盛白沙之子）在1938年1月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送到了新四军。
    关于郑成武，盛成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盛华送去新四军后，）“不久我的内弟郑成武（后叫郑同羽）从江苏来，也希望到延安去。王炳南带他去见周恩来，周安排他同另外一些人一起到了延安。”
    郑成武为何没在武汉即将诗集寄出，合理的推测是，很可能他自己也在阅读，回到衡山后，正好看完，于是寄出。从欧阳竟无致李证刚的信中可知，郑成武是从湖南把诗集寄到重庆，再由支那内学院的同学释德潜带到了江津。
    在盛成将家人送回老家当月，仪征即遭沦陷。郑坚带着三个孩子在惊恐中东躲西藏，在次年4月1日病故。盛成在回忆录中曾说，郑成武是从江苏到武汉的。所以，郑成武很可能是从南京去仪征的，虽然也并不能排除或是在盛成离开仪征后从北平南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去过仪征看望过姐姐之后，他即赶赴武汉找盛成。时间在1938年1至3月间。
    盛成在1938年4月17日，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际宣传委员会委托，赴台儿庄前线劳军，同行者中有郁达夫等数人。他是在5月4日从徐州返回武汉的途中，意外从仪征乡亲处得知郑坚去世的消息。盛成在1938年5月14日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的《前线慰劳报告》中说：“车到郝寨站（距徐州北站二十二公里），四日早晨离徐州回武汉，苏芗雨兄同行。因避警报，步行出站外，树下见李绍良夫人，自仪征逃难出来，说敌人将我家抢劫一空，并告我坚妹去世的消息。”
    所以，盛成将郑成武交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时间，只能在4月之前。在武汉，盛成与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时候相遇并曾有过言谈交流，据盛成晚年表述，在武汉时期，为避免军统注意，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与周恩来并没有直接的密切接触。因此，盛华与郑成武参加新四军和到延安，均由盛成委托王炳南牵线联系。
    王炳南与盛成在国际宣传委员会中共事，此时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副官。以他作为牵线人，既不惹人注意又顺理成章。从盛成愿意将两个至亲送往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麾下，他的政治倾向性也得以昭示。1938年，盛华25岁，郑成武20岁。从盛成回忆中获知，郑成武是主动想到延安，并通过盛成达成愿望的。
    郑成武在1938年4月之前已赴延安的另一个间接证据是，他所进入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在4月16日举行了正式的开学仪式。
    8月1日，第四期第一、第二（郑成武所在大队）、第六大队即告毕业。第四期中第三、第四大队在当年12月1日毕业。由此，第四期学生分别举行了两次毕业典礼，毛泽东均出席了并做了讲话。
    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记载：抗大第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4655人（男4001，女654）。开学时，知识青年学员中仅有530名共产党员，占4655名知识青年学员的11%，到毕业时，知识青年学员已有3304名共产党员，占比上升至70%。因此，此被史家称为抗大创办以来最辉煌的时期。郑成武在抗大时期入党。
    毕业后，郑成武到了晋察冀边区工作，并进入抗敌剧社。此后，他改名为郑红羽，并一直在剧社工作到抗战胜利。他是有名的创作“多面手”，不仅写了如《让地雷活起来》等传遍根据地的歌词，还会编话剧、演话剧，由他发现、创编的舞蹈“霸王鞭”更是风靡了整个晋察冀解放区，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浓墨重彩地书写。
    1949年7月，郑红羽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第一届文代会。会上，他不仅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委员，还成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候补委员。这次大会作为红色文艺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会议被写进史册，对郑红羽而言，也是对他在革命文艺中贡献以及地位的一个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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