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手稿
    《琐忆》是唐弢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80周年所作的一篇纪念文章，追忆了他与鲁迅先生生前交往中的几件琐事。这篇回忆性的散文，早已成为研究鲁迅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手稿与定稿
    我在中学时就曾学过《琐忆》这篇文章，时隔多年，再次邂逅《琐忆》，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中看到唐弢的手书原稿。伴随着少年时的记忆，我再次重读了收录在高中课本上的经典文章。虽然手稿上布满修改和圈涂的痕迹，细细辨认，慢慢读来，却也有一番久别重逢的亲切感。那随处可见的涂抹圈画和比比皆是的修改笔迹，让我在感受到作者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严谨之余，倒是比少年时更读懂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他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手稿第一页左上角钤有：“人民文学1961年9月号稿”红色发稿印章。查阅当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后得知，《琐忆》确实发表在1961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笔者将手稿原稿（以下简称“原稿”）与发表在1961年《人民文学》上的刊发稿（以下简称“刊发稿”）比对后发现，文章有12处做了修改，修改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删繁去冗，内容更加凝练紧凑，言简意赅；二是替换词语，表达更加准确，层次更加分明；三是增补文字，内容更充实，更有深意；四是转换句型，增强语气，语意加强。
    现举几例，以窥全貌。
    例1
    原稿：中国古书上不是说过吗：“众口烁金。”众口既然可以烁金，反过来，当然也会吐出许多汙水，层层淤积起来，把人陷在里面，以至于惨遭灭顶的，这就正是当时的“舆论”。
    刊发稿：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反过来，伪造的“众口”也可以吐出污泥，把真相埋没的，这正是当时的“舆论”。
    简析：刊发稿语言更加简练，用词更加准确，尤其是着重指出“把真相埋没”，让读者一目了然。
    例2
    原稿：人只有一个姓，怎么能姓过一回别的什么呢？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
    刊发稿：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
    简析：刊发稿中删去“一怔”的原因，却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例3
    原稿：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
    刊发稿：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但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
    简析：刊发稿中将“至于”替换成“但”，转折意味加强，突出了强调的内容，提醒读者鲁迅不仅有对待反动势力严肃冷峻的一面，还有对待青年后辈侠骨柔情的一面。
    例4
    原稿：鲁迅先生就鼓励他们说
    刊发稿：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
    简析：刊发稿只比原稿多了一点轻微的转折，却细腻地表现出鲁迅先生对青年的循循善诱，树立起了鲁迅先生长者风范的光辉形象。
    例5
    原稿： 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重要的标征。
    刊发稿：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征。
    简析：刊发稿中增加了修饰语“一个”，就把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征，不仅仅表现在平易近人这一点上，准确清晰地传递给了读者。
    通过手稿与刊发稿进行比对，我们可以判定《琐忆》手稿为初稿而非定稿。手稿中着墨较多、反复修改的是有关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这也是唐弢写此文的初衷：“既写了他‘横眉冷对’的一面，也写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并且有意将重心放在后一点。”因为“人们以前对此谈得太少了，没有根据鲁迅的性格将他的为人真实地、全面地介绍给读者——尤其是青年”。
    相遇与相识
    “我开始想写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时候我挣扎在生活的重担下，常常想找一个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与闲谈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报》，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谈》。这样就有了投稿的念头。”唐弢在《推背集》的前记中写道。当时他还是一位不到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工作之余，最喜欢阅读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他最早投稿的也是这个副刊，写的多是杂文。
    1933年6月29日，唐弢在《自由谈》上发表了第一篇杂文《堕民》。其中有“辱国者的子孙作堕民，卖国的汉奸如果有子孙的话，至少也将是一种堕民”的话。唐弢的杂文笔锋犀利、形象鲜明、章法灵活，议论幽默而深刻，富有战斗和批判的锋芒。因酷似鲁迅的文风，迅速引起文坛关注。
    《自由谈》是以登载杂文出名的。鲁迅先生说：“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他所说的“短评”即杂文。1933年至1934年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琐忆》）。他的杂文表面上是嬉笑怒骂，演绎故事，实则是为宣传革命，开启民智。他把杂文比作“匕首和投枪”，同敌人短兵相接时使用的武器。在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里，统治阶级文化控制特别严，杂文不断受到压迫和禁止，“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变换笔名”（《琐忆》）。
    在和鲁迅先生正式见面之前，唐弢曾与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和版画展览会上有过几回偶然的相遇，当时唐弢认识鲁迅先生，而鲁迅先生并不认识他。直到1934年1月6日，在《自由谈》编者宴请经常写稿人的筵席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自掏腰包，在上海的三马路（今汉口路）“古益轩菜馆”，请作者们吃饭，让投稿者有机会欢叙一下。一番互通姓名后，鲁迅先生笑着对唐弢说：“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琐忆》）自此，唐弢才因缘际会与鲁迅先生真正相识，开启了一生的追随。
    唐弢与唐俟
    1933年11月19日，唐弢在《自由谈》发表了题为《新脸谱》的文章，署名是唐弢。《新脸谱》是一篇揭露性的杂文，文中把文坛比成舞台，将一些文人比成戏曲中的角色。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些帮闲文人变换着脸谱为反动派效力卖命，而同时又欺骗着群众。在当时揭穿他们的嘴脸，使其露出真相，以免群众上当，是非常必要的。
    《新脸谱》短小精悍，不足500字，但笔锋犀利，语言辛辣，鞭挞入骨，如“泼旦”“半阴小生”“洋四书”“洋礼记”等等。当时作者只有20岁，而笔调的老辣、文字的凝练，很接近于鲁迅先生杂文的风格。鲁迅先生曾用“唐俟”的笔名写过杂文，所以他对唐弢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琐忆》）这就难怪那些“看文章专用嗅觉”的人误以为唐弢即唐俟，把唐弢写的文章记在了鲁迅先生的名下，要大加追查和讨伐了。
    陈代（林微音的化名）看了唐弢的文章后，就曾含沙射影写了一篇《略论放暗箭》。文中讲道：“前日读了鲁迅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弢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他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唐弢的文章也成为他攻击鲁迅先生的靶子。
    林默（廖沫沙的化名）也曾借题发挥，在《论“花边文学”》中写道：“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事》：《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吧。六月廿八日《申报》《自由谈》再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
    廖沫沙在上文所举的《关于小品文》，其实是唐弢写的，是由鲁迅先生介绍给《人间世》半月刊的。1936年鲁迅先生出版杂文集《花边文学》，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鲁迅先生所说的暗箭伤人的“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指的就是左联成员廖沫沙。
    廖沫沙攻击的《倒提》，确是鲁迅1934年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一篇杂文，大意是说，租界里立法，不许倒提鸡鸭，反对虐待动物，违者将受处罚。于是便有人“大鸣不平”，谴责洋人待华人不如鸡鸭。鲁迅为此写了该文加以辩证，鲁迅先生认为，大可不必与鸡鸭攀比，鸡鸭不能抵抗，所以需要保护，而人是能够自主的，要自己争气，不必寄望别人的不虐待。不久，报纸上便出现了署名“林默”的批驳文章《论“花边文学”》，痛诋《倒提》一文为洋人说教辩护，大搞买办文学。
    唐弢初入文坛，文艺界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其杂文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批判者便将其作为鲁迅的一个新笔名加以围剿，因而对鲁迅先生嘲弄咒骂，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鲁迅先生却把一切都承受了下来，并不作辩解，反而笑着替唐弢挨骂。1936年1月7日，鲁迅在致徐懋庸信里提到编书时的心情，只是淡淡地说，重读这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而唐弢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会心潮澎湃，鲁迅先生的宽厚和爱护让唐弢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亲炙与私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师从鲁迅进行“鲁迅风”杂文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唐弢是鲁迅杂文门生的重要一员。唐弢曾经在1936年写的《记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过自己的杂文写作经历。他说：“直等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鲁迅先生通信的机缘，以至面领先生的教诲以后，这才渐渐地使内心充实起来。”与鲁迅先生的相识，对唐弢后来的写作意义非常重大。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这以后，我的匕首和投枪，就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
    “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唐弢在《琐忆》中讲道。1936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唐弢的第一本杂文专著《推背集》。鲁迅先生致唐弢1936年3月17日信中曾提及此书的出版情况：“天马书店好像停顿了几个月，现在听说又将营业，《推背集》当可出版了。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面，收作品的只有《文学丛刊》，是否也要和文学关系间接的文章，我可不知道，昨已托人去问，一得回信，当再通知。”鲁迅先生曾两次在信中谈及此书如何出版，并帮他联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鲁迅、陈望道的帮助下，唐弢的书终于得以顺利出版。
    继《推背集》之后，唐弢陆续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等杂文集，及至新中国成立，他依然执着于杂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语》《可爱的时代》等，因而赢得了杂文家的称誉。
    从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直到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三年，唐弢身受垂教。他自觉地向鲁迅先生学习，并不时得到鲁迅先生的悉心指导，这为他的杂文写作和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琐忆》正是通过他与鲁迅先生交往过程中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鲁迅先生，进而使这篇散文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
    有人称唐弢是“鲁门弟子”，他却谦虚地说“认识鲁迅先生较晚，又没有具体工作关系，因此，我和他的接触并不多”。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过鲁迅先生讲课，因此没有资格充当鲁迅先生的学生。回顾当初，唐弢也曾感到遗憾。“曾有整整三年时间，可以向鲁迅先生请教，不幸忙忙碌碌地为生活奔走，‘饥来驱我去’，结果还是将时间白白地浪费了。”但“在这不多的接触里，鲁迅先生确实教育了我”。有些后来的研究人员据此称唐弢为鲁迅的“私淑弟子”。私淑者，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而笔者却认为，唐弢对鲁迅先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恰如颜渊对孔子的感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唐弢用一生的刻苦研究和矢志追随，完美地证明了自己是鲁迅先生薪火相传的“亲炙弟子”。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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