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9日，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颁发，让我想起今年是唐弢先生诞辰110周年，随即也想起了唐弢先生那张很有特征的脸庞，想起了唐先生浓浓的上海口音，也想起了唐家那份浓浓的上海气息，还想起了唐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想起了有关唐先生的很多事……
    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唐先生，还是远在46年前的1977年夏天。那时候，我和复旦大学的胡奇光等几位老师一起，前往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的唐弢先生家拜访他，为的是向唐先生了解他与鲁迅先生的接触过程。因为，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承担了为《鲁迅全集》（1981年版）中的《日记（1927-1936）》做注释的任务，我也有幸忝列其中。我们那次是为了了解《鲁迅日记》中的人和事，到北京和各地遍访当时还健在的与鲁迅先生有过直接接触的文化界前辈。唐弢先生自然是必须要拜访的，因为他不但跟鲁迅先生有过直接接触，而且是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工作的人，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记得那次我们进门后，唐先生一听说我们是上海来的，立刻眼睛放光，和夫人一起高兴地请我们坐下。首先聊的不是鲁迅，而是上海。他家里还放着上海居家常见的小竹椅，看得出，唐先生夫妇有很深的上海情结，看见上海来的人特别亲，那种乡情是溢于言表的。自然，那天的拜访十分顺利，唐先生尽可能详细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材料。那次拜访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
    他对青年人特别耐心、特别和善、特别爱护
    1980年初，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定稿阶段的工作，前期的注释稿很多材料需要核实，很多空白点需要填补，还有很多编辑出版方面的技术问题需要讨教，而唐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顾问，于是我就成了唐先生家的常客。在我参加《鲁迅全集·日记》注释定稿、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中，我上门请教最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戈宝权先生，另一个就是唐先生。在唐先生家，我强烈地感受到，唐先生对青年人特别耐心、特别和善、特别爱护。对我的请求，总是来者不拒，对我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到唐先生家，就是回家的感觉，见到唐先生，就像见到自己家的长辈。
    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照例吃完晚饭，就从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坐101路公共汽车到永安南里，到了唐先生家。唐师母一看是我，就告诉我那天晚上唐先生身体不适，在里屋躺着。我一听就打算告辞，唐师母却说，唐先生让我到里屋去谈。我有点犹豫了：“这……会影响唐先生休息吗？”她说：“不要紧的，进去吧！”我忐忑不安地进了房间，房间很逼仄，床边就是书柜，唐先生躺在床上，一脸病容，一见我就立刻振作起来，说：“来来，有什么事说吧！”我赶紧说：“唐先生您身体不舒服，我改天来吧。”唐先生说：“没关系，你的事重要，不能拖的。快说吧！”我把要问的单子递给他，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多打扰，就赶紧告辞了。临别他还跟我说：“不要客气，有事随时可以来问。”那夜的情景，至今还留在脑际。我知道，在他心目中，自己的身体再不好，也没有《鲁迅全集》的事重要。同时，我从唐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个“鲁门弟子”的共同特征：就是鲁迅先生那种对年轻人特别的热心、关心和耐心。
    《鲁迅全集》出版后，1981年底我回到上海，进入鲁迅纪念馆工作，那以后，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到北京，到了北京必到唐先生家拜访。
    1982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国鲁迅研究会在烟台举办的鲁迅研究讲习班。讲习班请来了唐弢、李何林、王瑶、陈涌、戈宝权、钱谷融、彭定安、林非、陈漱渝等鲁迅研究名家授课，让学员们受益匪浅。从这一点上说，我也可以算唐先生的学生。那次唐先生讲的是鲁迅的杂文。唐先生讲完后，一批学员兴犹未尽，聚集在唐先生的房间里聊天，我和陈子善兄也在场。唐先生谈起当年的《申报·自由谈》，他看着我们几个说：“你们可以来从中选一些杂文，编一个集子，也是很有意义的。会有读者的。”当时我和子善兄就自告奋勇接受下来。后来回到上海，我们俩就开始选编，我用上海图书馆影印的《申报·自由谈》先选了一个草目，后续由子善兄接续完成，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编辑期间，我和子善同唐先生各有不少书信来往。唐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从选目到排列，以及人物关系的把握等，也让我学到很多，也可说又当了一回唐先生的学生。
    1985年底，为了迎接第二年的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我和馆内几位同事到北京组稿，准备编辑一本纪念集，也去拜访了唐先生，请他也写一篇文章。唐先生看见我们很高兴，问了不少上海的情况，很明显地显示了对上海的牵挂。其实他一直想再回上海看看，但始终没有机会。我们说起编纪念集的事，唐先生一口答应了，不久就寄来了他的《草创之忆》一文，详细回忆了当年创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历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我们把它编进了《高山仰止》一书。
    虽非受业学生，但为私淑弟子
    其实，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唐先生的身体就越来越差。1991夏天，听说唐先生又住院了，很重。我就趁到京办事，特地去北京协和医院探视唐先生。那时，唐先生已经在昏迷中，他的一个儿子守在一边。据说那间病房还正巧是孙中山当年住过的。我默默地在床边坐了很久。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唐先生，但他却已经不能说话了。到第二年年初，唐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1999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建成前，我们在馆内设置了一个专题展区，叫做“朝华文库”，取朝花夕拾的寓意，意在收藏前人的精神文化之花。其中集收藏、展示、纪念和研究四项功能，主要收藏与鲁迅先生有直接接触的文化名人遗泽。其中首批入藏16人，唐弢先生自然是我们首批入藏的对象。为此，我特地跑到北京去找唐师母，希望她能把唐先生的藏书、手稿、书信以及收藏品、纪念品全都捐赠给我馆，建一个“唐弢专库”。
    当我满怀信心再次踏入唐家时，万万没想到，我刚一开口，唐师母就面露难色，缓缓地说：“小王啊！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老唐生前已经答应了别的馆。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了。”我一听就急了，脱口而出道：“唐先生是上海的呀！他还是我馆的创建人啊！而且唐先生对上海充满深情，他的遗物入藏我馆才是最合适的去处啊！”虽然我明知这话说得有点唐突了，可是唐师母却说：“你说的也对。但是你太迟了！老唐生前就已经答应人家，而且有承诺的，没法改变了。”但我还不甘心，就又举了一大堆理由，然后说，能不能这样：他们要的是藏书和手稿，您把他们不要的给我，可以吗？这样也不违反你们之前的约定。左说右说，最终唐师母终于答应：“那我再去跟有关方面商量商量。”
    不久，唐师母果然跟对方达成了共识：把藏书、手稿以外的杂志、纪念品、文具等给我们馆。我喜出望外，等到对方取走了藏书、手稿，我们就快速跟进，跟唐师母约定了移交的日子。移交那天，我亲自到场，逐件点选。最后一清点，竟然也有近万件遗物。就这样，在1999年9月25日鲁迅先生诞辰118周年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之日，“朝华文库·唐弢专库”也和其他15个首批入藏的文化名人专库一起建成开放了，这是我对唐弢先生的一个心愿，终于实现了。
    2003年，在唐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受唐师母之托，我还和同事们一起为宁波的唐弢学校筹办了一个唐弢纪念室，我们发挥我馆陈展策划设计制作的优势，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用不多的资金，因地制宜，建成了一个小而精的陈列室。揭幕之日，唐弢先生哲嗣唐若昕先生亲临开幕式揭幕，对陈展也表示满意，让我很感欣慰。
    唐弢先生离去已经30年有余，但在我心中却还活着。我虽然不是唐先生的受业学生，但却受教颇多，自以为是他的私淑弟子的，谨以此文纪念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唐弢先生！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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