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著名画家丰子恺经历了漫长的迁徙流亡生活。1938年6月24日，他带着年迈的岳母、怀孕的妻子，还有他的姐姐以及未成年的六个子女来到桂林。虽然尝遍了流亡生活的辛酸，但丰子恺总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避难桂林也算是“因祸得福”：“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初到桂林，丰子恺在马房背（今榕荫路附近）租了三间平房，暂时安置下来。7月至8月间，丰子恺在独秀峰后为艺术教员暑期讲习班讲授艺术课程。之后，丰子恺接受邀请到桂林师范学校担任教师。当时的桂林师范学校位于今天桂林市的临桂区两江镇，为了工作方便，丰子恺搬离马房背，在两江圩泮塘岭的谢四嫂家租房住。
    1938年10月24日，对于丰子恺来说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桂林师范学校开学，丰子恺以教师的身份开始了相对安稳的新生活；这一天，丰子恺的第七个孩子新枚出生，早产却有惊无险，母子平安；这一天，丰子恺开始坚持写日记，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教师日记》。丰子恺开始系统持续地写日记是从桂林开始的。他曾在1938年10月23日写下一段文字，表明了写作《教师日记》的缘由。丰子恺本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原因是“故国闲居，生活平凡悠逸，既无可记，亦懒于握笔”。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平凡悠逸”的生活被打断了。1937年，丰子恺仓促辞别缘缘堂，“率亲族十余人徒手西行。转辗迁徙，至廿七年夏而始得安居于桂林之两江。在途已逾半载矣。此半载之中，生活诚不平凡。每于舟车旅舍之中，抽闲记录，得五篇：曰《辞缘缘堂》，曰《桐庐负暄》，曰《萍乡闻耗》，曰《汉口庆捷》，曰《桂林讲学》。日记之习惯盖自此养成”。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开始零散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并非系统而持续的日记。到桂林两江之后，丰子恺“安居而有定业，生活又成平凡”。然而，经历过流亡生活的丰子恺不可能真正回到以往“平凡悠逸”的心态，“蛮夷猾夏不已，神州丧乱日甚。吾身虽得安居敬业于山水之间，吾心岂能如故国平居时之悠逸哉？夫往而不返者时也，兴而不息者感也。而况得虎口之余生，睹苍生之浩劫，吾今后岂得优游卒岁，放怀于云林泉石之间哉？于是立此日记”。虽然到了山清水秀的桂林，身居远离炮火的两江，有了安稳的教师工作，但丰子恺忘不了丧乱日甚的神州和经历浩劫的苍生。他决定坚持写日记，“将逐日为之，而无中辍之患矣。此不仅记事志感而已，亦将以励恒心而习勤劳也。昔陶侃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百甓于斋内。吾逐日所记虽无足观，聊胜于无情之甓耳”。可见，在桂林期间的丰子恺是带着情怀和大爱开始《教师日记》的写作的。他想在安居中保持勤劳，在乱世中磨砺恒心，在磨难中坚守情怀。
    《教师日记》写作的时间是1938年10月24日至1939年6月24日，共八个月，包括任教于桂林师范学校和浙江大学（地址在今河池宜州区，丰子恺日记中称之为“宜山”）的两段经历。其中记录桂林时期的日记时间长度接近六个月。丰子恺桂林时期的日记虽然是对日常生活的实录，但写得情真意切，他对桂林，对桂林师范学校，对同事和学生，对他遇到的一事一物都倾注了饱满的感情。可以说《教师日记》生动地记录了丰子恺的桂林情缘。丰子恺珍惜到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机会，珍惜与学生的缘分。在桂林师范学校第一次纪念周上，校长让丰子恺演讲，丰子恺首先表达了与学生们成为“新相知”的喜悦：“前几天，我曾在桂林城内监督你们入学考试。那时我对着满堂的投考者，曾经想道：不知这数百人中哪几位，是我们的学生，将与我共数晨夕?我看看数百只脸孔，但脸孔上并没有写明，我不得而知。今天我才知道,原来与我有缘的就是你们这几位!你们恐也有这样的感想。当你们在考场中看见我时，也许有人真心想道：不知这胡子是不是我将来的先生?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投考者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与这学校无缘，偏偏你们这几位有缘。这不是很难得的么?”在丰子恺看来，能在青山绿水之间的桂林师范学校成为“共数晨夕”的师生，真是难得的缘分。他就是带着这份真诚和感动踏上了桂林师范学校的讲台。
    丰子恺不仅在教学上倾心敬业，对学生也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丰子恺教的学生有三类：高师班、简师版、高中班。在给高师班和简师班上课时，他让每位同学作一幅画交上来，想借此了解他们美术修养的程度，以便确定教法，更好地因材施教。除此之外，丰子恺还希望这些画成为师生之间情感的见证，他在1938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且此种画卷又可搜集起来，归我保存。将来他们毕业时，我可拿出来比较一下。毕竟进步多少。并可留作初相见时的纪念品。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相见，拿出这册子来看看，追怀既往，亦可勉励来者。”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丰子恺真是个对学生付出真情的教师。丰子恺在教学过程中内心也充满了忧虑，因为他发现多数学生文化基础太差。1938年11月8日的日记记载，批阅简师班的国文卷，竟然没有一个语句完全通顺的。“标点乱用，文法不通，是全班共犯的毛病。错字之多，尤不应该！这只能说是高小学生的文卷，却不配称为高中学生的文卷。”1938年11月26日的日记再次强调：“简师学生国文程度太坏，作文竟有远不如我家十一岁之元草者。”元草就是小学生的年纪，可见丰子恺说简师班的国文修养只有高小学生的水平，并不夸张。高师班的学生素质略好，但丰子恺依然不满意，1939年1月17日的日记写道：“近教高师班国文，颇有兴趣。因此班高材生多，比别班能理解我话。最近白居易诗十二首，复选授词二十首，使知中国文学之一斑。后生真可怜，名为高中程度，而读过唐诗者甚少。知道‘词’这个名词者亦寥若晨星。十年不教课矣。不知此是广西学生特有之状态，抑全国所有高中学生皆如此？若然，学生程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文化遗产若山陵，而中国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中国教育当局应加注意。”丰子恺的忧虑由广西学生推及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这是一位对工作真诚投入、付出感情的教育工作者的反思。
    丰子恺在忧虑广西学生文化素质偏低的同时，也经常感叹广西学生以及广西人的质朴，丰子恺所言的质朴既包含勤劳、坚韧、单纯、拙朴，也包含反应迟钝、缺少变通，因此他对这种质朴既有欣赏，也有无奈。1938年10月31日的日记记载，丰子恺让学生作画提交，“诸生闻我此话,默默地作画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广西人的脸孔上，表情不很显明，我无从测知”。1938年12月3日的日记记载，为了迎接领导参观，学校临时召集学生打扫卫生，“瞬息之间，大广场中瓦砾一空，楚楚可观。广西学生喜于服从，能埋头工作，甚是可嘉”。丰子恺为全县国民中学作的校歌就结合了广西学生质朴的性格：“励勤朴兮贵劳谦，全县国民体魄健。/崇信义兮尚仁爱，全县国民道德全。/健健健，日日健；全全全，日日全。/精神物质本无偏，试看湘漓分流共一源。”丰子恺还特别选取了轻快活泼的乐谱，目的是“调剂广西学生之朴野气质”。1938年12月23日，丰子恺在得知浙江大学相聘之事可能会成为事实后，对质朴的广西学生心生不舍，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桂师忽感留恋，不知吾与此百数十质朴广西学生，尚有几许相聚之缘也。”1939年3月28日，丰子恺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傅彬然住旅馆，遇到了极端质朴的茶房：“此旅馆乃新开张者，其茶房广西本地人，且似是新执此业者。其人忠实可笑：上午吾入室，见门口悬二牌，上书‘傅彬然’及‘丰子恺’。吾指第一牌，谓茶房，应加‘先生’二字，不应直书姓名。茶房唯之，即去改写。晚归室，见其一已改为‘傅先生’，其二仍是‘丰子恺’。此人不能‘举一反二’，只能‘话一是么’。忠实至于此极，真意想不到。”丰子恺指导茶房礼貌用语，不期茶房忠实质朴到不能“举一反二”，“忠实至于此极”真是让他无言以对、哭笑不得。
    丰子恺居住在两江圩泮塘岭，条件简陋，物资匮乏，但他坦然处之，怡然自乐，对于住处有特别的感情。丰子恺把书房称为“牛棚”，“牛棚”漏雨了，他计划修葺一下给小儿新枚住。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修“牛棚”之前的心情：“牛棚(即我的书房)上漏，我书房迁彬然所曾居之西室。拟请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给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缘故!”关于一间陋室的休整，丰子恺写出了幽默和洒脱，也写出了胸怀和气度。这是因为他敞开胸怀接纳、珍惜并且拥抱桂林两江的生活。丰子恺闲暇时也去逛逛两江圩，对各种美食和器物也兴味盎然。1938年11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闲步两江圩的感受，“遇见一副小圆子担。向他买生的，一毫子三十五个，二毫子得七十个，拿回家中，放在炭炉上一烧就熟”。“圆子大如栗子，我以为里面是实心的，却有糖馅。粉亦细致，大约是水磨的。糖是柳糖，味甚鲜。逃难以来，常嫌食物不合胃口，桂林这圆子却颇赶得上家乡滋味。”“还有大橘子、甘蔗，都是价廉物美的食物。”“大橘子形似吾乡之香椽。我初见熟视之若无睹，以为必很酸涩。有一次姑且买一只，价五大镙（约合吾乡铜元六枚），剖而食之，汁多而甜，大类广橘。”对于桂林的甘蔗，丰子恺认为它具备“水多而鲜甜，且梢头亦甜”的优点，因此，“倘请顾恺之吃，可以常得‘佳境’，不必‘渐入’了”。“食物之外，器什中可喜的，唯其竹篮、竹匣与竹碗。”丰子恺不仅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竹篮、竹匣与竹碗的特点，还配上了图画。丰子恺每次在圩市买到美食或新奇的器物，都开心得像个孩子。1938年12月9日的日记记载了归家途中买大鱼和烟斗的趣事：“我与雨三及蒋先生率队到圩，正值闹市。学生分班在街道宣传，或贴漫画，或讲演。我即返家。途中见渔人售大鲤鱼，长近二尺。熟视之，鱼已全死，无生命感，即买一尾，出桂钞一元六角。旁有老妪卖竹烟管者，其烟管以木为斗，以细竹为管，形似搔背用之木手。问其价，每支七大镙。出一毫子请找，老妪云:‘没得镙子。’继又云:‘一毫子拿两根吧。’我即拿两根。以大鱼挂烟斗上肩负之归。途中设想自己之姿态:蓄长须，穿中山装，肩长烟管，负大鲤鱼，此我可入画。惜自己不能欣赏耳。烟管一支送满娘，一支自用。此为有原始趣味，但不能过瘾，观玩而已。”这情景的确像丰子恺的漫画，从丰子恺日记所写的桂林美食与器物可以看出，丰子恺把生活融入了艺术，也把艺术融入了生活，他的生活与艺术已经融为一体。
    桂林师范学校远离桂林市中心，相对安全，遭遇空袭的次数并不多。丰子恺日记对亲历警报的记录只有1938年11月21日，当时他正在上课，“门口有人报告：‘敌机来了！’全堂学生鸟兽散。我也跟他们跑到了野外。我走到离校约数十步的树荫下，与一木匠南京人共坐闲谈，即闻东方有轰炸之声，继续三四次。不知何处正在遭殃！？约半小时，轰炸声与机声俱杳，乃返校。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但教室中空空如也。盖学生正从四野陆续返校，尚未毕至也。”虽然桂林师范学校可以远离空袭，但丰子恺常常往返于桂林和两江，也经常有朋友来两江看望他，对于桂林城遭敌机轰炸的事情时有耳闻，日记中也有不少记载。丰子恺在桂林经营的一家书店，叫崇德书店，1938年12月28日，这个书店也被炸毁。丰子恺日记对敌机轰炸的记录，不仅仅体现出对敌人残暴的愤怒，对桂林城安危的忧虑，对诸多朋友的牵挂，更体现出一个教育者情怀。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载：“晨间到校，惊悉昨日桂林惨遭轰炸：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敌机四十架更番来袭，于市区投烧夷弹多枚，省政府全毁，中北路、中南路等处焚屋数百楹，死伤约二百余人。”这天上午，丰子恺刚好安排了关于漫画宣传艺术的演讲，听闻桂林惨遭轰炸，想起前一天自己的一幅抗战漫画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内心疼痛不已。这幅画画的是“一母亲背负一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已被弹片切去，飞向天空，而母尚未之知，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想不到一幅悲惨的写实画被学生看成了滑稽之作，学生的不觉醒让丰子恺无法忍受，他借演讲的机会对学生进行了严责：“此画所写，根据广州事实，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之惨状，触目惊心，莫甚于此。诸生不感动则已矣，哪里笑得出?更何来哄堂大笑?我想诸生之心肠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约战祸犹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象。”“我们的敌人颇能体谅你们这脾气，为要引起广西全民抗战，昨天已到桂林来将此种惨状演给你们看了；昨天，昨天下午，你们那组人正在对着所画的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四五里宽广的小城市中，挤着十八万住民。向这人烟稠密的城中投下无数炸弹和烧夷弹！城中的惨状请你们去想象！现在你们还能哄堂大笑么？今天要我来讲漫画宣传技法。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画的技法还讲不到，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一切宣传，不诚意不能动人。自己对抗战尚无切身之感，如何能使别人感动？”丰子恺的演讲严厉而真诚，对学生爱之深痛至切。
    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仅一个学期，但他对学校师生付诸真情，临别时内心充满了不舍。1939年2月27日的日记记载：“明日学期告终，今日高师简师美术为最后一课。吾上课时向学生正式宣布下学期离校之消息，并嘱诸生在此一小时内以关于美术上之问题相问，以为结束。诸生有惜别之情，吾以‘天涯若比邻’慰之。”2月28日是丰子恺在桂林师范学校任教的最后一天，下午，学校为丰子恺开了欢送会，丰子恺在欢送会上的发言真诚朴素，感人至深。他的发言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简要说明离开的理由：“一者吾拟利用此流离，以从事游历。在我多历地方，可以增长见闻，在诸君多得师傅，亦可以集众广益。此利己利人之事也。二者吾乡失陷，吾浙已非完土，吾心常有隐痛。浙江大学乃吾之乡学，对吾有诸君不能想象之诱惑力。此乃吾去此就彼之主观方面之原因。三者，吾在此虽蒙学校当局优遇，学生诸君爱戴，然吾于美术不能教实技，贻误诸君前程。”第二个内容是对学生的期望：“欲勉为临别赠言，亦只得概括平日课内所述，作一结论。总之，艺术不是孤独的，必须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至于求学之法，吾以为必须眼明手快，方可有广大真实之成就。眼明者，用明净之眼光，从人生根本着眼之谓也。手快者，用敏捷之手腕，对各学科作切实之钻研之谓也。故眼明乃革命精神之母，手快乃真才实学之源。诸君若能以此法求学，则吾此去，于心甚慰。”第三个内容是表达对桂林师范学校的感情：“吾十年不教课矣。抗战后，始在此再执教鞭。西人有言曰：Life begins at forty。我今正值四十之初，在此执教，可说是吾之真正生活之开始。故此校犹如吾之母校。今后远游他方，念及此校，当有老家之感。”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时，丰子恺刚好40岁，他认为这是真正生活的开始，因此桂林师范学校在他生命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后想起桂林师范学校，就像想起母校，想起老家。欢送会结束，校长唐现之送丰子恺回家，校工文嵩携灯引路，丰子恺在日记中动情地写道：“此情此景，今后永不能忘。”
    在即将去往宜山的日记里，丰子恺想给两江留下什么？他没有刻意思考过。丰子恺的特点恰恰是不喜欢刻意，他率性随缘、古灵精怪，能临时发挥出让人惊艳的奇思妙想。1939年3月12日，丰子恺路过圩市，偶然看见卖铁树的，就买了一棵。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将手植于租屋之空地中，以留纪念。他日抗战胜利，吾率眷返杭州，道经桂林，必来此一访旧居，此树当欣然待我之来访也。路遇数相识者，皆不解此意，讶我正欲远徙而反买树。”丰子恺要在租屋之空地亲手种下一棵铁树，等待它生根，等待它散叶，等待它开花，希望抗战胜利后，“此树当欣然待我之来访”。这棵树，有对桂林的深情，有对胜利的期待，意义非凡。这等妙思，岂是俗人能想到的？因此，当有人惊讶他“正欲远徙而反买树”时，丰子恺一定笑而不答，暗暗得意。4月5日，丰子恺全家乘坐浙江大学的校车离开两江，临行前把家具分送给房东和朋友，他对那些竹榻、竹桌、竹凳，也生出了依依之情：“吾与彼等相处半年矣。今日临别，不胜依依。非为区区之财，实为彼等本身。情与无情，元共一体也。”多情的丰子恺对简陋的家具尚且不舍，他对桂林以及桂林师范学校的师生又怎“不舍”两字了得？
    （作者简介：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著有《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广西现当代散文史》《广西现当代文学研究》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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