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西门头沟区妙峰山樱桃沟村南，有一处山间别墅，其主人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在24岁时就离开家乡，来到中国，他迷恋中国儒学，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56岁时，庄士敦回到英国，并出版了多本中国见闻及介绍中国儒学的书籍。
    
    左起：庄士敦、溥 杰、润麒、溥仪
    建神祠专供古代名士
    庄士敦别墅以北是妙峰山，山脚下是金代寺院（仰山栖隐寺），用地是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破费数千元所购买，后由庄士敦使用，但只限于他在中国居住期间持有。由此，庄士敦实现了在中国拥有一处憩园的愿望，西山樱桃沟便成为他引以为荣的住处之一。据当地人介绍，别墅前原有一小院，建有房屋数间，院内散落山石，种植着各种名贵花木，附近的山坡和水塘边还建有三座凉亭。可以想象这里青山绿水、山水相映的优雅环境，是静养身心的绝佳之处。
    自樱桃沟村向东沿坡而上，有一条石板铺设的甬路通往庄士敦别墅。别墅在2018年重新修缮过，没有院墙院门，有巨石置于甬路两侧，似有替代院门之意。石板甬路南侧有露顶式长廊，内置一辆有顶的木质两轮畜力轿子车，造型考究奢华，具备古代达官贵人使用的规格。车虽有时代感，但依然可看得出是新物。长廊东侧是一座红色六角凉亭，挑檐攒尖顶，灰色小筒瓦，六面廊柱间的五面设廊椅及外挑围栏，柱间上是镂空华板。六角凉亭为近期补建，风格与当年相仿。
    继续东行，是一长方形独立的院落，所有建筑均为北房。建筑坐北朝南，硬山卷棚式，虎皮石墙，主房五间，前出抱厦，面阔15.2米，进深5米，主房原为庄士敦的书房、会客厅及卧室。主房以东相连着五间配房，配房建筑稍低于主房，且面积同样缩减，无抱厦连廊，原为厨房、仓储和客人临时居住之用。房前有三间式月台，以方砖铺地，石条围边。月台青石台基高1米，两侧各有七层石阶，三间式抱厦连廊于主房中间，抱厦檐下悬“乐静山斋”匾额，字体为溥仪手书。抱厦前立有面朝紫禁城方向的庄士敦塑像，身着清朝官服顶戴花翎、朝靴、冬季外衣。
    庄士敦对这座别墅小院别有青睐，每至夏时都会来此住一些时间。因他精通中文，经常散步于樱桃村内，与村民闲话交流，村民称他志道先生。史奥娜·艾尔利著《回望庄士敦》载：“1920年，庄士敦在西山发现小小的天堂时，这里只是一块空地，距离北京有五小时的路程。该地的魅力之一，便是有一条从不干涸、终年流淌不息的山溪。他把这个地方变成自己的乐园，建起了神龛，竖立起一尊佛像。他在樱桃沟投入大量资金，种树、植花。”
    从1920年起，庄士敦一直希望归居山野，因此他在樱桃沟种植花木，每年的夏季都要去那里避暑。除在这个风景幽美的山沟盖了一所住宅外，他还修了一座小庙，取名为“五柳先生祠”，并有对联“敬神如神在；虔诚圣有灵”。祠内供奉着数十个牌位，除五柳先生陶渊明外，还有李白、杜甫、苏轼等古代著名文学家神位，也有外国的莎士比亚等。据说，庄士敦每天烧香供茶给他欣慕的中外名人。在这里居住的五年里，无疑是庄士敦最为惬意的一段人生。
    
    庄士敦塑像和溥仪题写的匾额
    精通儒学立号“志道”
    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费莱明·约翰斯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就读于牛津大学，主修现代史、英国文学、法理学，且兴趣广泛。他之所以在樱桃沟建祠供奉中国古代文学家，和他对唐诗宋词的浓厚兴趣是分不开的。
    初到东方，庄士敦是以见习生方式派往香港的，因汉语水平优秀，不久就被升为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助理等。1904年，在威海卫租借地首任文职行政长官骆克哈特的力荐之下，庄士敦被派往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任秘书、行政长官等职。在威海卫先后任职的16年中，他熟悉了中国历史文化，也对中国的风土习俗有深刻的体会。在中国生活的32年中，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威海度过的，身处孔孟之乡，庄士敦崇尚儒家思想，对东方的儒、释、道、墨及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为自己取汉文名“庄士敦”，受《论语》“士志于道”影响，以“立志于追求真理”为座右铭，依中国的传统，便取“志道”为自己的号。当然，有人称他庄师傅时，他也会欣然答应。他走过中国的多个省份，也经常自夸：“中国的名山，除了恒山之外，我都到过。”
    1918年，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荐举，聘庄士敦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1919年2月，庄士敦从威海卫来到北京，开始了为期5年的“帝师”生涯。此时，溥仪早已退位，但还享受民国政府的优待，继续住在紫禁城内。溥仪14岁开始学习英文，《溥仪日记》载：“1919年2月22日，聘苏格兰人，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庄士敦为英文教习。”
    溥仪与庄士敦在紫禁城内的毓庆宫举行了师生见面仪式，二人行君臣、师生之礼。庄士敦先向溥仪行鞠躬礼，溥仪面对自己的老师，先是起身握手，然后鞠躬。在清帝逊位前，皇帝屈尊鞠躬是不可能的。溥仪的拜师礼如此客气，也因今非昔比。另外，毕竟是面对自己的老师，鞠躬致意也算是拜师了。
    1924年，溥仪的功课均已修毕，庄士敦的续约合同也已届满。因溥仪将离开紫禁城，这年的4月20日，溥仪派庄士敦去管理颐和园、玉泉山和静明园事宜，他便高高兴兴地当上了几个月的“山河之主”。之后，庄士敦再次被派往威海卫任行政长官一职。在《溥仪日记》的“溥仪生平大事记”中有载：“庄自1924年12月离开颐和园的职位，作为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参与办理‘庚子赔款’相关事宜。”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中国的仪式后卸任，随后，他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他曾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钱锺书先生留学英国时也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庄士敦教书的同时，也撰写了多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如：《紫禁城的黄昏》《佛教中国》《儒学与近代中国》《从北京到瓦城》等。1938年，庄士敦因患病在故乡爱丁堡去世，享年63岁。
    
    重修后的庄士敦别墅
    宫中授课亦师亦友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学生除溥仪外，还有溥杰、溥佳。庄士敦教英文课，每天二至三小时，每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授课地点在毓庆宫的西间。授课之时，有专门伺候溥仪读书的太监、匠役数人。课前，溥仪身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站在八仙桌前，等庄士敦向他行过鞠躬礼后，他才坐下。据溥佳的《清宫回忆》载：“溥仪为酬谢庄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谕’，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即二人抬的一种小亮轿）’，月俸银元1000元。”据《清宫轶事》书载：“溥仪每天下午到达毓庆宫的时间都很准时。头一二年，他从养心殿到毓庆宫是坐轿子；轿的围垫都用明黄缎子制成。轿子前后，还有不少太监，有的负责护卫，有的挑着圆笼，内置茶水、点心等东西。”
    除了教溥仪的英文，庄士敦也教一些西方的礼节，二人关系非常融洽。溥仪自幼在紫禁城内，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同时对西方文化也感兴趣，生活方式也逐渐“洋化”。1923年，溥仪特聘虎坊桥关记琴行的中国钢琴专家关良君教授风琴和钢琴演奏，还购买了德国鹿牌自行车在宫内练习，又聘日本武士松本桥子习武。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封建朝廷制度落后于现代文化的认识。溥仪自述：“因只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溥仪剪了长辫子，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当时的逊帝小朝廷内，除内务府个别遗老，其他人都跟着溥仪剪掉了辫子。
    庄士敦的教育方式与中国传统不同，没有老师的威严，而是与小皇帝如同朋友一样交流。当发现溥仪的视力有问题时，便请美国眼科医生入宫给溥仪检查眼疾，并第一次为他配制近视镜。溥仪对庄士敦给自己起了外国名字“亨利”也很高兴，效仿着给婉容也起了外国名“伊丽莎白”。正值青春萌动时期的溥仪，受到庄士敦不少影响，也改变了很多思想。如：喜欢效仿近代青年的时髦，体验欧洲人生活习惯，也滥用外国的新潮。学习和交流中也掺杂一些英语，常用名词如钢笔、墨水等也用上英语。
    庄士敦也受到皇宫旧臣们的影响，模仿着陈宝琛、陆润庠等人的举止和习惯，摆出一付“帝师”的派头，喜欢别人称他“庄大人”。溥仪曾说：“用我赐给他的头品顶戴和貂褂，朝衣朝帽……摄影留念，自我宣传。”
    久而久之，庄士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崇拜到了痴迷程度，逐渐演变为清室的保护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三章中载：“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灵魂的重要一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治国情，世界各地风光……中国人民是思念大清的，连穷山僻壤的农人也想得到皇帝陛下的消息。”不知是庄士敦应付小皇帝，还是他别有用心，以至于让溥仪产生了错觉。
    （文中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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