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擅长书法、爱好古玩、喜欢收藏等方面已被我们所熟知，但他一生颇好饮酒、酒友众多，在各种酒局中留下了诸多可供传颂的历史故事。
    “亲吻”胡适
    郭沫若一生参加的酒局众多，如果非要在其中选出影响力较大，后人反复提及、记录，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酒局，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邀约胡适、徐志摩等文界翘楚参加，并在其间的“亲吻”胡适的酒局了。
    当事人胡适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曾对此酒局有过详细记述：
    沫若邀吃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另一位当事人徐志摩也在《志摩日记》中记录道：
    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适庵适自南京来，故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飞拳投詈而散——骂美丽川也。
    胡适与徐志摩日记有关1923年10月13日的记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这么几个事实，一是此酒局是郭沫若主动组织；二是参加者共七人，并且都是当时文化领域的名人；三是酒局氛围融洽和谐，当局者几乎都过量而醉；四是醉后都有较为冲动的举动。其实本次酒局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应为，郭沫若为什么请客，特别是他为什么对胡适作出了如此夸张的动作呢？
    胡适在1923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如下：“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的笔墨官司。”1921年白话新诗集《女神》出版发行后，虽然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声名鹊起，但相较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言，郭沫若毕竟还仅仅只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新人，当时的文坛红人非胡适等人莫属。从新诗集出版的时间来看，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自然要比《女神》引领了风气之先，但《女神》的出版发行，乃至被青年人所追捧的现实，的确挑战了胡适的权威地位。两个同样有着远大抱负、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隔空较量也自此拉开了帷幕。
    非常巧合的是郭沫若与胡适的第一次会面与相识，也是始于一场酒局，他们同赴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邀约众友的聚会，但是俩人的彼此第一印象并不好，胡适认为郭沫若“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太清楚，功力也不好”。郭沫若则在事后多年后，还不无嘲讽地写道：
    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啊。
    自此，郭沫若与胡适间的龃龉与裂痕更加深厚。此后，胡适便不断向郭沫若释放善意，主动给郭沫若去信希望双方能够和解，经过徐志摩等人的撮合，胡适便来到了郭沫若家中拜访，也算是迈出了交好的步伐。郭沫若当然理解胡适的寓意，因此便主动邀约胡适、徐志摩等饮酒畅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们自然遵循这君子相处的“和而不同”之道，经过了较长时间深入的接触与较量，在酒局上胡适自然而然的对郭沫若又有了全新的认识，肯定了《女神》的创新价值，而激情无限的郭沫若自然而然就喜从往外，在胡适脸上一吻，表达了纯真炽热的情感。
    酒逢知己徐悲鸿
    1945年2月5日，郭沫若前往嘉陵江北岸山上的祠堂里，带着周恩来同志嘱托转交的延安小米和红枣看望在此养病的徐悲鸿，同时寻求进步人士徐悲鸿和廖静文对自己所起草的战斗檄文《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支持和签名，出于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拳拳爱国之心，徐悲鸿和廖静文毫不犹豫地在《进言》书上签上了名字，表明了自己支持抗战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
    他们相谈甚欢，时至中午廖静文便出门购买了一瓶四川大曲酒和下酒的小菜，因徐悲鸿尚在生病中，只好由廖静文作陪。郭沫若一边喝酒，一边与徐悲鸿夫妇交谈，酒逢知己千杯少，在推杯换盏之际《访徐悲鸿醉题》一诗便应运而生。诗中写道：
    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此诗以酒为题引经据典，借助于太子丹在易水边送别荆轲，表达了他们二人誓死赴难的凛然正气，在另一个层面上，“一骑能冲万仞关”也是对徐悲鸿《奔马图》的唱和。
    与郁达夫“借酒浇愁”
    1914年前后郭沫若与郁达夫都来到日本留学，20岁左右的他们，面对异国他乡的风情，再比对积贫积弱的祖国，新鲜感、压迫感和屈辱感交织在一起，“生”的苦闷和“情”的困惑不时涌起于心间，学业的压力和民族的不幸，使他们常常产生无法排遣的情绪，郭沫若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写道：
    如今转到福冈来，无名的烦恼依然纠缠着我。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样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郭沫若与郁达夫便时常互相邀约到小酒馆中畅聊，一边喝着日本的清酒，一边谈论对时事、对理想、对人生的种种不满，以解心中的郁积。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与郁达夫为首的青年人在创造社成立后四面出击，着实在“五四”文坛风光无限，他们与文学研究会抗衡，指责胡适的翻译，讽刺鲁迅的小说创作，可以说真正掀起了“五四”新文坛的惊涛骇浪，但是在大浪翻滚的海洋中，他们有着别人不知的苦闷，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有着外人无法理解的压力，此时“借酒浇愁”也成了生活的常态。四马路泰东图书局的编译所，就是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暂时的栖居之所，胡适、徐志摩等人也亲历过此处，见证了郭沫若落魄的生活环境后，习惯于优雅的徐志摩惊叹道：
    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诚然如此，创造社能够创立、发展乃至维持，其中的艰辛估计只有身处其中的郭沫若等同仁深有体会。四处出击必然带来的是遍体鳞伤的伤痛，身体的伤痕可以复原，但是他们辛苦编印，被寄托上无限希望的《创造》季刊却出师不利，首刊的销量不佳，失落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创始人，又是《创造》季刊编辑者的郭沫若与郁达夫，得知此消息后，也无力改变目前的局面，只能徘徊在四马路的酒店之中，在觥筹交错间三十几壶酒瞬间穿肠而过，他们俩自比饿死在首阳山的“孤竹君之二子”。以此来表达他们悲愤、郁积之情，奋发、斗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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