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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重人事 关于天、人和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古代人们历史观念中最重要的问题。由于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即使在“天命”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也还是经过传说或记载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随着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经过漫长的轻天命、重人事的认识阶段，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逐步走向了自觉地阐说人在历史中的重要位置。这一自觉的认识过程，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中，《春秋》开其端倪，《史记》集其大成。 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当然，这些记载或论述，还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孔子《春秋》对司马迁的重大影响。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司马迁说《春秋》“王道备，人事浃”[2]，所谓“王道”，就是周礼或周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礼”是“秩序”，孔子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3]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4]“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5] 礼所规定的秩序，既是政治秩序、等级秩序，也是伦理秩序、道德秩序。总之，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规范。这同孔子重人事的思想是一致的。 《春秋》重人事，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它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春秋》重人事，主要是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没有像《雅》《颂》那样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像周、齐、宋、燕等国史那样记神灵故事、预言、梦幻。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跟孔子“不语怪，力，乱，神”[6]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的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 二、《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司马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思想。《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标志。此外，司马迁为了厘清时代划分和事件纷繁而“作十表”，为了写出历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而“作八书”，而“表”与“书”所记内容，也都反映了人的活动，从而揭示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轨迹。 这里，不妨举“表”“书”为例，以明其意。例如，《史记·三代世表》序写道：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殷以前的“诸侯”已不甚了然，故“不可得而谱”，周以来的诸侯“颇可著”，史家只能“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因此，司马迁只能以《五帝系谱》《尚书》做参考，“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表中所列，自黄帝以下，有颛顼属、俈属、尧属、舜属、夏属、殷属、周属等，而其先人皆出于黄帝。 又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高度概括了西周末年与春秋之际的历史变化，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以及《春秋》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司马迁综合“历人”“数家”“谱谍”，“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表中所列，自周王室以下，依次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等，分记诸侯之年，间有简要记事。其中，吴国当不在十二诸侯之列，但其在周简王元年（前585年），即吴王寿梦元年以后，便与十二诸侯有所盟战，故列于十二诸侯之下。 自《十二诸侯年表》以下诸侯，所列人与事，都很具体，其所反映的历史进程，亦大致可观。 “表”如此，“书”亦复如此。《史记·礼书》实为一篇论“礼”的宏文，它着重论述了“礼”的本质和原则。司马迁写道：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7] 司马迁认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必须“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在他看来，“礼”和“仪”是不可少的，但“礼”和“仪”的制定，又应当以“人情”和“人性”为根据。这就是说，人和礼的关系是礼因人而定，人循礼而存。那么礼的作用、礼的本质是什么呢？司马迁说得非常清楚，即“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是规范“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使“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以确保上下尊卑等级社会的“有序”运行。 如果说《礼书》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话，那么《史记·河渠书》则是阐发人与自然的关系。司马迁在《河渠书》开篇阐述了大禹治水所带来的“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的社会效果。司马迁还论到李冰、郑国等人所兴修的水利工程，论到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造成重大灾害，持续二十余年。后汉武帝决心堵塞瓠子之决，并亲临决河之地，“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终于堵塞了瓠子决口，并于其上筑宣房宫，“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在记述治水过程中，司马迁还记下了汉武帝的《瓠子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司马迁对此既有亲身感受，更有深刻认识，他在《河渠书》后论中写道：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8] 司马迁的亲身考察固然值得后人学习，但他所发出的“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叹和呼吁，更值得后人牢记和三思。 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写的是一部通史。从“十二本纪”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完全是以人事为发展线索显示出来的。如《五帝本纪》，是通过区别纷繁的文献和实地考察所得，弄清黄帝的事迹，“择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纪，都是首叙各朝始祖之姓，次叙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纪》讲了秦始皇的功业和贾谊对秦始皇政治的批评。《项羽本纪》叙述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实，并揭示了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9]的悲剧。《高祖本纪》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汉政治的历史递变。《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着意于写出当时的政治统治局面，如惠帝、吕后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时“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纪”的后论表明，司马迁是完全抛开了“天命”在写一部贯通古今的人事的历史。这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是伟大的创举。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本纪”后论在着意强调的侧重点上，又并非完全雷同，而是富于变化，显示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中有关人事的深入思考和卓越见识。例如，《五帝本纪》后论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0] 这一段话至少表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开篇十分重视，故上限起自“五帝”。第二，关于“五帝”的传说或撰述，多有“不雅训”者，为慎重起见，司马迁一是从“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有所依据，二是由“南浮江淮”访问长老得到启发，三是以《春秋》《国语》所记得到印证，乃郑重写出《五帝本纪》。司马迁特别强调说，对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是难以认识清楚的。由此可见，在司马迁时代，为了写出中国历史的开篇，他是慎而又慎才落笔的。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篇，往下的历史就有了源头。司马迁的这一创见和《五帝本纪》的表述，对于后人认识中华民族先民的历史，有不可估量的思想影响和历史意义。 例如，《夏本纪》后论写道：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11] 这里讲到了“用国为姓”的由来，讲到了“夏小正”问题，尤其是讲到了有人说“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而“会稽”即“会计”。这都是交代了比较重要的史事。 例如，《周本纪》后论写道：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12] 西周都于何地，这无疑是西周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故司马迁着重纠正了“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的说法，指出“周复都丰、镐”的史实，以及汉武帝时封“周苗裔”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祭祀”之事。凡此，都给人以历史之连续性的深刻印象。 《秦始皇本纪》后论和《项羽本纪》后论是比较具体地评论历史人物的言论，在“十二本纪”后论中具有鲜明的特点。而这两首后论本身在表述上又各不相同。《秦始皇本纪》后论主要是引用贾谊的《过秦论》论秦之兴亡，其中对秦始皇的评论是核心内容，司马迁对贾谊之论极为赞同，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13]。 《项羽本纪》后论对于项羽的评论，可以说半是赞叹，半是批评，表明了司马迁对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确切的历史定位。司马迁写道：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4] 司马迁把项羽同舜的苗裔联系起来，似无充分根据，这或许反映了司马迁对这个英雄的钦佩之情。在这个评论中，最重要的论点是：第一，项羽是“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历史人物，项羽的事迹证明了这一点。第二，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这是对项羽“自矜功伐”、从不“自责”的批评和痛惜。从司马迁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项羽是一个将恢宏和狭隘、强大和脆弱集于一身的人物。正因为如此，这个历史人物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教训和太深刻的启示。 司马迁评论汉高祖刘邦，称赞他能够做到“承敝易变，使人不倦”[15]；称赞汉文帝治国，做到“德至盛也”[16]。以他们二人同秦始皇、项羽做一对比，可以极鲜明地看到，人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的《陈涉世家》《刘敬叔孙通列传》《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萧相国世家》等篇中，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在《苏秦列传》《陈丞相世家》《孝景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篇中，强调了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在《楚元王世家》《匈奴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公子列传》《范雎蔡泽列传》等篇中，阐说了用人的当否与国家的存亡安危的重大关系；在《游侠列传》《货殖列传》《滑稽列传》等篇中，写出了一般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 概而言之，人在历史活动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就某些人来说，人的作用的发挥是同机遇、形势相关联的。形势造就了杰出人物，而杰出人物的行为又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在关于“人”的作用之认识上的重要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关于人的等第划分的观念也在发展。一般说来，西周和春秋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几个明显的等级，这些等级的最底层是众多的“民”或“庶人”。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开始突破世袭制的樊篱，以军功授爵，等级的界限依然存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还常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国人”与“野人”之别，其中包含着伦理上、文化修养上、职业上和地域上的差别，虽不能完全排除等级的高下，但却并非严格的等级观念的表述。但是，“大夫”和“庶人”的界限却是异常分明的，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7]，是不可改变的等级差异的界限。至于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本是思想家的一种理论，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司马迁论人，与《春秋》紧密相连，认为“《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都必须懂得《春秋》，不可不通于《春秋》之义，其核心思想是“辩是非”[19]。班固著《汉书》，增立《古今人表》，是一大创造。《古今人表》把自秦以前所见于经、传的人物列于表中，并按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九等排列，读来一览无余。班固把人分为九个等第的原则和标准的原则是“显善昭恶，劝戒后人”[20]，核心是道德准绳。但是他的序文往往又超出了道德准绳。第一，他强调“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且不说何来“生而知之”的人，就是“困而不学”又怎能用以概括“民”的本性呢？第二，他强调“中”与“上”可以沟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永远不可改变。他虽然是引用孔子的说法，但显然是赋予了浓厚的等级色彩。第三，班固对“上智”“下愚”的具体说明也过于绝对化，所谓“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所谓“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换言之，“上智”者不会有任何恶行，“下愚”者不会有任何善举，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难得见到的。在这些问题上，班固的历史观念中显然是缺少了朴素辩证的思想，从而把“上智”“下愚”推向极端。 《古今人表》的历史认识价值在于：它把秦以前的历史人物（包括传说中的人物）按照作者的价值判断，一一分列于九等之中，每人的时代、等第一目了然。其所判断不论是否妥帖，都能明确地反映作者的评价标准。 《古今人表》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和表现形式相结合的对于“人”的认识。后世史家或贬或褒，多从史书体例论其得失，似有未妥。《古今人表》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其不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论其高下，故有的贵为天子者而被列于“愚人”，有的贫为陋巷一书生而被列于“仁人”。这种不以富贵、贫贱取人，而以贤愚、善恶作为判断历史人物标准的观念，包含着积极的意义，并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影响。 [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8页。 [4] 《论语·尧曰》，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页。 [5] 《论语·雍也》，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3～64页。 [6] 《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7]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7～1158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5页。 [9]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6页。 [14]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339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17] 《礼记》卷三《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9页。 [18]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20] 班固：《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6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