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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概况 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端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06年，为研究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的李端棻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从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得知，自1978年至2006年间，共有113篇学术论文涉及李端棻，其中专题学术论文不超过30篇，主要集中在对李端棻的生平事迹介绍、史实考证及简要评价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 目前发现，由中华书局于1961年出版的汤志钧编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收录了李端棻的传记，较早对李端棻作了介绍。此外，（台湾）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十三年至前十四年）（1898—1899）》，也对李端棻作了介绍。[1] 在学术论文方面，通过文献检索发现，最早提及李端棻的是王晓秋的《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一文，称“改良派进一步又提出了要在京师（首都）设立大学的主张。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萦上了一份据说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奏折，第一次正式向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2]。在1981年10月举行的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冯祖贻的《清末贵州社会与贵州辛亥革命》一文提及了李端棻在贵州兴办新学[3]，戴学稷的《清末留日热潮与辛亥革命》一文提及了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培养人才五项建议，尤其是“选派游历”[4]。1984年《贵州文史丛刊》第2、4期分别发表谭佛佑的《浅谈李端棻对戊戌前后革新教育的贡献》和李德芳的《戊戌变法时的李端棻》，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专题论述李端棻的学术论文。 在史实考证方面，这一阶段有学者对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请推广学校折》由谁执笔等进行了探讨[5]。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固然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但也说明李端棻研究之薄弱。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阶段出版了两部李端棻传记（下文将予以介绍）。 （二）2007年至2017年，为研究发展期 2007年，李端棻逝世100周年。这年11月，由贵州省政协、北京大学、贵州日报报业集团、贵阳市政协、省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李端棻学术研讨会”，规格高、规模大，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至此，李端棻研究引起了学界尤其是贵州学界的高度重视。 2017年7月5日，以研究李端棻为宗旨的研究机构李端棻研究院在贵阳学院成立，为整合研究资源、加强学术交流搭建了学术平台。 2017年11月，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贵州省历史学会、贵州省文史馆、贵阳市历史学会、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主办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史学会2017年年会，来自省内外的100多位学者与会。会后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李端棻: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6]。这本论文集共遴选28篇优秀论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李端棻研究的成果，对推进李端棻文化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在短短的10年内，共有754篇学术论文涉及李端棻，其中专题学术论文70余篇，从不同角度对李端棻进行了研究。 （三）2018年至今，为研究进一步发展期 2019年11月，由贵阳学院、贵阳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承办的“李端棻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这次研讨会围绕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教育改革活动、科技思想、经济思想、西学思想、人格魅力，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文化交往，北京大学校史馆的建设、李端棻墓地的建设、李端棻文化品牌的打造以及李端棻文化的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主题鲜明，内容广泛，成果丰硕，标志着李端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2018年以来至2020年7月短短的2年多时间，共有175篇学术论文涉及李端棻，其中专题学术论文10余篇，涉及以往李端棻研究所不曾关注的领域。 二、 研究领域 据笔者梳理、归纳，迄今李端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李端棻的生平事迹及评价 《清史稿》有李端棻传，今人也著有他的传记。除前文己述收录到《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十三年至前十四年）（1898-1899）》篇外，《贵州文献汇刊》[7]《紫禁城丛书·清宫流放人物》[8]也收录有李端棻生平的简略介绍。 在李端棻研究的第一阶段，出版了2部李端棻的人物传记。秋阳著《李端棻传》从“始祖衡州来，传世在黔中”“学政资历深，睁眼看世界”“为救势弱国，投身于变法”“功德居高位，佐政尤奋力”“党祸惨遭害，维新志不屈”等5个部分梳理了李端棻的生平[9]。钟家鼎著《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新的视角来观察戊戌维新运动，对李端棻这位维新官僚作了全面、恰如其分的评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运动中的维新官僚进行了剖析[10]。 学术论文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李端棻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颜建华、颜勇在《论李端棻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一文中认为，李端棻是晚清时期朝廷高级官员中为民族复兴作出突出贡献的维新派大臣[11]。魏登云在《论晚清重臣李端棻之功》一文中认为，李端棻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教育家[12]。陈政在《李端棻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贡献浅析》一文中指出，李端棻一生忧国忧民，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投身维新变法，为中国晚清新政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德无量，名垂青史[13]。刘学洙、陈勇勤分别阐述并高度评价了李端棻在倡言新政方面的作用，称他为“把清流意识和洋务意识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代表”[14]，“清大臣言新政者第一人”[15]。钟家鼎则从《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入手，认为李端棻提出了以开懋勤殿为核心的四件关系变法全局的大事，对当时的变法斗争，特别是百日维新晚期维新派再次争取开懋勤殿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6]。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梳理了李端棻的思想演变过程，并分析其原因、影响，认为“李端棻由询谨书生而成为清正宫员，进而为维新变法的主将，民主革命的追慕者，其思想演化与其家庭教养、学术追求、友朋交往以及地域人文精神的熏陶有密切关系。这一演化历程，值得探寻”[17]。 （二）李端棻与戊戌变法 李端棻是变法维新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因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阎长丽在《被遗忘的“百日维新”领袖》一文中称，“这位从贵州大山里走出去的清末重臣，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18]。何飞在《李端棻维新变法思想与实践》一文中认为，李端棻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鲜为人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思想，二是政治改革思想。作为晚清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19]。 也有学者针对学界己有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余小龙在《“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己”—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再认识》一文中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甲午战后至戊戌变法期间言新政之大员颇多，李端棻为卓著者之一，但就康、梁称李端棻为“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己”的观点而言，应当从戊戌变法前后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中审视。李端棻支持康、梁，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的认识和倾向上有比较坚实的共同基础，但从政变前后的一些环节来看，将李端棻说成是一个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的康党派，尚有讨论的余地[20]。冯祖贻则从分析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可靠性入手，考证了李端棻是否在戊戌政变前“托病”请假，同时认为“一些同志为尊者讳的作法，既不实事求是也无必要。李端棻的‘托病’并不影响对他一生的正而评价”[21]。 （三）李端棻的社会政治交往 李端棻作为晚清朝廷重臣，其社会政治交往而是很广的，尤其是重视选拔人才。史继忠在《李端棻举才》一文中指出，“李端棻爱天下之才，见有用之才皆予保举。梁启超是深知其为人的，他在铭文中写道:‘其历次典试，所拔摺者皆一时知名士，世皆亦以比庐陵’”[22]。 较多学者关注了李端棻与梁启超的交往，充分肯定他对梁启超的赏识、提携以及政治上的大力支持。万登学在《慧眼识拔梁启超的礼部尚书李端棻》一文中指出，经过接触，李端棻“更加赏识梁启超，认定他才华超群，必成大器，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李蕙仙相许配，二人结为姻亲”[23]。钟家鼎在《李端棻与梁启超》一文中指出，“李端棻识拔梁启超是戊戌变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只不过长期以来未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而己”[24]。 刘军在《李端棻与帝后党争》一文中认为:“李端棻作为帝党领军人物，积极参加戊戌变法的整个过程，变法失败后，惨遭后党迫害。斗争策略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25]此外，学者们还分别对李端棻与康有为[26]、张之洞[28]、黎庶昌[28]、徐致靖[29]，以及何亮清、何麟书父子[30]等人的社会政治交往进行了探讨。 （四）李端棻与近代中国教育 学界高度评价李端棻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及影响，认为他“在中国的近代教育中，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31]。称其为“中国教育改革先驱”[32],“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一中和贵阳师范学校创始人[33]。 学界更多关注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梳理了他上《请推广学校折》的前前后后、主要内容及思想内涵[34]，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35]。 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李端棻的教育教学思想。阮朝辉在《李端棻的课程论思想及其影响探析》一文中，“通过系统梳理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普通学说》《苾园诗存》及其教育教学实践等文献，发现李端棻不仅是京师大学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是我国近现代课程论的先行者”[36]。戴岳在《李端棻〈普通学说〉课程思想论析》一文中指出，“《普通学说》中蕴含着关于课程目的、课程内容、课程用书等的思想见解，对贵州近代教育的课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37]。此外，苏林琴、杨家榜分析了李端棻“承思启行”的学制改革设想，认为这一设想对中国学制近代化发展具有“承思启行”的重要影响，促成我国学制近代化改革从设想走向实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学制改革提供蓝本[38]。程瑜则从《周易》“革”“蒙”两卦分析了李端棻的兴教办学理念，认为李端棻的教育理念不仅具有传统文化内涵，也有对今日可资启发的资源[39]。 有学者关注了李端棻对家乡教育的影响。安尊华、张命春在《论张之洞、李端棻、严修与贵州教育近代化》中指出:“李端棻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袖、总设计师，张之洞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导师、赞助家，严修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衔人、实干家。他们皆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做出[大贡献，其精神值得发扬，其思想值得传承，其宝贵经验永远是贵州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财富。”[40]陈业强、卯云《李端棻与近代贵州教育探析》认为，“李端棻晚年在贵州致力于培养人才、传播思想，创办学堂、撰写著作等，打破了贵州教育思想长期闭塞的局而，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41]。 还有学者探讨了李端棻对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所起的作用，称他为“倡建北大”“北京大学首倡者”“北京大学奠基人”[42]。 （五）李端棻研究的其他领域 莫子刚探讨了李端棻的报业思想，认为李端棻的报业思想与同时代的维新名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对当时国人办报高潮的形成、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3]。 秦坤分析了李端棻的人文精神，认为他为国为民的曲折经历弘扬了儒家匡复天下、为民谋利的人文精神 [44]。 施欣在《论清季李端棻教育及图书馆思想——基于〈请推广学校摺〉一文的考察》一文中分析了李端棻的图书馆思想[45]，其他涉及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产生、发展的论著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及李端棻。 此外，有学者通过对李端棻家族后裔编撰之《贵阳李氏族谱》的解读，分析了家谱规训的教育学意义[46] ，对《芬园诗存》的解读，阐述了李端棻的人格构建、思想转变[47]。 三、 研究特点 笔者以中国知网（www. cnki. net）收录的1984-2020年7月间的%篇专题学术论文为考察对象，结合上述内容，对李端棻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概括，大致有四个特点。 （一）研究领域分布不均衡 作为晚清朝廷的一名重要人物，李端棻一生坎坷，他长期在京为官，又曾任职于云南;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流放新疆，因病滞留甘州（今张掖）2年多，后回到贵州。李端棻所涉及的领域是很多的，从《请推广学校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可知，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教育、变法方面，还包括经济、科技、新闻、思想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就李端棻个人而言，还有他的人格追求、家庭教育、社会关系，以及治学、为官之道等，均值得后人研究。 然而，通过前而的梳理可知，当前李端棻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戊戌变法以及生平事迹评述等方面，其他领域十分薄弱，有的领域还是空白，呈现出明显的研究领域分布不平衡。 （二）研究学科分布不均衡 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李端棻，就需要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李端棻研究，这就需要多学科相融合。例如，对《苾园诗存》的研究，不仅能反映李端棻的政治抱负、人格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正所谓“诗言志”，还可以折射出他的文学造诣、感情心理及其波动等，这就需要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再如对《请推广学校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的解读，除历史学方法外，还需要借助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方法。 然而，通过前而的梳理可知，当前李端棻研究学科以历史学为主，辅以教育学等学科，其他学科鲜有涉及，呈现出明显的研究学科分布不均衡。 （三）研究人员分布不均衡 针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分布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研究对象的研究水平、学术影响。通过对中国知网（www. cnki. net）收录的1984-2020年7月间的93篇（1篇作者所属地不清楚）李端棻研究专题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知，贵州省内研究人员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达77篇，其他省区仅15篇。见表to 表1 李端棻研究专题学术论文作者所属省区情况一览 （1984——2020.04）
分析上述研究特征，不难得知，这是由于李端棻是贵州人，晚年在贵州兴办新式教育，并位列“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等所致，但在其他省区却显得微不足道。显然，这与李端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拥有的地位、影响不相符。 （四）刊载研究成果的文献分布不均衡 同一研究对象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刊载文献分布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一研究对象的研究水平、学术影响。通过对中国知网（www. cnki.net）收录的1984—2020年4月间93篇李端棻研究专题学术论文的刊载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情况如下: 1. 贵州省外文献，分别是《近代史研究》《读书》《炎黄春秋》《北京档案》《太原理工大学学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现代教育论丛》《图书馆研究与工作》《黑龙江高教研究》《西部时报》《人民政协报》《工会信息》《兰台世界》（共3篇）《法制与社会》《黑龙江史志》（共2篇）《扬州师院学报》《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共计18种，分布在北京、山西、云南、广东、浙江、黑龙江、辽宁、江苏、福建等9个省区。 2. 贵州省内文献，分别是《贵阳文史》《贵阳学院学报》《贵州文史丛刊》《教育文化论坛》《文史天地》《安顺学院学报》《贵州民族研究》《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人文世界》《遵义师范学院学报》《贵州师范学院学报》《贵州民族报》《贵阳市委党校学报》《贵州社会科学》《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贵州文史天地》，以及《当代贵州》《开发中的崛起—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共计19种。其中，刊载论文篇数居前四位的文献分别是《贵阳文史》20篇、《贵州文史丛刊》12篇、《贵阳学院学报》9篇（其中2018年以来7篇）、《教育文化论坛》7篇，共计48篇，占贵州省总篇数的62.33%、全国总篇数的51.61 % 由上可知，就贵州省外的文献而言，不仅分散而且权威性学术刊物极少;就贵州省内而言，同样也存在分散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四种文献，其中《贵阳文史》《贵州文史丛刊》自1984年以来就对李端棻研究给予了重视，而《贵阳学院学报》发力应与李端棻参与创办的贵阳师范学校并入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成立有直接的关联。因此，从整体上看，刊载李端棻研究成果的文献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 四、 进一步深化李端棻研究的几点建议 笔者认为，为进一步深化李端棻研究，今后的研究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进一步加大资料搜集力度。资料是开展研究的前提，也是不断深化研究的保障。当前，学界开展李端棻主要依据《苾园诗存》《请推广学校折》和《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他研究资料还比较医乏。可以说，当前李端棻研究之所以存在 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领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料不足所导致。应该发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努力搜集李端棻的资料。在此基础之上，编辑出版《李端棻文集》，为进一步深化李端棻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保障。 第二，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李端棻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变法及生平事迹评述等方面，而有关李端棻的社会交往、政治活动、家庭关系以及科技、外交等思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此外，李端棻曾在云南为官，并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在这些职位上，他做了些什么，有何作用，均需要深入研究。就李端棻对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影响研究而言，不能停留在泛泛而论上，应该具体到影响到哪些人、哪些方面，又是如何传承的?只有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才能实现多层次、全方位李端棻研究。 第三，进一步创新研究视角。前文己述，当前的李端棻研究学者主要以历史学为学科背景，或者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采用史学实证法。应该吸收历史学科外的学者加入李端棻研究行列中，并努力实现多学科融合，多视角开展李端棻研究。 第四，进一步拓宽研究路径。当前，学界还主要依据李端棻的奏折、著述开展研究，尚未有效利用信函、报刊资料，以及同期他人著述中的相关记载。此外，还应重视碑刻、民间传说，以及口述史等的史料价值。 第五，进一步扩大李端棻研究学术影响。当前李端棻研究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还是比较弱的，这与李端棻的历史地位、历史影响是不相符的。就贵州省而言，也远远不及贵州省的阳明学研究。应该说，无论是作为本省的历史名人，还是对本省的教育、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相关省市区都理应当仁不让，肩负起深化李端棻研究、扩大李端菜研究学术影响力的重任。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十三年至前十四年）（1898-1899）[M].台北:正中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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