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鲁番地区处于中原与西域交通要道，历来是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激烈争夺的焦点。西汉设戊己校尉于车师，控制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南北朝到唐初，中原连年战乱，汉族移民进入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国。唐太宗以大军灭麴氏高昌，置西州，成为攻击西突厥、控扼西域的重要一步。唐朝势力衰退后，吐鲁番地区先后为吐蕃、回鹘等占据，逐渐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建立起了高昌回鹘。耶律大石建立西辽，高昌回鹘沦为附庸；成吉思汗西征时，高昌回鹘又举国归附，史称畏兀儿亦都护时期。然而由于吐鲁番的特殊位置，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成为了蒙古大汗和西北藩王争夺的焦点，海都之乱迫使亦都护内迁永昌，还最终使得元廷失去了吐鲁番，其转入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下。此后，吐鲁番一直由察合台后王统治，成为汗国的东部政治中心。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以吐鲁番为据点，与明朝爆发长期的军事冲突，最终迫使其放弃哈密，退守嘉峪关。1678 年准噶尔攻占哈密、吐鲁番，两年后又灭叶尔羌汗国。清准战争爆发后，双方曾在哈密、吐鲁番一带激烈争夺。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攻占并屯驻吐鲁番；雍正三年（1725），清朝与策妄阿拉布坦达成合议，撤回大军，并将部分回民迁入内地，此后吐鲁番地区事实上游离于清朝控制之外。正是由于乾隆二十年（1755）莽噶里克率众归附，清朝才再次间接控制了吐鲁番，并将内迁瓜州的额敏和卓迁回与其共治，为吐鲁番扎萨克郡王制奠定了基础。此后不久，莽噶里克因卷入了部分厄鲁特台吉、宰桑发动的反清事件而被杀，其领地被置于额敏和卓家族的统治之下，吐鲁番彻底纳入清朝的统治范围。 学界专门对莽噶里克的研究文章目前仅见黄建华《莽噶里克小考》一文，主要依据实录、方略等传统官方史书对莽噶里克归附、叛乱等事加以梳理。a关于莽噶里克与准噶尔的关系，王希隆在《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一文中考证了“达尔汉”称号的来源和意义，其中特别提及莽噶里克，认为准噶尔统治时期哈密、吐鲁番、库车等地都有加达尔汉号的伯克，表明当地官制受到了蒙古的影响；并推测额贝都拉、莽噶里克等人的称号可能是在准噶尔汗国兼并叶尔羌汗国和加强对当地统治的过程中，按蒙古旧俗赏给对准噶尔汗国有特殊贡献的土著首领的。b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边境へ》一书专辟一节讨论莽噶里克，其中使用了不少满文档案，并引用乌兹别克斯坦东方研究院所藏Āthār alFutūū一书考证了莽噶里克本名；c他认为，莽噶里克被准噶尔授予的“达尔汗伯克”称号有可能意味着他享有吐鲁番的支配权或征税权，这一身份也与后来莽噶里克卷入厄鲁特反清事件有关。d由于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达尔汉伯克”称号，对莽噶里克与准噶尔的关系仍缺乏深入探讨，笔者在满文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莽噶里克的自述，这些内容对于了解其与准噶尔的关系至关重要。 佐口透曾使用多语种史料，对明清时期吐鲁番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其中涉及莽噶里克归附后与清朝的关系，认为清朝令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分治吐鲁番是为了互相牵制。e小沼孝博则运用更多的满文档案，梳理了清朝君臣提出的几套吐鲁番治理方案，从考虑用察合台后王统治吐鲁番，到最终决定将额敏和卓迁回，展现出清朝选择吐鲁番统治者原则的转变——由本土有影响力的家族转向熟知清朝法规之人。f张莉着重研究了清朝对吐鲁番管理体系的调整，认为18世纪中叶以前吐鲁番地方民众的社会关系应是以人身隶属关系为基础的领主制，因此“属人”等概念格外重要，而清廷为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划分领地，正是清廷在治理策略中重视边疆地区部族传统中的“属人”原则的体现，意图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清廷在乾隆二十六年后将莽噶里克原属民分设伯克，置于辟展办事大臣之下，并未继续由额敏和卓统辖，形成独立于吐鲁番扎萨克郡王管理体系之外的“办事大臣—小伯克”民众管理体系。g 总之，对于莽噶里克以及其与准噶尔、清朝关系的研究，从史料角度讲，非汉文史料利用尚不充分，特别是满文档案。传统的实录、方略等史料经过了较大幅度的剪裁甚至修改，失之简略，难以反映事件的原委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从事件本身来讲，以往对于莽噶里克归附事件和清朝对于吐鲁番初步治理的研究，多描绘大概样貌，至于其中牵涉的种种复杂关系，则尚未揭晓。笔者搜集整理了数十份与莽噶里克有关的档案文书，涉及从莽噶里克归附到被杀乃至善后的整个过程，包含大量关于吐鲁番与准噶尔、清朝关系以及吐鲁番社会内部状况的记录。  a 黄建华：《莽噶里克小考》，《吐鲁番市政协文史资料》第 6 辑，内部发行，1999 年，第 98-104 页。 b 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c 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边境へ》，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109页。关于此文献，笔者未见具体内容，小沼孝博也未提及其他信息，有待进一步研究。 d 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边境へ》，第 110、112 页。 e 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 年，第 163 页。 f Onuma Takihiro, “Promoting Power: The Rise of Emin Khwaja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of Kashgaria”, 《调査研究报告 NO. 57：游牧世界と农耕世界の接点：アジア史研究の新たな史料と视点》，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12 年，第 39 页。 g 张莉：《“办事大臣—小伯克”：在军府制与扎萨克制之间——乾隆二十六年吐鲁番地方民众管理体系的调整》，《西域研究》2018 年第 4 期。 笔者拟通过对其的整理和解读，在清朝经略西北的历史大背景中，对莽噶里克与准噶尔的关系、莽噶里克归附后与清朝的关系，以及清朝对于吐鲁番治理之初的历史进行细致考察。 一、莽噶里克的身世及与准噶尔的关系 莽噶里克其名，档案记载不一。满文档案中有 manglik、manggalik 两种写法；汉文档案及实录、方略等史书中有“蟒噶里克”“莽里克”“莽噶里克”“莽阿里克”等多种写法。小沼孝博和 David Brophy 刊布了安卡拉民族学博物馆（Ankara Etnoğrafya Müzesi）所藏编号为 EM13138 的察合台文文书，据 David Brophy 研究，此文书内容是额敏和卓及其子孙的生平事迹，基本根据《王公表传》蒙、满文本翻译而来，其中将莽噶里克之名写作 mänglik。a莽噶里克提出归附清朝的请求时，满文档案先作 manglik，后作 manggalik，清廷也颇为疑惑，要求查核此系一人还是两人，莽噶里克自言：“‘莽里克’是我们回子话，我们语言里没有‘莽噶里克’这个字。”b可是此后一段时间的奏折仍有混用，后来统一作 manggalik（莽噶里克）。基于此，本文也统一写作“莽噶里克”。 关于莽噶里克家世的记载比较模糊。《王公表传》云：“祖曰玛尔占楚克，父曰图默尔库济，世居吐鲁番为总管，莽噶里克嗣，称达尔汉伯克。”c然此说过于简略。笔者在满文档案中发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四日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会商划分领地事宜时，后者曾自述其身世： 我原为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手下吐鲁番伯克之后。雍正年间，噶尔丹策零将我与额敏和卓一起带到阿克苏居住。接着额敏和卓逃亡吐鲁番，此后噶尔丹策零给我额尔克达尔汉（erke darhan）之号，办理伯克事宜。后来吐鲁番帕克拉（pakla）伯克去世，乃将我送至吐鲁番居住办事，已有九年。彼时辟展、鲁克沁、哈喇和卓、吐鲁番、托克逊五处各有一伯克为首，向准噶尔进贡葡萄、枣、棉花、布等物。而后其他伯克皆死，只余我一人。独自交纳贡赋于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喇嘛达尔扎、达瓦齐之手。准噶尔首领之外，再无人向我等征取贡赋。d 这段记载系莽噶里克对额敏和卓和永贵的自述，诸多细节不见于其他史料，弥足珍贵。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莽噶里克出身于吐鲁番伯克之后，其家族应为吐鲁番本土势力，在准噶尔的扶植下掌握着权力，这一点可与《王公表传》相印证。第二，雍正年间噶尔丹策零曾将其与额敏和卓带往阿克苏，额敏和卓随后脱回吐鲁番，这点不见于其他史料。从行文来看，此时应该属于噶尔丹策零主政时期，即雍正五年以后；且雍正九年准噶尔军围攻额敏和卓，随后额敏和卓举众内迁瓜州。故此事件当发生于雍正五年到九年之间。第三，莽噶里克被噶尔丹策零授予额尔克达尔汉的称号，并理伯克事，说明其颇受噶尔丹策零的信任。“达尔汉”这一称号自柔然、突厥始用，蒙古沿用，是一个带有酬功性质的荣誉称号。e除莽噶里克称达尔汉伯克 a 文书图版、察合台文转写及翻译见 David Brophy and Onuma Takahiro, “The Origins of Qing Xinjiang: A Set of Historical Sources on Turfan”, TIAS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eries, No. 12, 2016, pp. 59-175. b 《定西将军永常奏吐鲁番伯克莽阿噶里克率千余户来投及遵旨查莽里克即莽噶里克折》，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1 页。汉文系笔者自译。下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笔者自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译法与实录、方略等保持一致。若于各种资料均无从查考，则依照发音、习惯译法，参照《清汉对音字式》等自拟译名，在其后括号中标注原文。 c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98 页。 d 《参赞大臣兆惠奏将额敏和卓等迁往吐鲁番地方居住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 册，第 414-415 页。 e 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外，哈密统治者额贝都拉在归附清朝之时也有“达尔汉白克”a称号，也当为准噶尔所封。b第四，莽噶里克接受称号并理伯克事时，其人并不在吐鲁番，而被迁回吐鲁番城主政是在吐鲁番帕克拉伯克去世后，时在乾隆十二年。可见从莽噶里克回吐鲁番城主政前曾在阿克苏停留十余年，并非《王公表传》记载的直接承袭家族势力那样简单。第五，莽噶里克掌握吐鲁番地区管理权有一个过程。辟展、鲁克沁、哈喇和卓、托克逊四伯克死后，莽噶里克的权限才由吐鲁番城扩大到整个吐鲁番地区，独自缴纳贡赋。第六，莽噶里克的迁移、任职、称号、贡赋等都受到准噶尔的严格控制，莽噶里克回到吐鲁番接任也是在准噶尔的主导下进行的，且其贡赋专供准噶尔首领。可见莽噶里克管理下的吐鲁番地区与准噶尔曾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由于准噶尔内讧，实力大减，对吐鲁番控制减弱；清军的西进也对吐鲁番产生了压力，使得其对准噶尔的离心倾向愈发强烈。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班珠尔等纷纷归降，这一浪潮也波及吐鲁番。据莽噶里克归附清朝时自述，此年噶尔丹多尔济（即后来被封为绰罗斯汗的噶勒藏多尔济）以准噶尔后嗣断绝为由，建议莽噶里克停止向达瓦齐进贡葡萄等物，转而贡与自己。故从乾隆十八年到莽噶里克归附，已连续三年未向达瓦齐进贡。但达瓦齐还是向吐鲁番派人“折磨其部众”，莽噶里克不堪其扰，颇为忧虑。c通过停贡这一行为来看，莽噶里克对于准噶尔的依附程度已经很低，离心倾向颇强，这就给莽噶里克与清朝的接触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清朝君臣也有与吐鲁番地区接触的意愿，他们密切注视着吐鲁番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各种势力的消长。就在清军征讨达瓦齐前夕的乾隆二十年正月，军机大臣已就平定准噶尔善后事宜进行讨论，七条意见中有两条涉及吐鲁番地区，足见清廷对于此地的重视。第一条是：“回人俱有地亩，岁纳贡赋于准噶尔，今准夷底定，回人内属，除岁供喇嘛外，余赋悉蠲，贡额亦应议减。内如吐鲁番，原系内地，应将其回目查出，俾管所属，瓜州居住之额敏和卓属下回人，亦仍移吐鲁番安置。”可见此时清廷对于吐鲁番“回目”为谁尚不清楚，对于吐鲁番内部的政治架构亦不了解，故需将其查出，莽噶里克正是以此为契机与清朝取得了接触。另外，军机大臣还特别提到要将额敏和卓迁回吐鲁番，这是一条举足轻重的举措，将忠于清廷的额敏和卓迁回，意味着清朝势力的强势介入。第二条举措是：“伊犁既驻大臣，应择形胜地驻兵为声援，西路吐鲁番、鲁布沁地方，膏腴可耕，请驻兵一千。再瓜州、乌噜木齐俱可屯田驻兵，则伊犁、鲁布沁声息相通，亦展疆土。”d可见军机大臣已对吐鲁番地区的战略意义有清晰的认识。从交通角度而言，建立一条连接瓜州—鲁克沁—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的通路，将这些军事重镇串联起来，可以声息相通，开疆拓土，而吐鲁番、鲁克沁分别作为吐鲁番地区西部、东部的中心，东连瓜州内地，北接天山以北的军事重镇，正是此防线的枢纽所在。从后勤角度而言，吐鲁番地区“膏腴可耕”，凭借其方位优势可将后勤补给更快地送达前线，无疑将成为清朝经略西北的重要后勤基地。事实上，类似的方案早在雍正年间就曾经提出过，雍正九年二月，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军机事宜十六条，其中至少有五条直接涉及吐鲁番： 一，吐鲁番地方饶沃，宜广为屯种。一，吐鲁番通伊里之路，逆夷出入经由，必须严设卡伦。一，驻扎吐鲁番兵丁之驼马，宜酌定数目。一，移兵驻扎吐鲁番，宜预为定期。一，吐鲁番、巴尔库尔两处驻防，宜通声息。e a 《清圣祖实录》卷 178，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b 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 c 《定西将军永常等奏吐鲁番伯克莽里克及大台吉噶尔丹多尔济归顺折》，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 册，第 242-243 页。 d 《清高宗实录》卷 480，乾隆二十年正月辛巳。 e 《清世宗实录》卷 103，雍正九年二月癸丑。 岳钟琪着眼的同样是吐鲁番在交通、后勤方面的重大价值，上述善后事宜实际与岳钟琪之策一脉相承。然而其建议却遭到雍正帝的否定，称之为“竟无一可采取之处”，直言对胜利持怀疑态度。岳钟琪折奏之时，准噶尔正值噶尔丹策零在位，势力正盛，而清朝则处于战略收缩态势，终雍正一朝，清军于西北战事左支右绌，清廷用兵也颇为谨慎，由雍正帝的回应可见一斑。且此时准噶尔亦不断侵扰吐鲁番，随后不久额敏和卓便举众内迁瓜州，因此清军确实无力实践岳钟琪所奏军机。但到乾隆二十年初，时移势易，准噶尔已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因此有条件实施上述策略，此后也确实保障了清朝对吐鲁番地区的牢牢把控，以及经略西北的稳步推进。 一个月之后，已做好充分准备的两路清军向西北进发，征讨准噶尔。达瓦齐自顾不暇，吐鲁番更是鞭长莫及，莽噶里克闻讯大喜，即决定率众归附清朝。a自雍正三年清军撤出吐鲁番，到乾隆二十年莽噶里克以吐鲁番归附，时隔三十年，吐鲁番再次进入清朝的管辖范围。 二、莽噶里克与清廷的关系及吐鲁番的初步治理（一）率众归附 清军出兵征讨达瓦齐后，准噶尔部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归附浪潮。其中准噶尔部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的归附使得乾隆帝大为喜悦，欲将其封为绰罗斯汗。b此前，朝廷便颁发文书，招降吐鲁番等地。《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其颁发吐鲁番回民之旨，交公额敏和卓，派爱特玛特等三人赍去，由此前进，如有归附之人，俱遵敕旨晓谕，务令各居本地游牧，不致少有惊惧。”c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定西将军永常等的奏折中提到噶勒藏多尔济、吐鲁番达尔汉伯克、宰桑哈萨克锡喇、台吉巴雅尔等纷纷来投，d其中“吐鲁番达尔汉伯克”即指莽噶里克。四月初九日，永常等在奏折中详细汇报了“吐鲁番伯克莽里克”请求归顺之事。莽噶里克自述，乾隆十九年五月其派出六人前往哈密欲传讯归附，但被布鲁特人抓捕。e四月二十日，萨喇勒又奏，先前莽噶里克欲率四百余户归附，并与其子领兵一百五十人来军前效力，但又被布鲁特二百余人劫掠，只得返回。f四月二十二日，永常等又奏莽噶里克带领近一千户来降。g莽噶里克归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清廷对此事格外重视，要求查清“莽里克”和“莽噶里克”是否为一人，为何先前率四百户来降，此次却率一千户；抢劫的布鲁特人是何身份等。关于归附户数的差异，黄建华认为一千是莽噶里克夸大的数字，是为了壮大声势和增加政治资本进行的饰词，其实不然。莽噶里克自述：“先前从副将军处向我们派了人来，我就将我兄弟所有的户数粗略报上了。 （今）我往这边来时，将吐鲁番、鲁克沁、辟展、哈喇和卓、托克逊城中所有族人的户数查清，计算在内，因此约有一千户。”h由此可知两次所报户数的差异只是计算范围之不同，而仅莽噶里克兄弟的户数就占吐鲁番总户数近一半，其家族在吐鲁番地区之权势可见一斑。 （二）劳军输诚 莽噶里克归附清朝前后，清军先征达瓦齐，复征阿睦尔撒纳，战事频繁，急需军粮马匹等 a 莽噶里克自述内容见前引《定西将军永常等奏吐鲁番伯克莽里克及大台吉噶尔丹多尔济归顺折》。 b 《清高宗实录》卷 485，乾隆二十年三月壬寅。 c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9，乾隆二十年三月乙未。 d 《定西将军永常等奏噶尔丹多尔济、吐鲁番伯克宰桑来投及达瓦齐使臣至军营折》，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 册，第 160 页。 e 前引《定西将军永常等奏吐鲁番伯克莽里克及大台吉噶尔丹多尔济归顺折》。 f 《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奏报吐鲁番伯克之兵被布鲁特阻截及放回达瓦齐使臣折》，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 册，第 292 页。 g 前引《定西将军永常奏吐鲁番伯克莽阿噶里克率千余户来投及遵旨查莽里克即莽噶里克折》。 h 前引《定西将军永常奏吐鲁番伯克莽阿噶里克率千余户来投及遵旨查莽里克即莽噶里克折》。 物。且回部、厄鲁特归顺之人源源不断 , 其地大多饱受战火蹂躏，或请以粮草财物赈恤，或另求安置之处，也需大量物资。如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清廷所封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请求暂住巴里坤，乾隆帝下旨：“今又有沙克都尔曼济来巴里坤乞恩之事，仍恐似此者不少，可尽力多办茶米，以为赈恤之用可也。”a 莽噶里克甫以吐鲁番归附，巴雅尔、哈萨克锡喇等就请求清廷给予游牧地，萨喇勒等即令其去吐鲁番耕种，b令莽噶里克给予种子谷物。c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莽噶里克还不断进贡输诚。乾隆二十年六月初四日，定西将军永常奏闻莽噶里克派遣其子白和卓给大军进献五百只羊、五百袋炒面作为军粮，d可见莽噶里克确实出手大方，尽显诚意。策楞接任定西将军后，莽噶里克又于十一月初三日派其子白和卓来军营，请求给予马匹随营效力。策楞因粮饷不到，乃令白和卓将其羊、面送来贸易，白和卓即刻照办，为清军解了燃眉之急。e此后清军亦多次向吐鲁番等处购买羊只口粮以补军需。f为了嘉奖莽噶里克的输诚行为，清廷赏其蓝翎，并提议将其宽余的羊、面等物交来随意交易，实际是希望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以补军需。g这一方面使莽噶里克一定程度上博得清廷的信任，也使乾隆君臣认为吐鲁番财富丰盈，乃不断向莽噶里克索取资源。乾隆二十二年莽噶里克卷入叛乱后，乾隆帝还以莽噶里克窖藏种子可资军费鼓励边将，然而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却道出吐鲁番真实情形： 唯查得，莽噶里克属下男女儿童共三千余口。这几年各色人等途径吐鲁番时，也狠狠盘剥了莽噶里克，据说他的粮食等物也不多了。h 莽噶里克归附以后既输诚进贡，又与清军贸易，但还经常受到往来人等的盘剥，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吐鲁番，也同样发生在归降的厄鲁特诸鄂托克中，并引发了厄鲁特诸台吉、宰桑等的不满，为后来爆发的反清事件埋下了伏笔。 经过一段时间的输诚，莽噶里克于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携其弟额什里木、其子尼雅斯越过卡伦，亲自面见雅尔哈善，请求觐见乾隆帝，言辞颇为恳切。其时战事正酣，乾隆帝出于边疆安全的考虑，令其善加管理游牧地，留心处置盗贼之事，过一二年再觐见，只派其子弟前来即可。于是莽噶里克派其长子白和卓赴京觐见。乾隆帝宴请白和卓等人，特别赏其头等台吉顶戴花翎。i但白和卓在返回途中，因莽噶里克卷入叛乱而被清军扣押，再未与其父相见。直到莽噶里克被杀后一年半，白和卓才被赦免并授予官职，其后屡经提拔，颇得乾隆帝赏识信任。 a 《清高宗实录》卷 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癸巳，七月丙申。 b 《清高宗实录》卷 487，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 c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 1 辑，第 698 页。类似的事情此后还有发生，如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库车、乌什回民二十九人请求内附，乃令莽噶里克资养，并给粮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乾隆 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档案号：04-02-001-000473-0058。 d 《定西将军永常奏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给大军进献羊只炒面折》，乾隆二十年六月初四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1 册，第 210-211 页。另据黄廷桂称，莽噶里克曾向永常军交四五百石粮、一万只羊。见《管陕甘总督事黄廷桂奏请暂缓诛白衣和卓以系其父蟒噶里克之心折》，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6 辑，台北“故宫博物 院”，1983 年，第 261 页。 e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22，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壬辰。 f 《定西将军策楞等奏向呼鲁木鄂托克吐鲁番等处购买羊只口粮以补军需折》，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 册，第 167-170 页；《策楞奏自吐鲁番等处采买粮石接济出征官兵片》，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 册，第 329 页。 g 《定西将军策楞等奏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供给大军麦子羊只有功赏给蓝翎折》，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4 册，第 283 页。 h《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增兵进剿莽噶里克暂不必剿办巴雅尔以待大军折》，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 册，第 435 页。 i《军机大臣为赏回子莽噶哩克之子白和卓双眼花翎事寄信大学士来保》，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一日，《军机处满文档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8-009-000014-0002。 （三）划分领地 莽噶里克虽已归附，但毕竟曾长期追随准噶尔，且亲自统治吐鲁番已有八年，根基已深，吐鲁番继续由其一人统辖，清廷未必放心。就算是深受宠信的额敏和卓家族，乾隆帝亦有疑心，正如后来乾隆帝对素赉璊所言：“吐鲁番系回城冲要，令伊等世守，难保无事。”a素赉璊之父额敏和卓曾被乾隆帝称赞“其心匪石，不可转移”b，尚有此等担忧，对莽噶里克只会更甚。且其时清朝正忙于西北战事，能否对吐鲁番进行有效控制关乎战争全局；长远来看，也关乎清朝经略西北的成败。于是莽噶里克归附不久，乾隆君臣便欲寻找合适人选分治吐鲁番，以牵制其力。 乾隆二十年七月，达瓦齐刚被擒获，军机大臣就定北将军班第所奏准噶尔善后事宜进行议覆。其中有两条意见与吐鲁番局势相关，第一条是：“叶尔羌、喀什噶尔等部落辽远，应酌减贡赋。吐鲁番头目之子满苏尔投诚，其属人应否令其统辖。向住瓜州公额敏和卓，愿迁鲁克察克地方，查回部贡赋应核旧册办理，满苏尔属人，现系何人管辖，额敏和卓迁移，是否妥协，应查奏定议。”c据《王公表传》记载，满苏尔是察合台后裔，即属于察合台—叶尔羌汗国统治者一系。他曾于康熙五十九年征准噶尔时附清，清军撤退后被策妄阿拉布坦拘禁于哈喇沙尔，后又为避阿睦尔撒纳而迁至叶尔羌。d由于满苏尔血统上属黄金家族后裔，有一定威望，因此班第提出就其是否适合管辖吐鲁番进行讨论。额敏和卓原本住于鲁克沁，因避准噶尔而内迁瓜州，此时亦提出迁回鲁克沁。但吐鲁番地区已由莽噶里克统辖，满苏尔与额敏和卓属外来势力，故乾隆君臣需评估吐鲁番地区的管辖模式和权力分配。第二条是：“乌噜木齐、鲁克察克，毋庸驻内地兵，今议将瓜州回众迁鲁克察克，即可派京城蒙古兵移往瓜州，裁安西绿旗营兵。”e这一条讨论的是驻军问题。这两条意见实际和乾隆二十年正月出兵征讨达瓦齐前夕的善后事宜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彼时尚不知吐鲁番回目何人，因莽噶里克归附，清廷对吐鲁番形势更加了解，由此对吐鲁番地区的管辖展开更加细致的讨论。额敏和卓迁回吐鲁番之议早已有之，且符合清廷的利益，自然继续推行。不久，关于上述意见，班第再次奏报： 吐鲁番旧汗之子满苏尔，为人平常，现莽噶里克在吐鲁番统众居住，若将满苏尔移往，是否妥协，俟查明具奏。再鲁克察克系额敏和卓旧地，伊久居内地，颇知法纪，迁移彼处，可以宣扬德意，为吐鲁番回众表率。f 满苏尔虽出身黄金家族，然而班第并不认可其能力。此外，满苏尔多次盘桓于清与准噶尔之间，久不在吐鲁番当地，业已丧失了统辖吐鲁番的根基，因此最终清廷没有选择满苏尔，而是将其迁居北京。g于是察合台后王最终退出了吐鲁番统治者的竞争。额敏和卓出于当地阿訇世家，在宗教方面颇有影响力，且久已追随清朝，深受信赖，自然成为分辖吐鲁番的最合适人选。h乾隆帝降旨令定西将军策楞先亲自前往吐鲁番查勘，i再行详议。其后额敏和卓称，乾隆二十年其曾经过吐鲁番查看，并无蒙古占据；并统计吐鲁番户数，表示若能回到故土，即将原 a 《清高宗实录》卷 1073，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甲申。 b 和宁撰，孙文杰整理：《回疆通志》，中华书局，2018 年，第 63 页。 c 《清高宗实录》卷 492，乾隆二十年七月庚辰。 d 佐口透：《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册，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9 页。 e 《清高宗实录》卷 492，乾隆二十年七月庚辰。 f 《清高宗实录》卷 495，乾隆二十年八月乙丑。 g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 16，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 1 辑，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 890-891 页。 h 关于清朝方面就吐鲁番治理方案进行的讨论，可参见 Onuma Takihiro, “Promoting Power: The Rise of Emin Khwaja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of Kashgaria”, pp. 35-39. i 《黄廷桂奏请令策楞查勘吐鲁番然后令瓜州回民复回故土折》，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3 辑，第 667 页。 来每年向准噶尔进贡的白布、棉花、葡萄等物贡与皇帝，情辞颇为恳切。a但乾隆帝仍十分谨慎，令额敏和卓等暂勿迁移，再令策楞、兆惠等详加查勘，b此过程中似乎并未征求莽噶里克意见。 直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参赞大臣、副都统永贵带领额敏和卓到达鲁克沁与莽噶里克会面商谈：七月初四，（额敏和卓）抵达吐鲁番所属鲁克沁之地，看得管理吐鲁番事务伯克莽噶里克住于此处，携其属下相迎。乃令二人相会，问额敏和卓住地，答道：“我于雍正年间投效圣主，住于瓜州谋生，至今几近三十年。所受圣恩不可胜数。今圣主恐老奴思念故土，指给土地。天高地厚，不过于此。我上了年纪，身体衰弱，又有旧疾。鲁克沁土地牧草水源皆好，土地肥沃，亦靠近圣主之内地。若能让我住于此地，圣恩受之无尽。” （永贵）乃问莽噶里克：“汝等本源如何，向谁纳贡，何时住此，额敏和卓今求鲁克沁之地汝有何言。”莽噶里克云：“（中略）今年将军萨喇勒途径此地时，伊犁叛乱，回子四散奔逃，这一带玛哈沁不绝，你们如之奈何？我说鲁克沁地处巴里坤附近，距圣主不远，若移住此地，于生计有益。二月已带几百户移住，余者还照常留住西边诸城。额敏和卓我等二人虽原来皆住在鲁克沁，但土地皆是圣主的，我等也皆是圣主一人的奴才。额敏和卓碍于年高，精气衰减，身体有病。我尚未年老，情愿移至吐鲁番，将此地让与他们。” （中略）（永贵）云：“差遣我等给你等指定住所，你等即谨行谦逊之道分地居住，皇上闻之，更悦知你等忠诚恭顺之心。唯此等事断不可迟缓不定，为你等查明指定城池，延及子孙亦无争端。”议定：吐鲁番东界自辟展城至哈喇和卓城所有地方由额敏和卓管辖，西界自伊拉里克之地至靠近哈喇和卓之阿斯塔纳城土地由莽噶里克管辖。其间有哈喇乌苏河水，因原有两地耕田之利，分给两边，南至戈壁山，北抵雪山，一切城池土地，皆以两城之河均分管理。议定之外，戈壁山之南，行十日路程之时，有罗布淖尔之河，东西狭长。因有吐鲁番一支人群散居彼处，难于分领，此地两人共管。c 会谈中，额敏和卓不断强调自己回归故土全赖皇恩浩荡，颇有展现自己威势的意思；而莽噶里克对于额敏和卓移回吐鲁番，分走自己土地心存不满，溢于言表。但迫于朝廷决议，不得不将鲁克沁等地让给额敏和卓。永贵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不断劝解。分地而治的结果是：吐鲁番东界自辟展到喀喇和卓由额敏和卓管辖，西界从伊拉里克到阿斯塔纳由莽噶里克管辖，以河为界，北抵雪山，南抵戈壁。罗布泊地区有吐鲁番移民居住，且其地狭长不易分管，由二人共管。莽噶里克、额敏和卓祖坟皆在对方领地，分别派人祭祀。 关于这次划分领地的结果，笔者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了一张里程图，里程图中标记了整个吐鲁番地区的地标，外加巴里坤、罗布泊的部分地标，一共 39 个。不但标注了地名，还画上了路线和里程数，格外珍贵。图中黄签上写道：“哈拉和卓城以东，厄敏和卓管；阿思他纳以西，莽噶理克管。二城之中南北河一道，两处均分水利。北至雪山，南至戈壁山，劈河为界。”d这与档案文书中所见的划分领地结果完全一致。另外，图中所记地名多且详细，其详细程度超过了《西域图志》《乾隆十三排图》等乾隆朝编纂的舆图，这反映了莽噶里克归附后，清朝对吐鲁番的测绘调查情况，也是清朝对吐鲁番进行治理的有力证明。 划分领地只是清朝对吐鲁番初步治理的一个准备。在西北战事频繁的背景下，清朝把适合 a 《黄廷桂奏报查明瓜州回众情愿搬回吐鲁番情形折》，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3 辑，第 820-821 页。 b 《黄廷桂奏覆令瓜州回民暂住原地折》，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14 辑，第 29-30 页。 c《参赞大臣兆惠奏将额敏和卓等迁往吐鲁番地方居住》，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 册，第 413-420 页。 d《辟展哈喇和卓吐鲁番一带里程图》，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包（图），《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6-1651-038。 发展农业的吐鲁番地区当作军粮的重要供应基地，因此划分领地的同时就商定了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缴纳粮草的数量。莽噶里克上报缴纳数目时，透露了近来其财产状况，颇值得注意： 自我成为圣主的阿勒巴图以来，将军永常、策楞、萨喇勒征收军粮及达什达瓦等众经过时，虽尽我所能资助面、羊等物，但能力已稍削减，却有于圣主不得效力之处。今额敏和卓尚且言称奋勉，何况于我，怎能不尽至诚之心。仍能缴纳五百石，亦自明年起像额敏和卓一样缴三百石面，二百石麦子。a 莽噶里克称其归附后资助军粮、能力削减并非托词，可与档案相印证，可见其确为清军粮草出力不少。此外，额敏和卓还请在托里布拉克、他呼、那呼、齐克塔木、辟展等五处每处设兵五名、马十匹；伊拉里克以东令莽噶里克派人安设台站。从这些细节可见，清朝对额敏和卓和莽噶里克的管理有着一定的差异，莽噶里克的自主性似乎更大一些，这应当是一种过渡措施。但不久之后，莽噶里克即卷入叛乱被杀，其地全部归额敏和卓统辖，吐鲁番分治阶段遂告结束。 毫无疑问，对吐鲁番分而治之是清朝控制、管理吐鲁番地区的重要一步。以久经考验、颇受信赖的额敏和卓代表清朝进入吐鲁番，实际上打破了雍正初年清军撤出吐鲁番以来形成的政治格局，对莽噶里克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次划分领地事件虽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通过满文档案对于谈判场景的描述，可以看出莽噶里克对此事及额敏和卓仍怀不满，额敏和卓和清廷代表永贵也心知肚明，永贵还特别提出其担忧：“额敏和卓、莽噶里克二人虽是同样骨血，但分住已久，因下人往返行走，心意甚为不通。彼此会见之时，难免踌躇。”而他反复强调自己 “平息彼等之意，阐明义理”也反映出谈判过程并不轻松。b笔者认为此事件是莽噶里克与额敏和卓产生嫌隙的开端，并且与后来莽噶里克卷入叛乱被杀相关。而随后的编设旗佐事件则再次展现了莽噶里克与清廷、额敏和卓之间微妙的关系。 （四）编设旗佐 大约在划分领地的同时，莽噶里克向永贵表示了编设旗佐的愿望，后者转奏乾隆帝。莽噶里克称现在既然额敏和卓属下已编设旗佐，而自己与额敏和卓是“一样的奴才（emu adali ahasi）”c，恐下人认为朝廷将新旧回人区别对待，故有此请。永贵奏称，莽噶里克治下诸头目尊卑不甚明晰，众回子亦不尊重，难以管辖，故应编设旗佐，易于约束部众，希望皇上一视同仁。兆惠也认可编旗设佐的方案，还揣度莽噶里克所请之心理： 奴才看来，吐鲁番回子与厄鲁特不同，新旧杂居，若一方有旗佐而一方如旧，徒生异心。又揣度莽噶里克之意，额敏和卓已为扎萨克公，岁领俸禄。此二年间，他自己行事恭顺，供应军粮，论功也想得官衔、俸禄。皇上施恩，若赏其一爵，顶戴，发俸；查报属下人众时，编为一旗，设参领、佐领、骁骑校，依蒙古喀尔喀之例，设官不发俸，给空衔顶戴。如此可否，请皇上明鉴。d 八月二十九日，乾隆帝降旨依额敏和卓之例给莽噶里克编设旗佐，并封为公爵。e在编设旗佐的过程中，不论是莽噶里克还是永贵、兆惠等，屡次提起 emu adali（一体、一样）一词，意在强调对待莽噶里克和额敏和卓应一视同仁。但是兆惠对于额敏和卓待遇的叙述和对莽噶里克心理的揣度，事实上已经道出二人地位的不平等。对“一视同仁”的反复强调，反而体现了乾隆君臣并未将二人一视同仁的事实，可见他们确实对莽噶里克有所防备。在随后发生的所谓莽噶里克叛乱事件中，清廷对于莽噶里克的不信任更加暴露无遗。 a 前引《参赞大臣兆惠奏将额敏和卓等迁往吐鲁番地方居住》。 b 前引《参赞大臣兆惠奏将额敏和卓等迁往吐鲁番地方居住》。 c 《参赞大臣兆惠奏报回子莽噶里克请编旗佐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 册，第 422 页。 d 《参赞大臣兆惠奏报回子莽噶里克请编旗佐折》，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9 册，第 423 页。 e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30，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癸丑。 编设旗佐连同划分领地事件充分展现了莽噶里克与清廷、额敏和卓之间的微妙关系。莽噶里克希望与额敏和卓平起平坐，而清廷则显然更偏袒额敏和卓。毕竟，额敏和卓追随清朝已久，他对于清朝的忠心是长期以来得以不断验证的，清廷倚重额敏和卓情有可原；相反，莽噶里克家族长期依附准噶尔，且刚刚归附，尚难以达到额敏和卓的地位。但正如永贵、兆惠等的担忧一样，相对于离开吐鲁番几十年的额敏和卓，近十年来的吐鲁番统治者是莽噶里克。如果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回人内部恐怕也会生疑心。表面上，编设旗佐与划分领地的结果都是公平的，两人最终达到了同等地位，但是整个过程却可谓暗流涌动。这势必会影响莽噶里克与额敏和卓的关系，并对此后的局势产生影响。 三、清朝对吐鲁番治理方针的变化 莽噶里克归附后，清朝并未过多介入吐鲁番的内部事务，在对吐鲁番社会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治理策略。因此，在清朝为莽噶里克划分领地、编设旗佐之前，其势力仍未进入吐鲁番内部。随着二者关系的进一步紧密，以及吐鲁番内部情况的明晰，清廷着手推行早已确定的方针——将额敏和卓迁回，此为第一“变”。这既对莽噶里克的势力起到了牵制的作用，也对此后吐鲁番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划分领地、编设旗佐后不久，莽噶里克就卷入了尼玛、哈萨克锡喇等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反清事件，被清军所杀。莽噶里克卷入叛乱之事，清朝官方虽有定论，但疑点极多，笔者拟另撰文探讨其间隐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莽噶里克卷入叛乱与被杀，都与额敏和卓有密切的关系。他与清廷联手清除了莽噶里克这一势力。 莽噶里克卷入叛乱后，乾隆帝曾许诺“擒得（莽噶里克）后，即将莽噶里克属下之人赏与额敏和卓，并令额敏和卓安顿其属下头目，弹压其下人”。a莽噶里克被杀后，其属地由额敏和卓暂行管理，此为第二“变”。在乾隆帝看来，额敏和卓在处置莽噶里克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此举既是对额敏和卓的奖励，也有利于稳住吐鲁番的局势，使得清军可以全力对付厄鲁特蒙古以及蠢蠢欲动的大小和卓。 乾隆二十六年，准噶尔、回部均告平定，此前又在吐鲁番设置了辟展办事大臣，清廷再次着手调整对吐鲁番的统辖方针。对此，乾隆帝曾密寄舒赫德，与其商量安置回人之事： 从前办理回子莽噶里克后，因伊属人无所统束，暂令安插吐鲁番，就近交额敏和卓兼管。惟此等人与额敏和卓素有隔阂，不比带到瓜州之人。时当用兵之际，一时难觅收管之人，是以暂令额敏和卓管束，并非归伊所属。今诸事告成，其各部人等皆朕臣仆，今若再不分开办理，日久莽噶里克诸事必为额敏和卓所把持。应在此项回子内，择贤明者授为伯克管理，安置于吐鲁番原地，并查明伊等旧日贡赋，照例交纳。再阿里衮剿贼至罗布诺尔地方，所收复之回子等亦应照此办理。将此密寄舒赫德，著其与额敏和卓商酌，借其之意提出如此办理，具奏请旨。舒赫德若会面额敏和卓后难以启齿，可在返回途经辟展、吐鲁番等地时，查明此项人等，再将如此办理之处，一面行文晓谕额敏和卓，一面议定具奏。总之，此事照伊提出之意办理，如若声明为朕旨意，额敏和卓恐有疑惧。著将此密寄舒赫德。b 由此可见乾隆帝并不希望额敏和卓家族单独控制整个吐鲁番地区，惟恐诸事被额敏和卓把持。但是乾隆帝又恐引发其疑虑，故在寄信上谕中反复叮嘱舒赫德以个人名义与额敏和卓商讨。前 a《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等奏派兵协助额敏和卓擒莽噶里克折》，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 册，第 372-380 页。 b《密寄参赞大臣舒赫德著将安置回子一事与额敏和卓商酌具奏》，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 册，第 570 页。 文已经提到，莽噶里克的属民曾被编设旗佐，但是很快莽噶里克便卷入了叛乱，因此其属民究竟有没有真正实行扎萨克制，还是值得怀疑的。十月，舒赫德奏请将莽噶里克属户五百余中设伯克，分别为总管四品伯克一名、协理五品伯克二名、分理六品伯克五名，a统辖在辟展办事大臣之下。这实际上是取消了莽噶里克原属民的扎萨克制，代之以伯克制。某种程度上讲亦是乾隆二十一年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划分领地成果的延续。此为第三“变”。 额敏和卓于乾隆四十二年去世，素赉璊承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之位后不久便获罪削爵，清廷趁此机会再次调整吐鲁番的统辖方针。乾隆帝寄谕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 惟额敏和卓原系鲁布沁地方小伯克，自康熙年间来归，将伊安置瓜州，后以随大军效力封爵。虽令回原游牧居住，但吐鲁番等处，本系 [ 莽噶里克管辖（朱笔勾去）] 准噶尔（朱笔添加）地方，故曾仍令莽噶里克管辖。莽噶里克被傅魁所杀，将此地方，始归额敏和卓管辖。估计随伊居住瓜州，后又随往游牧之人，乃伊真正属下，余皆以大军兵力招抚者，与伊等无涉。吐鲁番地方系通众回城去乌鲁木齐之冲要，俱令伊等世管，力渐强盛，并非久远无事之道。今素赉璊既经犯罪，则将此事，应自今始，即行就办。朕意将随额敏和卓留瓜州、再行安插原游牧之伊等旧日属人，仍令伊管辖，其余莽噶里克旧管地方、旧管之人，俱令撤出，照布古尔、库车等处，另放阿奇木伯克管辖进贡。b 可见乾隆帝已意图再次削弱吐鲁番郡王在吐鲁番地区的权力。乾隆四十四年最终形成的管辖方案如下：“哈喇和卓迤东九百余户、罗布诺尔二百余户，令额敏和卓之子管束。吐鲁番迤西七百余户，令原有之伯克管束。雅木什所居七百余户，令原有之扎齐鲁克齐等管束。其滋生之七百余户，令伊斯堪达尔管束。均归领队大臣总统。其户口清册，仍由乌鲁木齐都统报部，以备查核。”c此时吐鲁番郡王的管辖范围明确以哈喇和卓为界，这一界限也是乾隆二十一年额敏和卓与莽噶里克划分领地时确定的。另外，清廷裁撤辟展办事大臣，代之以吐鲁番领队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吐鲁番的控制，将吐鲁番郡王的势力限定在吐鲁番地区东部。此为第四“变”。 从吐鲁番统辖方针之四变可以看出吐鲁番统辖的两种模式。其一是一家独大，如乾隆二十一年划分领地之前的莽噶里克，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间的额敏和卓家族，这两个都是吐鲁番周边局势复杂多变，朝廷无法或不能将权力强势伸入吐鲁番的时期。其二是分地治之，而分地的依据则是其原属之主。清廷看重吐鲁番的战略地位，既要借重忠于清廷的额敏和卓家族，又要避免一家独大，因而选择了分治模式。可以说，清朝对于吐鲁番的统辖方针十分灵活，卓有成效，使之成为清朝经略西北边疆可以凭恃的坚实堡垒。 四、结语 莽噶里克携吐鲁番归附，是在准噶尔分崩离析、行将灭亡之时发生的一重大事件。这使得清军在西北有了重要的军事堡垒和后勤基地，来实现建立连接瓜州—鲁克沁—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的通路、“声息相通、开疆拓土”的战略构想。长远来看，这对于清军平定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甚至将势力伸展至中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莽噶里克归附清朝后，清朝着手调整当地在长期追随准噶尔期间形成的统治秩序。先将察合台后王排除出吐鲁番统治者人选，并迁入京城，彻底终结了察合台后王在吐鲁番统治阶层中的势力。然后通过将额敏和卓迁回吐鲁番，削弱了长期依附准噶尔的莽噶里克的势力，将其置 a 和宁撰，孙文杰整理：《回疆通志》，第 54 页。 b 《寄谕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著议可否将额敏和卓旧属仍令其管辖》，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13 册，第 656-657 页。 c 《清高宗实录》卷 1085，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己卯。 于额敏和卓的牵制之下。然而清朝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莽噶里克与额敏和卓之间的矛盾，莽噶里克最终被额敏和卓与清廷联合清除。莽噶里克被杀后，其部众暂时交由额敏和卓管辖，此后额敏和卓成为吐鲁番回部扎萨克多罗郡王，其家族在吐鲁番东部的统治延续至清末。而莽噶里克统辖的西部地区脱离额敏和卓的代管之后，却没有继续实行扎萨克制，而改为众伯克统辖，隶属于辟展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吐鲁番西部不断调整的管理体制是观察清廷边疆统治方针和经营策略变迁的一个极佳案例。 References Brophy, David and Onuma Takahiro. The Origins of Qing Xinjiang: A Set of Historical Sources on Turfan. Tokyo: NIHU Program Islamic Area Studies, 2016. Saguchi Tōru. Shiba-shijiu shiji xinjiang shehuishi yanjiu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of Xinjiang in the 18th-19th Century), Ling Songchun trans. Urumch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83. Wang Xilong. “Hami tulufan he kuche de daerhan boke” (The Darhan Bek of Hami, Turfan and Kuca). 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1997). Zhang Li. “‘Banshi dachen-xiao boke’: zai junfuzhi yu zhasakezhi zhijian, qianlong 26 nian tulufan difang minzhong guanli tixi de tiaozheng” (“MinisterJunior Bag”: between military governing and Zha-Sa-Ke system-local control system adjustment in Turpan in 1761). Xiyu yanjiu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4 (20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