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吴江市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197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1993年离休。译著有《日瓦戈医生》《滨河街公寓》《亚玛街》《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回忆果戈理》等；随笔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诗魂》《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回眸莫斯科》等。
    
    《蓝英年随笔》，作家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一
    我是在九月一日的上午接到蓝英年先生的微信电话的。信号不好，只听清蓝先生要我第二天到家里帮他处理书的事。我本以为蓝先生是要我帮他整理家中旧藏的书籍，第二日到府上才知，原来是作家出版社《蓝英年随笔》终于出版，先生是要我帮他把书快递给在外地的亲友。“我也送你一本。”蓝先生如此对我说，于是我便有幸得到了蓝先生亲自签赠的新书。
    倘若是别人来介绍蓝先生，定会官样地说：蓝英年，1933年生，我国著名俄语文学专家、翻译家，《日瓦戈医生》的最早中文译者，蓝公武先生之子云云。但于我，当面时的称呼是蓝老师，背地里谈起都是叫“我师爷”。蓝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因这样师承上“隔辈亲”的关系，我从心眼里就与蓝先生亲近。
    蓝先生与刻板印象里不苟言笑的“大宗师”们很不同，他是个极幽默极随和的老人。过去他喜欢翘着二郎腿坐，几年前走在路上摔了一跤，摔坏了腿，不再能翘腿坐，走路也慢了许多。
    蓝先生行走不便，每日在家中出不了门，但家门关不住自由的灵魂，他一直想要学会用网络。我去帮蓝先生寄书，一进家门，蓝先生先不提寄书的事，而要我这个“网络原住民”教他怎么用手机查百度。
    “我知道用这个百度能学新知识，”他对我说，“所以我得向你请教怎么从手机来用这个百度。”
    我自然无论如何担不起“请教”二字，但蓝先生当真如一个听讲的学生，学得极认真。不一会儿，弄懂怎样语音搜索之后，他搜的第一个词条是“埃斯库罗斯”，即写《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古希腊悲剧作家。确认了百度词条的可信度后，他搜索的第二个词是“阿尔兹海默症”，一边自言自语：“唉，我老糊涂咯。”
    其实，蓝先生绝不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他所说的糊涂，只是偶尔记不起某个苏联作家长长的名字罢了。就在五月份的九十岁寿宴上，兴起之时，老人家随口便背出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可是我深深地理解像蓝先生这样的人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恐惧。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钟鼓馔玉不足贵，唯有头脑中的知识与那近一个世纪的记忆如钻石般珍贵和闪耀。这些记忆、智慧，以及二者结合所诞生的关于个人生命与家国历史的感悟胜过一切财富，是最不能割舍之物。
    思想若仅存于个人脑中，则历史不发展，文明难进步。古之圣贤，或述或作，思想传诸今日。魏文帝在《典论·论文》里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不敢夸大讲蓝先生的文章是“经国大业”，以他的谦虚也一定不同意如此夸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蓝英年随笔》中收录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蓝先生一生对于文学、历史与人的思考。至于这些随笔文章里有没有不朽的因素，其未来又有无不朽的命运，却要交给读者与历史去检验。
    二
    随笔看似是一种不严肃的文体。但依着《说文》的“随，从也”的意思，又可以提出如是问题：
    随谁之意？随谁之手？随谁之笔？
    如此一来，必有一主体先于意、手、笔，即作者本人。本书四十一篇随笔，前后可分为俄苏文学之论三十六篇与个人回忆五篇，虽其文主题各异，但皆统一于蓝英年的思想之下。
    蓝英年首先是一位学者，随笔“随”着他的“笔”，就也沾了学者考究严谨的风格。1997年，翻译家董乐山为蓝英年的随笔集《寻墓者说》撰写的序言中就说他秉持言之有据的理念“因此踌躇良久，不肯贸然动笔”。 这种严谨带来的是不断的深入思考，而思考又引出新的问题，于是我们在文章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追问：
    《性格的悲剧》中，他问：“如果茨维塔耶娃未发生同性恋、埃夫伦并未因此离家出走、她不一次次掀起感情波涛、不蔑视巴黎俄侨界舆论、不同报刊闹翻从而使家庭陷入窘境，而是贤淑的妻子、慈祥的母亲、稿酬丰厚的作家，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小说<月亮>和<红木>引起的风波》的结尾，面对阿赫玛托娃为皮里尼亚克做的挽诗中的一句“躺在谷底者”，他追问：“皮里尼亚克真的安葬在谷底吗？又是哪个谷底呢？”他甚至对自己的眼睛与记忆都要进行追问，在《老刺儿头别克》里，他写“像别克这样没有任何头衔的作家理应埋葬在瓦干诺夫墓地，但我仿佛在新处女地陵园见过他的墓碑。莫非我看错了？”
    这些问题几乎无法回答，或者作者追问之意也不在于答案。问题的内容不过是形式，“追问”才是本质，是对“恒道”抑或名为“真理”之本质的迫近。于是我们发现，蓝英年的“追问”已不局限于几个问句，有时，他的整篇文章就是一个追问。当人们都默认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最优秀的诗人时，他却追问：诗人如何被捧上神坛？当研究者们忽略文学史一笔带过的高尔基出国的经历，他却要追问：高尔基为何离开苏联整整六年？当索尔仁尼琴大摇大摆地在夹道欢迎中重返俄罗斯，他却在锣鼓喧天中轻轻问出：他是否真的能帮助世纪末的俄罗斯爬出泥潭？于是，便有了《马雅可夫斯基是如何被偶像化的》，有了《高尔基出国》《高尔基回国》，有了《也谈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
    蓝英年的随笔，不像鲁迅那样如匕首投枪要去与谁战斗，而只是在追问，向某个虚空中的与谈者提出问题，就像藏传佛教辩经时那些拍着掌提问的智者。但与他对辩的是谁呢？读者么？不，我们这些读者只是围观的小小沙弥，他在追问一个时代。
    三
    什么是时代？
    时代是无尽的时间流逝中有限的一节。而时间流逝本身，其本质为变化，即天地运转。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当人终于被置于历史的道路之上，人即不再为人，而只是姓名、标签、数字、符号。
    让他们重获人的完整而清晰的面目，是蓝英年先生追问时代的目的。茨维塔耶娃死后，其房东唯一关心的是她没吃完自己的口粮；马雅可夫斯基之被偶像化，是斯大林要插手文学界、莉莉娅·布里克求自保的共同作用；高尔基出国、回国，六年的时间被苏联文学史一笔带过不提，而只塑造其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友好亲密的形象……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在时代背景下的叙事中，他们是偶像、符号、工具。蓝英年的追问，使他们从高高的神坛走下来，变成会烦恼、会冲动、会呼吸的人。
    使人为人，两件事为根本：死与生。
    《蓝英年随笔》起手第一篇便是论述茨维塔耶娃之死。从发表时间上看，《性格的悲剧——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并非最早；论述主体上看，茨维塔耶娃既不是最年长者也不是最新锐者，甚至不是最出名的一个，但蓝英年从茨维塔耶娃之死开始，谈及曼德尔施塔姆之死、马雅可夫斯基之死、巴别尔之死……他从被追问的年代的尽头回望那些已逝去的灵魂，流亡、战争与社会风波恍如昨日。但蓝英年并不是要用死亡引起读者惊惧的卡塔西斯，活人回忆死者为的是让活人更好地活。当读者阅读完全书最后一个字，会有一种“生”之平静在胸膛中充盈着。这其中，全书最后五篇随笔带来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在梁漱溟家过夜》之前的三十余篇文章，蓝英年描绘了一整个俄苏文学的立体世界；而自《过夜》起，作者的脚步从俄罗斯徘徊着回到了记忆的土地。
    四
    三十余篇随笔，从二十多位俄苏作家的生命路过，面对着这样一位同行的老人，每一个读者都会隐隐蕴含着这样追问作者的冲动：那么你呢？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蓝英年于是开始回忆：他回忆自己童年时贪玩换来的与梁漱溟先生的一面之缘，又回忆与张东荪一家两代人的交往，《长忆吴牛喘月时》是对老友、历史学家漆侠的追思，《怀念蒋路》的主角则是前辈与友人翻译家蒋路。最后一篇散文《且与鬼狐为伍》中只讲自己，仿佛临近结尾，索性将自己拿出来，放到读者的面前。他回忆如何在疯狂的年代里保持自我的独立思考；回忆偷偷去探望张东荪的家人；回忆与漆侠在田间的赤膊交谈；当人比鬼狐更可怕，他又到鬼狐的世界中让灵魂找到地方放下自己的枕头。忽然之间，“拉普”、费定、西蒙诺夫的故事都成了远方鸡毛蒜皮的小事，读者此时直面的，是一个真诚的老人心灵深处的波涛汹涌。
    回头重读全书，我们意识到，一整本书的追问之下，还有一条暗线埋伏，全书四十一篇文章无一直接探讨这一主题，但当它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却无不在论述这一主题：人应该怎样活着？
    作者给出的答案并不深奥：人应当凭着自己的良心活着。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蓝英年无疑坚信良心是人之本质的一部分。所以他才会在《且与鬼狐为伍》中写道：“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做人有做人的良心，创作有创作的良心。因此，他为卡普列尔鸣不平：这位作家是《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的编剧，却因为刚正不阿而无法在自己的剧作中署名；因此，他赞赏伊萨科夫斯基，这位诗人写了《喀秋莎》；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看不起只求自保、左右逢源的费定，不喜欢为了自己的声名而大放厥词的索尔仁尼琴……
    同样是出于良心，他要还时代一个交代，或者更准确地说，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交代。他的写作使用的是史家的心力与笔力。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蓝英年的随笔，是一种实录。正如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所说的“活着，可要记住！”蓝英年的实录是为了记住，因为记忆是属于活着的人的专利，也同样是活着的人的义务。
    但蓝英年先生是温柔的。《且与鬼狐为伍》中的一些事我曾听到过蓝先生亲口讲述，他讲起他挨了批斗，脸上满是墨水，怕家人担心，便在盥洗间洗好了脸才回家；但妻子还是看出来了，因为他耳朵后面还是遗漏了一块蓝色的墨迹。说到这里时，蓝先生的夫人罗啸华老师眼睛湿润了。蓝先生回忆那段时间，直说妻子和母亲如何用温柔的爱让他度过那些坚厉的日子。时过境迁，唯爱仍存。
    今年的教师节，我去拜访蓝先生，又问起了《且与鬼狐为伍》中的一个情节。一个带头批判过他的女学生，曾问出“睡觉时不动，所以睡觉怎么能是动词呢？”的问题。我和蓝先生谈起这个情节，蓝先生笑着说：“唉，那个学生啊，她选错了专业，不适合学语言。”没有什么怨恨。这个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九十岁的老先生，回忆起伤害过自己的学生时，只是惋惜那学生学了不适合的专业。我想，这就是为师者的典范。
    蓝英年在书中追问一个时代，我们在书中认识了蓝英年。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不亦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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