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声国际画坛的赵无极先生（1920-2013），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和文艺界的人士来往频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他就和进步作家徐迟、冯亦代等人来往密切。
说起来，徐迟（1914-1996）是先认识赵无极的夫人谢景兰，再认识他本人的。那是1942年，在重庆叶浅予、戴爱莲夫妇的家里。那天谢景兰的到来让徐迟有惊呆了的感觉：“她粲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光芒四射，大家的眼睛为之一亮。那时她非常之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她是小巧玲珑，自然活泼极了……”
徐迟
徐迟与赵无极夫妇、林风眠
诗人的眼睛最为多愁善感，徐迟马上被眼前谢景兰的风采迷住了。虽然她那时怀孕在身，挺着一个大肚子，但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玩，又是坐船渡过嘉陵江上急湍的险滩，又是坐滑竿去野外欣赏巴山蜀水的秀美景色……流连忘返。
但很快，徐迟的妻女来了，赵无极也来了。不过，徐迟和赵无极一见如故，虽然彼此年龄相差五六岁，但马上成为好友。
徐迟认识赵无极夫妇时，赵已经从国立艺专毕业，受聘为该校教师。夫妇俩重庆的居所是上海银行重庆分行宿舍，是他父亲赵汉生的房子，高踞悬崖峭壁之上，可以望见嘉陵江水在下面滚滚而过，风景优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于是取名赵嘉陵。
当时，徐迟在墨西哥大使馆找到一份兼差的工作，所在地嘉陵宾馆与赵无极夫妇住处不过百步之遥。徐迟于是“不仅三两天去一次，有时是一天去两三次”，去他们家里玩，看赵无极最近又画了什么新作。
赵无极那时画的多是妻子谢景兰做模特儿的裸体像，徐迟看得晕头晕脑，“这些画，都美得像维纳斯的诞生”。徐迟经常约她一起在江边散步。“时间久了，无极很埋怨她，但是当他知道她是跟我在一起，便很放心，我的名誉一贯是很好的。”他在自传里这么说，他们俩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大约是1944年，徐迟得到一份母亲的遗产。数目不大，他请墨西哥人兑换成美元，不到几个月，法币跌价，美元大涨，徐迟小赚了一笔，他于是用这笔钱买了重庆王园山上的一座草堂，从此解决租房的各种烦恼。为了布置新居，他跑到赵无极家，借了几幅大大小小的油画，拿回家挂，过一些月再换新的。他们之间的交情可见一斑。徐迟在新居，看看画，读读书，着实过了一段神仙日子。
抗战胜利，挥别重庆，大家结束了流亡生活，于1946年相继回到了沪杭，赵无极随国立艺专回到杭州做林风眠的助教，他们也经常回上海的家里。
1947年暑假，徐迟到杭州玩了五天，就住在西湖北山路边赵家的别墅里，和赵无极夫妇相聚，高谈阔论，甚是融洽。俩人曾经还为毕加索是共产党员这件事，在政治与艺术的观点上有过一些争执。
就是那次，赵为他和一同去的女儿徐律画了一张大幅肖像，有0.75平米那么大。画面上，徐迟坐在沙发上，女儿依偎在身旁，温馨美妙。可惜这幅画挂在他的南浔老家，后来就不知去向。“过了十年，我回到家乡去找那幅画，画框还在，画却没有了。再三找，也未找到。”徐迟非常遗憾，“那时真不懂事，也未想到赵后来会成为世界十大画家之一。什么画都可以丢，不该丢了他的画……”
当时，赵无极夫妇正忙着要去法国留学深造，1947年底，他在上海大新公司（就是今天的市百一店）楼上举办出国临别展览，徐迟还热情洋溢地为他写过一篇《赵无极出国画展有感》。
1948年早春，赵无极夫妇启程赴法。赵无极与徐迟陆续通过一些信件，知道赵无极在巴黎绘画得奖，出版铜版画册，逐渐成名，与发妻谢景兰离婚，再娶陈美琴，美琴逝世，三娶法国女郎弗朗索瓦兹·马尔凯的大略。但他们天各一方，迟迟无法见面。
整整暌违三十年。1978年，国内开放，谢景兰因公事从法国来到北京，在华侨饭店与徐迟先后见了两次面。老友重逢，徐迟才知道她已经改嫁，昔日的兰兰已改法文名为Lalan，在法国从事音乐、美术、舞蹈、编剧、导演等多方面艺术活动，非常活跃。
徐迟在赵无极画室
第二年的1979年4月底，徐迟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进行为期三周的法国旅行。代表团的团长是巴金，团员有徐迟、高行健、罗荪以及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来到巴黎的次日晚上，徐迟就给老朋友赵无极打电话，第二天下午三点，赵来徐迟下榻的饭店找他。老友相见，分外感慨，“多大的兴衰际遇横亘在我们中间呵！”一个已是世界著名的画家，一个则刚从灰头土脸的“十年浩劫”间中钻出来。大家又是喜悦，又是感伤。
来到赵无极的家中，在他一百多平米的宽敞画室里，赵无极把背靠着的油画一一转过来，竖到南墙，放在徐迟的面前，供他欣赏。徐迟立即被那些奇异的色彩吸引住了，他觉得他是看懂了这些抽象画的内蕴，并深深为之喜悦。赵无极问徐迟，“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徐迟说：“我喜欢，我认为我已懂得它们。”
赵无极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志来喜欢，来懂得，你完全有你的自由。人们都可以对它们作出自己各色各样的反应和解释。这些与我并不相干。”
两人相视一笑，徐迟理解画家的意思。
因为赵第二天就要去瑞士和意大利访问，行期大约十天。所以这次会面比较短促，俩人匆匆握别，临走赵无极还送了三本自己的画册，并郑重相约，等他威尼斯回来后再见面。
接着徐迟与谢景兰见面，兰兰带他逛画廊、看展览，在巴黎有名的圆顶饭店午餐，还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中，欣赏她法国丈夫的电子音乐，一边用餐一边私享专人舞蹈表演，让徐迟度过了极为艺术浪漫的一天，充满法式风情。
随后的十多天里，徐迟一行马不停蹄地访问了巴黎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接着又来到尼斯、马赛、里昂等地转了一大圈。那三本画册一直伴随他的旅行，闲下来不时拿出来欣赏研究，凭着一位诗人特有的敏感和对老朋友过去的了解，很快琢磨出赵无极绘画的嬗变之路。
当他们从里昂重新回到巴黎时，赵无极夫妇也从洛迦诺和威尼斯回来。他事先郑重送来了请柬，邀请巴金和他的代表团在离法前一晚到他家里宴聚，他要为他们隆重饯行。
翌日下午五时，徐迟等从法中友好协会的郊外集会上赶到赵无极家里，大家再次进入他的画室。徐迟非常高兴，因为这一回能让巴老看看无极的这些绘画了。诗人罗亚夫妇，还有一位法国学者相继到来。
高行健直率地问赵无极：应该怎样来理解他的画？赵含笑请法国那位学者回答，学者含笑推给诗人，诗人罗亚含笑要徐迟回答，徐迟含笑请于赵夫人。
弗朗索瓦兹笑出声来，说：“还是让画家自己回答吧。”
赵无极愉快地介绍了起来，大意是：描绘外在的形象并非绘画的唯一内容，表现内在的情感可能是绘画的主要任务。画家只不过是通过形态、色彩、线条、光泽、隐秀、想象与神思，只不过是通过这些那些手段，来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去和观众的心灵沟通，并进行交流……
也许聪明的高行健正是在那晚听懂了意思，豁然开朗。他日后写作之余操弄笔墨，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抽象画家，但墨色氤氲里分明有赵的影子。这是后话。
那晚的饯别宴会，融洽欢快，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才结束。巴金说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大家被赵无极老老实实的风度所感动，看到他是一个高度严肃的艺术家，作品里没有丝毫的庸俗，虽然对他的画还看不太懂。徐迟更是兴奋莫名，思绪万端，竟至于深夜有些失眠。
回国不久，徐迟将三周的法国之行，所见所闻，写成《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一书。全书将近八万字的篇幅里，有不少是记述他与赵无极和谢景兰的交往。
为了此书的出版，他坚持要用赵的一幅抽象画作为封面，并配了好几页彩色插图。这在当时是相当前卫大胆的举措，上头对抽象画还很忌讳。为此他与出版社闹了一年多的摩擦，直到1982年10月才如愿面世。
老朋友乔冠华收到他的新书，特地给徐迟写信表示支持，他在信中发表感想：
赵无极的封面画甚佳，原作当更美。这使我想起郑板桥的两句诗：“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一提起印象派，有人就认为是落后的，反动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听说（郁风告我）为了这张封面，你和书店老板打了一年的官司，这官司打得对的。（徐迟《我的文学生涯》，页170）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 徐迟
也是在重庆，缘于徐迟的引见，作家冯亦代（1913-2005）和赵无极认识，彼此同样建立了深厚友情。
那时冯在重庆的中央信托局印刷厂当副厂长，比较空闲。有一天徐迟兴冲冲跑到他的厂里，要冯马上和他一起去北碚，介绍一位他认为“真正师法画圣毕加索”的才子见面。
冯亦代是杭州人，他也从小喜欢画画，内心一直有个画家梦，无奈碍于父训长大后改学工商管理，后来逐渐走上文学和翻译的道路。因此，他一直很喜欢结交画家朋友。
于是他跟着徐迟欣然前往。他们到了北碚，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见到了赵无极和他的妻子谢景兰。那天赵给他们看了毕加索的画册，当时他正迷恋于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兴奋地为他们讲解现代派绘画的潮流特点。大家热烈交谈，盘桓了整整一天，从此成为好友。
后来只要有机会，冯亦代便到北碚去看赵无极。那时谢景兰怀孕，按照她贵州家乡的习俗，这一年有小孩似乎有点流年不利，必须过继给别人才能安全。谢景兰就让冯亦代当孩子的义父，他欣然从命，成了赵嘉陵的干爹。
在重庆，赵无极曾经给冯亦代画过一张头像，青绿色的调子，画在木板上，酷似毕加索早年蓝色时期的风格。这幅肖像，赵无极画得特别用心，冯亦代也非常喜欢，觉得那青色的调子，充分表现了他那时忧郁与落寞的心情，周围文艺界的朋友看了也都交口称赞。
冯亦代后来将这幅画一路从重庆带回上海，又从上海带到北京，每次搬家都很小心地保护好，唯恐有啥闪失。“大革文化命”（冯亦代语）中，他就怕这幅画像被红卫兵当“四旧”破坏，小心地把它藏在一堆旧书里面。
左起：乔冠华，徐迟，冯亦代
1969年，冯亦代要去湖北干校劳动，临走的前几天，他被“恩准”回过一趟家，但家里已空无一人，夫人郑安娜已去河南干校。站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冯亦代看到了这幅自己的肖像，他很想随身把它带到干校去。
“但这张画洋气十足，嘴里含着烟斗，一股睥睨世界的样子，我想岂是个阶下囚应有的形象，徒曾罪愆而已。”他踌躇再三，还是没有将这幅画带走。
没有想到，等到他1972年回到北京，原来的住所早已被人占用，画也因此不翼而飞。冯为此抱憾不已，1980年代初，赵无极回国举办展览，老友重逢，分外高兴。他和赵无极说起此事，表达遗憾。赵愿意再给他画一张，冯觉得不好意思，只接受了一张赵的版画，作为留念。
话说抗战胜利，赵无极、冯亦代都回到上海和杭州，他俩上海的家住得很近，又得以时相过从。
那时冯亦代正在上海负责一份《世界晨报》，还请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李君维（笔名东方蝃蝀）当副刊编辑，李的文风当时有“男版张爱玲”之誉。他俩还是在报纸上打笔仗相互认识的，可见冯的宽怀大量。1947年，冯亦代因老家有事，临时要回一趟杭州，约李君维同行。他们到杭州，就寄住在赵无极的家中，那几天赵氏夫妇陪他们畅游西湖，不胜快意。
说来也巧，赵无极上海的家与李君维家也紧挨着，这样两人很快熟识了。第二年，李的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出版，赵特意为他画了一张少女头像做封面。李君维后来专门为此画配了个奶油色的镜框，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朝夕晤对。
1949以后，李渐渐感觉“不合时宜”，于是“在那镜框里挂了别的东西，就把赵无极的画放在后面作衬垫。似乎有点对故人失敬，但画也由此幸存下来了。”
晚年，赵无极蜚声海内外，李君维感叹：“想不到我家还有一幅世界名画，画中的少女也如梦初醒，面目依旧。在巴黎的无极，尚记否这位默默凝视的少女？”（李君维《人书俱老》，页11，岳麓书社，2005年。）
2023年8月14日初稿，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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