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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周一良先生以“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哀挽王仲荦先生，“章门高弟”谓王先生为章太炎晚年弟子，“两部遗编晋到唐”指王先生的代表著作《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位先生同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大家，同行评价，堪称知者之言。王先生游心文史的学术结晶，集中于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精装本13册。此外，王先生还是同辈史学家中于古籍整理有特别贡献的一位学者，在他学术生命最重要的阶段，用十多年时间主持完成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南朝五史”点校，沾溉学林，功不可没。 “南朝五史”点校历程 1958年6月，点校本“二十四史”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承担“南朝五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的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是负责人。 “南朝五史”点校工作先是在济南进行。1961年5月，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出差武汉、济南，了解南北朝诸史的点校情况，“山东大学校点的南朝各史，年内可完成《梁书》和《南齐书》，《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宋书》《南史》争取在1962年完成。”“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王仲荦、卢振华建议，两史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 事实上，各史都没能按计划推进。到1963年5月，《南齐书》《梁书》已经着手初点，《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华山部分初点，《宋书》《陈书》还未动。这个时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在1964年内完成点校工作，王仲荦先生此前提出的到北京与编辑部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建议，直接促成了将分散各地的校史学者借调进京集中工作的动议。 赵守俨先生在随后起草的《关于各史校点者借调问题的建议》中说：“目前亟待解决者为南北朝八书。建议设法先调王仲荦、卢振华两先生来京，集中时间做好这两部书。”教育部曾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发文，借调王仲荦先生进京校史。 从1963年秋开始，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先后被借调进京。到“文革”前，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张维华先生承担的《陈书》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卢振华先生承担的《梁书》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1971年，王仲荦先生再次被借调进京，继续负责“南朝五史”，并完成了《宋书》的点校。卢振华先生因下肢瘫痪，不能进京，在病床上完成了《梁书》定稿和《南史》点校。所以从大的时间段上说，《南齐书》《陈书》和《梁书》的主体完成于“文革”前，《宋书》《南史》完成于1971年以后第三次集中校史期间。 王仲荦先生参与“二十四史”点校的时间超过十个年头，所以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2007年在为“王仲荦著作集”撰写的《前记》中说： 作为一个浸润于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王仲荦以他特有的倜傥与潇洒来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他平安度过五十年代末后，被借调入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共十三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独自生活在北京，对这段生活笔者也无从了解，而只有他自己的诗句“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能够说明他的情况，而这的确意味着他能避开“文革”冲击的喧嚣，让他在工作之余，在这份难得的平静里得以整理自己的旧著。作为近代的史学家，像王仲荦先生著作之丰硕的是不多见的，这要得益于这段平静。 翠微校史 1963年秋冬，参与“二十四史”点校的外地学者陆续进京，到当时位于翠微路2号院的中华书局集中工作，直至1966年春夏之际，前后近三年，被称为“翠微校史”。 《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是最早整理的一部。王仲荦先生到京后，校史工作就从《南齐书》入手。《南齐书》在“南朝五史”中篇幅不大，却是相对有难度的一部书，王仲荦先生后来解释各史分工时说，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中华书局指定他点校《宋书》和《南齐书》，也就是说两部有“志”的书都由王先生承担点校工作。 根据档案资料，《南齐书》点校整理，采取的工作程序是：先全书初点，再校《南史》和《南齐书》有关版本，然后吸收张元济、张森楷校勘记等前人成果，按卷次撰写校勘记。工作过程中，南北朝各史又增加了校《册府元龟》、墓志和有关文学总集等他书文献，王先生回忆说： 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还采用了张森楷的校记、张元济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在1964年4月23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座谈会上，王先生谈了如下认识： 郑老说工作范围要明确，这很重要。《南史》可以搞二三年，也可以搞二十年，其间伸缩性很大，我们搞的本子是要求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在二十四史当中，南北朝七史，可作为一类，情况和旁的史不一样。过去一般都是以南北史校七史，我这次用《册府元龟》对了一下，得了个经验，就是不能轻易用《南史》改宋、齐、梁、陈书。《册府元龟》中南北史部分，多用八书，从文字上说，虽不及《南史》《北史》，但原貌确实如此，有的地方还可能恢复四史原文。因此，我就先用殿本，百衲本、局本（局里请人代校）互校，在类书方面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主。目的就是要恢复它的原来面目。校勘记要有个范围，太繁了作用不大。副产品可以集起来单行。校记如何掌握繁简适中是个问题，分段还要照顾到版式，各史对校深浅不一，如何做法也要明确。校勘记的写法，经验很少。希望能取经。 王先生后来还提出要求，请编辑部“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去了解一下章钰对二十四史尤其是南北朝各史有没有校本及校勘记之类的材料，以及有没有孙星衍这些人在各史书上的眉批一类的材料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12日），可见他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关注。 《南齐书》的初点在济南已经初步完成，集中校史后的第一步工作是以《南史》校《南齐书》，据《廿四史校点工作情况综合报道》（1963年12月25日），《南齐书》“这阶段正以百衲本《南齐书》与《南史》校勘，平均每天可以完成一卷”，同时“过录张元济、张森楷、周星贻校勘记，总的已经进行到31卷”，约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完成接近全书一半。 《南齐书》以及其后的《宋书》的版本校勘，都由编辑部安排书局老编辑张义鹏承担。到1964年5月，张义鹏完成了《南齐书》金陵书局本与百衲本的通校，提交校勘记录324条，并对殿本的异同也作了相应记录。从这时起，王仲荦先生开始撰写校勘记。 因为各史前期准备情况不一样，篇幅大小差异也大，所以当时集中校史的各位先生进入工作状态和实际进展大不一样，就完成初稿进度而言，王仲荦先生承担的《南齐书》开展最顺利，也最早进入编辑流程。1964年上半年，编辑部为了统筹进度、统一标准，要求各史都要提交两卷样稿，在点校小组中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一致意见。王先生于5月底完成了《南齐书》卷一、二两卷校勘记样稿，现在档案中还保留了这两卷样稿的油印件和大家讨论时的意见批注。不久前，又承柴德赓先生长孙柴念东先生赐示柴德赓先生参加讨论时做有笔录的《南齐书》样稿，显现出大家对校勘取舍分寸的分歧和讨论。 在各史样稿讨论期间，王先生重新对《南齐书》进行了全书标点。从1963年11月底到次年9月，王先生用约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南齐书》的点校初稿。同时开展的《梁书》《陈书》则相对滞后，比《南齐书》的进度要晚近一年的时间。 承担齐、梁、陈三书编辑工作的是宋云彬先生，这时候宋云彬已近古稀之年，比点校组中最年长的郑天挺先生还大两岁。因为宋云彬先生日记缺失一册（1964年3月19日至1965年5月1日），我们只能看到1965年下半年以后一年的情况。当时宋云彬先生也住在翠微路2号院，偶尔与学者们串门互访，晚上“看西北楼几位教授同志，他们都准备睡觉了”（1965年5月11日），“晚上唐长孺、王仲荦来，跟唐围棋，大负”（1966年1月29日）。 第一批入住翠微路的外地学者中，郑天挺、刘节两位先生都已年过花甲，王仲荦、唐长孺、卢振华等先生都是五十多岁，正当壮年。在京校史期间，他们一般都还兼顾学校的教学，王先生承担着山大研究生的教学任务，批改研究生论文，几位研究生也来京听王先生指导。《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中不乏他们工作生活情况的琐碎细节： 大家的情绪基本上是稳定的，都在安心地从事校点，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八小时，有时甚至超过，对于我们在生活上的安排也表示满意。为了这些同志工作和学习上的便利，我们在今年年初还特为他们设立了图书室和会议室……王仲荦也非正式地表示过，他的爱人教中学，工作岗位离不开，她本人有病，孩子又小，需要照顾，如果他本人长期留在北京，家庭问题难于解决。（1964年4月8日） 王仲荦先生的大女儿放暑假后要来京住几天，再和王先生一同回济南。（1964年6月25日） 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唐长孺先生因为怕热，已由三楼的南面搬到一楼的北面。王仲荦先生的研究生于本月十日前有两位回济南去……王仲荦先生等他女儿放假后来京住一时期，于八月八日一同回济南，接着就在山大教课。在临行之前拟和宋先生谈一谈《南齐书》工作，他打算完一本交一本。（1964年7月8日） 王仲荦先生于七月卅日回济南之前，交来《南齐书》三册，后又从济南寄来一册，共四册卷，均已交宋云彬先生进行编辑加工。王仲荦先生之前嘱将《宋书》先托张义鹏进行版本校勘，现已校完，于九月三日送来，附校记壹百壹拾贰页。（1964年9月5日） 赵守俨先生1965年3月3日写的《关于二十四史的一些情况的汇报》中说： 王仲荦血压增高，思想上颇恐慌，拟回济南休息一个时期，本月三日离京。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回来。他推荐了两个人：（1）卞孝萱，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员，本已参加“四清”，因病调回，所里没什么事可做。本人表示愿意帮我们做些工作。据王说可以担任南北朝及隋唐史的助手，卞是搞考据的。此人似还合适，如拟考虑调用，似应对于他从乡下回来的原因了解清楚。（2）朱季海（原名学浩），王的同学，章太炎晚年弟子，长于楚辞（有《楚辞解故》在上编出版），经学、小学、古史亦较熟悉。据说水平不错，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唯思想甚陈旧，十几年来迄未参加工作，现在很穷。此人对于二十四史的工作恐不合适。 这些零星琐碎的记录，稍稍反映出王先生当时的身体和心情，我翻阅当年的校史档案，深深感到这些先生进京校史，不仅有学术的贡献，还有人生的奉献。 离开翠微路后，对翠微校史生活留下完整文字记述的只有罗继祖先生。罗先生《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之《涉世琐记》下篇有《翠微校史》一节专谈其事，这里只看关于日常情状的部分： 在局期间与同事诸公相接，居同楼，食同桌，其乐颇为平生未有……在京时偶尔偷闲作书画，为诸公所赏。为仲荦教授画扇面，仲荦持归示童书业教授，童固能画者，蒙其赞赏，以所著《南画研究》一帙见赠。后我于《枫窗脞语》中对《南画研究》有评论，教授已不及见矣。仲荦曾要我画一幅《翠微校史图》，因匆匆离去未能画。 这里记录了罗继祖、王仲荦、童书业三位先生之间的书画缘和学术交往，虽简略而更显珍贵。作为翠微校史当事人，罗先生的叙述，说明“翠微校史”之说正出自王仲荦先生，不是后人的追述建构，当年的翠微路2号院，以及先生们游踪所及的玉渊潭、陶然亭、琉璃厂，都曾是“翠微校史图”的背景。 王府井校史 1971年，在毛泽东批示、周恩来部署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启。此时，中华书局已迁至王府井，王府井校史的序幕从此拉开。 中华书局在上报的《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中，再次提出借调学者进京校史。这次发出调函的不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而是当时主管全国出版工作的国务院出版口。调函上特别注明“来时请带临时粮油关系和行李、冬衣”。 当年六月、七月间，借调中华书局集中校史的学者陆续到位，王仲荦先生到京时间没有明确记录，按照当时情势，应该不会晚于七月。 这个时候，“南朝五史”中《南齐书》《陈书》已经在“文革”前付型，《梁书》基本完成但未及付型。1971年后，王仲荦先生在北京和济南两地交叉工作，完成了《宋书》点校；卢振华先生除完成《梁书》收尾工作外，在济南的病榻上完成了《南史》点校。王先生作为“南朝五史”负责人，还覆阅了他承担点校之外的各史。关于《宋书》《南史》的具体工作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宋书》是“南朝五史”中的重中之重，幸好王仲荦先生的《宋书校勘记长编》誊清稿完整保存了下来，可以据此知道隐没在《宋书》点校本身后的工作情况。《长编》以百衲本为工作本，按卷次顺序详细记录了版本对校、本校和他校所发现的问题，并综合前人考辨成果，提出校改意见。《长编》出校共9100余条之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人。杜泽逊、孙齐先生撰写的《读王仲荦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书品》2010年第4期）列举了大量例证和统计，指出《长编》最值得称述之处有以下五点：1.对各个版本的全面对校，在版本数量和通校范围上超过了张元济《宋书校勘记》。2.对相关史书的全面参校，除全面参校南北朝诸正史外，尤其重视《通鉴》《册府》《御览》《建康实录》，对其中所载刘宋史事做了全面的爬梳。3.对《册府》的充分运用，将散落在《册府》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全部与《宋书》作了对校，创获极多。其中《宋书》各本俱脱而以《册府》补足者多例，堪与陈援庵、唐长孺据《册府》补足《魏书》脱文媲美史林。4.对前人成果的广泛吸收。5.不局限于校勘，对《南史》《建康实录》《通鉴》《御览》《册府》等书中叙事多出《宋书》的内容，特别是《御览》《册府》等所引沈约《宋书》的佚文，给予了特别关注。 《宋书校勘记长编》是点校本《宋书》校勘工作的原始记录，在内容的丰富性上理当超过点校本《宋书》，加之1971年以后的校史工作受反对繁琐哲学的时风影响，点校本出校程度也受到了一定控制，点校本《宋书》共出校记2600余条，不及《长编》的三分之一，并且文字上也大大简化，省去了许多考证。因此，《长编》可以说是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工作深度与广度的完整体现，《宋书》点校本则是在统一的校勘要求下作为通行本的呈现。 王仲荦先生在“王府井校史”时期作诗甚多，写在封皮为“出版工作”的小笔记本上，十多年前我拜访位于山大南院的王先生书斋“鹊华山馆”，郑宜秀老师亲手从王先生的书桌抽屉里取出笔记本让我看过。除了写诗，据中华书局老编审张忱石先生回忆，王仲荦先生还曾把自己收藏的清人王原祁《秋山红叶图》从济南家中带来，请启功先生鉴赏。王先生有1977年3月寄启功先生诗，诗中所用今典涉及启先生的小乘巷危居和美尼尔氏综合征： 百年老屋经风雨，一代才人尚有家（地震后喜闻元白先生小屋无恙）。不畏山摇和地动，还愁银海眩生花（启功先生患头晕眼眩病）。 1975年上巳，王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同游陶然亭，其后往返唱和。《用前韵呈振甫先生》诗云： 十年素榻半凝尘，借调于今又几春。放牧淮南余旧梦（振甫先生在息县五七干校放牛二年），飘蓬冀北得新津（频年在京，时向振甫先生请益）。 彼时周先生与王先生一样，正借调中华书局校史，点校《明史》。“楼居唯有校雠娱”（王仲荦《初雪》，1973年），是当时校史先生们的生活实录。1974年年底《宋书》出版，1975年下半年《南史》见书，王先生负责整理的“南朝五史”基本告成，这时候王先生两度进京校史已经超过十年，有感而发，作了题为《十年》的七律一首，诗云： 十年踏破六街尘（余校史先后住京十载），老至愁经客子春。史局汗青欣有日（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毕功），字编属稿愧无津。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先生在校史的最后阶段，生病住进“工农兵医院”（今同仁医院），感时伤世，形诸吟咏。诗作已收录在《鹊华山馆丛稿续编/诗词录存》，不难读到。我更喜欢的是王先生1973年写的《无题》： 疗病新亲酒，失眠未近茶。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 彼时王先生正埋头于《宋书》校勘长编的撰写，后来我们在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谢灵运传末看到了以下手书题记： 此编费旬日之功，细加校核。客儿（引者按：指谢灵运）文章繁富缛密，洵然世之文宗也。王仲荦时年六十，七三年九月十日在北京中华书局三楼三一一室。 那就是人们熟知的王府井大街36号大灰楼。 余话 王仲荦先生与中华书局结缘自何年，难以考实，但远在进京校史之前当无问题。近见1957年6月王先生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事关约请王先生整理《南北史合注》，与几年后的“南朝五史”点校，可谓草蛇灰线。王先生函云： 嘱校点李清《南北史合注》工作事，其校对工作方面，已开始动手。李注改动《南史》原文处，每页不下四五条，现暂用浮签标出，将来再用宋、齐、梁、陈史对校时，即逐条迻录，成校记附每卷之后。 关于《北史》合注部分，是否已晒影就绪，如印就，乞即寄下。 前函云你社校点条例，正在草拟中，如已拟好，亦乞检寄一份，以便圈点句读时，有所遵循。 次年，二十四史点校启动，1958年10月中华书局拟定的《二十四史整理计划》中有“标点集注本”八种，其六为“南北史补注（新编）”，括注“新编”并对《南北史合注》持否定意见，《南北史合注》影印本、整理本计划遂告终止。 张忱石先生曾担任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责任编辑，还是王仲荦先生多部著作的责任编辑，近年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生动讲述了王仲荦先生在京期间的工作和生活，这里不再重复，兹征得张先生同意，引述一封王先生给他的信，从编务小事来看看王先生对朋友的真诚： 友人朱季海兄穷得彻骨，《南齐书校议》已出书，骈宇骞同志是责任编辑。余款可否恳其向会计室联系（已支四百元），迅予汇去。（稿费请略略提高一些，以救眉急。）他托我，我不得不托您和璇琮兄、宇骞兄了。 回到“南朝五史”点校本，新见一封王仲荦先生复赵守俨先生短函，关于《梁书》《陈书》1982年重印本整理者署名问题的意见： 大函敬悉。《陈书》《梁书》只用卢公、张公署名好了，我不必出名，您看如何？ 语气简单而肯定，高风立见。 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后，我曾几次到山大南院教工宿舍楼拜访郑宜秀老师，对王先生的校史生涯和学术生活增加了一些直接的感受。 “鹊华山馆”就在这座建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层单元楼中，内外都已经显得破旧。我们来到之后，郑宜秀老师径直把我们引入左侧的书房。虽说是书房，其实也兼做卧室，沿墙是相对的两排书柜，窗下是对面而置的两张小书桌，一张双人铁架床放在屋角。1986年6月4日王先生去世，当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其他房间都已经换了陈设，在郑老师的坚持下，这间书房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甚至连书柜里的书刊和旧纸包裹的书稿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电灯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从天花板中央斜拉到屋角的床头，感觉一下子进入了过去的时光。 郑宜秀老师告诉我，王先生去世后，她把王先生的书房锁起来，几年没进去过，一切都保持原样，不去触动。郑老师把学界友朋写的挽联挽诗，拿出来让我们看，郑重地告诉我们，这是王先生去世后第一次打开，其中有启功、周一良等先生写的挽联，缪钺先生写的挽诗。我们还看了王先生在京校史期间用封面写着“出版工作”的笔记本写的诗稿，看到了王先生写满批注的《宋书》点校工作本，又把郑老师新找到的王先生《宋书校勘记长编》手稿，用原包袱裹着带回北京，就是后来影印出版的三大册。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仲荦著作集”共13册，其中6册是在王先生身后由郑老师整理的，前后21年时间。郑老师在“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写道：“一九八六年，王仲荦先生溘然长逝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这套著作集的字里行间，去寻找作者灵魂的痕迹，那些非常美丽的痕迹。”我当时读了非常感动，印象深刻。 “南朝五史”修订继宋、齐、梁、陈书陆续出版后，《南史》也已于近日付梓。在王仲荦先生诞辰110周年、翠微校史60年之际，完成“南朝五史”的修订出版，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作者：徐俊，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