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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的一天，田子渝教授在工作微信群中转发了群内一位青年学者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留言道：“请各位尤其是年轻的博士们学习此文。在浩瀚的史料里做党史研究，不是一日之功。有些人喜欢跟风，喜欢短平快，喜欢拉关系，那是做不出学问来的。这篇论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原始资料，从小问题入手做大文章。加油！”这个工作群中的30多位学者，来自全国各地10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的共同兴趣，会聚到田子渝教授的团队之中。 尽管近年来田子渝教授身体状况不佳，但是他的大脑一直在高速运转，一直在思考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典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晚年最关心的事情”。实际上，田子渝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 从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步 田子渝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恽代英、李汉俊、董必武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启航的。 田子渝出生于一个红色家庭，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多年。受家庭熏陶，田子渝从小就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与思想充满兴趣。上小学时，他就开始思索，为什么董必武、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愿意放弃原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投身革命？他们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基于怎样的理想、信念与追求？ 1979年，时值五四运动60周年，田子渝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撰写一本讲述恽代英故事的学生读物。恽代英是中国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1931年牺牲时年仅36岁。为了写好这本书，田子渝四处走访恽代英的研究者。在武汉，他访问并结识了家父李良明（时为华中师范学院青年教师），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在北京，他拜访了恽代英日记的主要整理者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田子渝还鼓足勇气给邓颖超等曾与恽代英共事过的革命前辈写信。在邓颖超的推荐和鼓励下，田子渝采访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连续几天听她口述恽代英的生前往事，为创作增添了大量鲜活素材。 一年后，田子渝完成了近7万字的《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的故事》，署名“铁流”。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介绍恽代英事迹的少儿通俗读物，文字浅显易懂，内容生动感人，甫一出版就广受欢迎。笔者当年就是该书的第一批小读者，至今仍记得当时小学同班同学们争相阅读该书并撰写读后感的情景。从此，恽代英等中共党史人物成为田子渝学术研究的方向之一。他先后发表有关恽代英生平与思想的论文10余篇，并于1984年与任武雄、李良明合作编撰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恽代英传记。 在研究恽代英的过程中，田子渝接触到关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启蒙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一些资料。建党三年后，李汉俊就因自动脱党而被党除名，加上牺牲得太早（1927年遇害），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不实指责，其历史功勋也一直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1980年，田子渝在整理父亲田海燕当年为撰写《董必武传》而收集的资料时，发现董老在自述中尊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这令田子渝大感惊讶，他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对李汉俊作出符合历史真相的客观评价。于是他潜心埋首，梳理了大量关于李汉俊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陈绍康等人合作，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发表了1万多字的《李汉俊传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介绍李汉俊生平事迹的文章，恢复了李汉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历史本来面貌。随后该传略由作者扩充至3万多字，被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收录，于1983年出版。胡华教授赞扬田子渝：“以前我们对李汉俊了解甚少，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胡华、彭明、郑惠、张静如等前辈专家的鼓励下，田子渝遍访李汉俊的学生、亲属和后人，坚持不懈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李汉俊遗著，挖掘出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00余篇，不仅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论文，而且独撰了近20万字的专著《李汉俊》，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一于1997年出版。经过田子渝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李汉俊的历史功绩终于得到承认，历史地位得以恢复。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写道：“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钻研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 通过对恽代英、李汉俊、董必武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田子渝收集和整理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第一手资料日趋丰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恢宏画卷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明晰、立体。于是他开始投入大部分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其代表性成果就是2012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以下简称《传播史》）。此书近60万字，被学术界誉为该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传播史》之所以将时间上限定为1918年，是因为田子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觉传播的发端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之所以将时间下限设在1922年，是因为同年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这部书中，田子渝非常注重史料的梳理与考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所形成和积累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空前广泛的检索和整理，挖掘出不少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够、利用较少的史料。他不仅充分运用《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晨报（副刊）》等早期报刊和《阶级争斗》《唯物史观解说》《工钱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讨论集》等早期著作，作为立论的史料基础，还全面利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一大批早期传播者的全集、文集，以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等专题文献资料，引证的史料具有原始性、广泛性、权威性，极大地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在人物评价上，田子渝充分肯定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等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对李汉俊、施存统、张申府、刘仁静等人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议。这种客观的写作态度与求真的治学精神使这部书多维度、全景式再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斑斓辉煌、群星灿烂”的历史，成为一部“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作品。 尤其难得的是，田子渝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国内外搜集了近300幅珍贵照片刊于书中，其中不少照片是首次公布，进一步增加了学术信息量和历史厚重感。有学者评价：“该书从纵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脉络，从横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涉及的党派、群体、机构、媒介、渠道、思潮、传播内容和国际因素等，用大量不可撼动的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选择。” 优秀成果的背后，是田子渝艰辛的付出。这部书从2004年动笔到2011年定稿，整整用了7年时间。田子渝为撰写此书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厚厚的书稿已记不清曾反复修改过多少遍。笔者作为与其熟识的晚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该课题立项之初，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田先生气宇轩昂，满头青丝，看上去似乎只有40多岁的样子，人人都夸他显年轻；可是待到7年后成果出版时，蓦然间发现他已经是华发丛生，举手投足虽然依旧风度翩翩，但是常常略显疲态，一望即知其为年近古稀之人。田先生的挚友、家父李良明教授曾对笔者感叹道：“老田视学术如生命。为了写好这本书，他真的是透支了身体啊！” 汇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文本 《传播史》给田子渝带来了崇高的学术声誉。2014年，68岁的田子渝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人劝他，既已功成名遂，理应好好休息、颐养天年。可是，田子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只盼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著作文本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凡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创建史，就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文本进行详细梳理、考察和解析。然而截至田子渝退休时，这个方向的工作可谓鲜人问津，因为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推出高质量成果既难又慢。田子渝秉持探寻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源头活水的初心，不计得失，奔走于海内外多家学术单位和文博机构，呕心沥血地检索、整理各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著作文本，一心要开辟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2017年，田子渝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获批立项。年逾古稀的田子渝召集来自湖北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嘉兴学院等单位的学者，组成一支老中青结合、跨省、跨校、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开始编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1920-1927）》（以下简称《丛编》）。他从自己历年收集的250多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中，精选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广泛传播影响和独特思想价值的151种珍稀版本，组织团队成员分别对其进行细致的整理、校订、注释和说明，汇编成45卷丛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大型史料编纂的先河。 这项基础性文化工程的挑战性超乎想象。所有的文本都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作品，文言文、白话文混杂，甚至译文语义不标准，许多人名、地名、术语与现今差别很大，光是马克思的译名就有“麦喀氏”“马尔格士”“马格斯”“马克斯”等10余种。对文本内容进行疏解、考证是《丛编》编撰过程中工作量最大，也是难度最高的部分，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版本学等众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稍不留意就会弄错、出现硬伤。笔者忝为团队成员之一，至今回想起大家在田先生的领导下精诚合作、协同攻关的往事，仍然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夜深人静之际，包括田先生在内的不少团队成员，往往还继续在微信工作群内热烈讨论某处“注释”应该如何修改、某篇“说明”应当如何润色。尽管当时感到有些疲倦，但是一想到年迈多病的首席专家尚且没有休息，仍在坚持工作，我们就又充满了力量。 为了做好文献整理和考据，田子渝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多次率团队成员赴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南京、澳门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仔细查访，穷幽探微，尽最大努力寻找中文首译版本，并与外文原著进行认真比对，订正翻译失真之处，更改错字、别字，同时对每种文本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社会影响、历史地位等进行阐释，以方便当代读者理解。《丛编》共计2700余万字，其中对文本的“注释”和“说明”就达310余万字，绝大多数中文译文都对照了外文原著，一些释文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2021年10月，《丛编》首发式在武汉举行。田子渝及全体团队成员通过将近5年废寝忘食的辛勤劳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新中国72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学术界对该项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丛编》抢救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 深挖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富矿” 《丛编》的出版远非田子渝学术生涯的终点。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是一座“富矿”，仍然蕴藏着许多值得长期关注和深入探究的重要选题。《丛编》的问世为更好地研究这些选题创造了条件。 例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十分有限。在已有的成果中，碎片化、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研究者并未充分掌握这方面的原始著作文本。《丛编》辑录了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妇人与社会》《妇女之过去与将来》《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9种原著的早期中译本。《妇女与社会主义》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基于唯物史观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著作，先后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反响强烈。1927年沈端先（夏衍）以《妇人与社会》为名将该书译成中文，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199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新的中译本之前，沈译本一直是《妇女与社会主义》唯一的中译本。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不可能绕开《妇人与社会》这部关键性译著。但是截至目前，关于该书在中国对妇女运动的影响以及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作用鲜有研究。 又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传播，学者以往的研究多半集中在鲁迅和“左联”方面。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冯雪峰、沈雁冰（茅盾）、李汉俊、杨明斋等人就先后翻译、编写了《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与文学》《艺术与民众的精神》《俄国文学史略》《评中西文化观》等重要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冯雪峰以笔名“画室”翻译的《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我国最早译介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专著，为国人了解苏俄文学发挥了巨大作用。鲁迅曾在北新书局图书广告中大力推荐此书。但对以上这些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著作，当前学界的研究依然不够充分。 再如，有些人物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可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他们几乎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像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个中文本的译者郑次川、《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译者陈溥贤、《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的译者李天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作者田诚等，当代学者对他们知之甚少。以《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为例，该书1921年6月在武汉发行，首次旗帜鲜明地宣布在中国“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就要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舆论氛围。但是“田诚”究竟是何许人也？生平事迹有哪些？至今仍是个谜团。笔者发现学界猜测田诚可能是陈独秀、李大钊或李汉俊的笔名，并就此向田先生请教，他表示目前的证据仍然十分有限，既无法证实亦无从证伪田诚是谁的笔名。显然，对以上人物进行考证，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生平事迹、思想轨迹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田子渝希望，他的研究团队能充分利用《丛编》汇集的学术资源，争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新突破。而他本人的下一个目标是撰写一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通史》。我们相信，这将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新的里程碑。 （作者：李天华，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