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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江苏淮安市黄河故道不远处，有一座“御制重修惠济祠碑”。碑文是乾隆皇帝亲笔所书，第一句开宗明义：“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国家治理，没有比治河和漕运更为重要的事情了。乾隆首次南巡即专程来此题写碑文，也与其独特的政治地理地位有关。明代中叶到清晚期的三百年时间里，淮安牵动着整个帝国漕运体系的命脉，尤其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之处的清口枢纽，更是保障京杭运河畅通的国家“一号工程”，伴随此项工程声名鹊起了一批治河能臣，其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要属明隆庆、万历年间的潘季驯。 自明中期开始，清口枢纽在漕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显著提升。其时，黄河夺淮河水道，裹挟巨量的泥沙，导致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升，洪泛频繁。清口枢纽既是黄淮交汇处，又是大运河北上的必经之路。三股水流在此相遇、互为掎角。南方的漕粮要安全北上，必须面对黄河泥沙的侵扰。由此，围绕治理黄河、保运通漕，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潘季驯所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方法，与传统的分流治黄方法大为不同，不仅在当时脱颖而出，获得皇帝的青睐，还在很长时间中为后人奉为圭臬。侯仁之先生在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曾写过一篇小文《黄河故事》，对潘季驯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他的束水攻沙的理论不仅在中国河工史上，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潘季驯出生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先后四次参与治河事务，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第三次，万历六年（一五七八），他总管河务和漕运，第一次全面践行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理念。“束水攻沙”指的是将黄河约束在一条河道之内，不分流，以水流汇聚之力冲刷泥沙，确保河道深度。“蓄清刷黄”指的是修筑高家堰，将东流的淮河拦腰截断，蓄积起巨大的水库，并在与黄河交汇处留出一个小豁口，使清水喷薄宣泄而出，抵御黄河泥沙。潘季驯认为，这一组办法既可以保证清口一地的交通枢纽的通畅，也可以解决黄河入海口泥沙淤积的问题，“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 束水攻沙的方略，在这一次工程中取得了短時间内的显著成效，当年京杭运河上的漕粮顺利抵达京城，潘季驯获得了广泛赞颂，王世贞就曾道：“不佞窃谓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则百世功也。”甚至还有人将他比作再世的大禹。 在潘季驯治河理念的指引下，清口枢纽诞生了反复加固的大堤、不断增设的闸坝、日趋复杂的设施，成为大运河工程智慧集大成者。到了当代，这组堪称人类水运技术杰出范例的工程，仍然以新的方式书写着潘季驯的传奇。 二十一世纪初，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缺乏证明古人水工智慧的实物证据。最有可能弥补这个短板的，正是清口枢纽。经过数年的调查和发掘，以及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介入，清口枢纽一些重要的遗迹得以重见天日。事实也证明，清口的发掘是推进申遗进程的关键一环。在申报文本中，清口枢纽被称为“伟大的创造精神的成果”，还提及民国时期德国河工专家恩格斯在黄河开展的试验，证实潘季驯理论的正确，称赞“中国十六世纪对河流泥沙运动力学的掌握与实践，是重大的科学成就”。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对历史书写有一些敏锐，便会发现一个问题：既然潘季驯的策略行之有效，那乾隆为何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地视察清口呢？ 二 在无尽的赞美背后，是始终未曾停息的质疑之声。控制黄河、拦挡淮河以保障运河，毕竟是通过人工手段抗衡甚至试图改变自然规律，但再高明的技术也难挡自然之力。黄河泥沙在清口还是持续淤积，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蓄清刷黄的措施已经基本失效，严重淤积的清口地势相对较高，造成淮河河水难以冲出清口，黄河也常从清口倒灌入地势较低的运河，造成运河泥沙淤积严重。 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专门针对明朝中后期治河与治漕的成败进行过详细梳理，并对潘季驯治河的方法做出检讨。在他看来，虽然束水攻沙的理论本身具有一定道理，但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以致数年之后，黄河仍频频为患。他将淮河比作群羊，黄河比作猛虎，蓄清刷黄，好似群羊抵抗猛虎，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还对潘季驯的“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的说法不以为然，并通过实例证实，当疏浚黄河的工程废弛，下游泥沙依旧淤积，河床日渐增高，全河的斜度越来越低，河流速度进而降低，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上入海口处遇到海潮作用，无法自行解决，黄河下游水患反而加剧。在潘季驯治河之后不到十年，黄淮沿线就再次多处决口，造成严重水患，根本没有一些人夸赞的“潘司空治后无水患六十年”。 即使不看下游，仅关注清口一处的治水效果，潘季驯的功绩也远没有那般完美。岑仲勉认为，潘季驯执着于约束黄河河道，将传统的在黄河上游分流的策略抛弃，也是一种短视。当黄河因分流而水势减弱，淮河才有更大可能在清口迎击黄河。事实上，如果把乾隆初年和晚年的清口枢纽舆图做对比，会发现黄淮交汇口的位置在不断南移，这便是淮河终究难敌黄河，群羊终究难敌猛虎的后果。 回到潘季驯的时代，他的治河方略在当时也不乏怀疑之声，甚至一些人已预判了长期的后果。万历二十二年，张企程批评道：“清口既淤，又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万历二十五年，杨一魁也说：“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垣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贻盱、泗祖陵之患。” 有着如此多的隐患，又是什么让潘季驯的方法能够延续数百年，甚至其地位还不断攀升，成为水利史上不可撼动的榜样？在岑仲勉看来，后世对潘季驯的无限赞美是一种随声附和的结果，获得名人的赞誉后，其他人也会跟风。但是，任何一种历史评价的产生，都并非简单的人云亦云能够解释，还要与其时的历史情境有关。陈捷先对此一语道破，在多种声音的舆论场里，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从最初的稍占优势，到最终无可撼动，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始终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还有一类更深层次的思考，直指问题的本质——为什么执着于通过人工运河开展漕运，而不放开海运？如果仅从水运技术而言，明清时期的海运能力已经足可支撑起帝国物资运转的重任。而且相比河运，海运还避开了种种不利的地理条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有人认为，之所以不采用海运，是因为围绕河运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滋生出了尾大不掉的谋利团体，形成路径依赖。一旦放弃河运，相当于动了无数人的蛋糕。当然，这也不是潘季驯能够左右的事。 三 如果从单纯的水利工程视角跳出，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复杂的环境史和社会史领域，潘季驯的历史地位和形象也跟着愈发复杂起来。 让我们回到洪泽湖，仅从名字上看，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成的淡水湖。但实际上它是通过人力生生创造出来的产物。在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中，淮河水无法自然东流，而是被高家堰拦截蓄积，以抵抗黄河，形成的庞大水库便是洪泽湖。淮河无处宣泄，洪泽湖规模越来越大。可以想见，对周围的地区而言，越来越高的洪泽湖水犹如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崩决，带来灭顶之灾。 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刻意牺牲掉黄河下游、淮北地区的环境和民生，已是环境史领域的共识。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中，伊懋可（Mark Elvin）直指潘季驯治河对下游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引用培根的名言“顺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来批评潘季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做法。葛剑雄在《黄河与中华文明》中也提出，潘季驯只注重下游泥沙的治理，却忽略了泥沙的来源—中游地区，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无法解决黄河水患，更不会令黄河长治久安。 对于潘季驯治河方法对环境影响批评最为尖锐的作品，是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该书一一列举了淮北地区因保漕而遭遇的悲惨后果。从朝廷的治水逻辑上看，要实现保障漕运的目标，遇到水患时，优先要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安全，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必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徐州、淮安、凤阳、泗州等地经年累月深受洪涝危害，淮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生产力难以维持，社会生活肌理遭到肢解。这进而导致淮北原本发达的文化和醇厚的民俗，在明清时不断衰变和异化—流民四溢、小利灭亲、遍地起贼成了这里的民间生存常态。 对于潘季驯本人，马俊亚更是予以不留情面的控诉。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将潘季驯塑造为爱民如子、以百姓安居乐业为终极追求的道德圣人。马俊亚认为这种说法与潘季驯治河的实际出发点大相径庭。无论是潘季驯还是大多数河臣，行动的准绳注定是实现服务帝王的政治正确。在明代，这种政治正确不仅是保漕，还牵涉到保祖陵的重任。朱元璋的祖輩葬在泗州城北的杨家墩，距离清口不远。明臣在谈及清口治水的奏疏中，反复强调“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修筑高家堰的一个直接影响是黄河夺淮后无处宣泄，倒灌泗州城。而为了确保城北祖陵的安全，泗州城的百姓屡屡遭殃，这座古城最终也没有躲过沉于洪泽湖底的命运。 泗州人并非没有抵抗过。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曾上疏，坚决要求改变潘季驯修筑高家堰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泗州城遭到水患的毁灭性打击。为了驳倒常三省，潘季驯并没有从技术角度去讨论，而是将常三省的言论上纲上线，他写道：“今陛下且俯纳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为亿万无疆之计矣。三省等遽欲毁之，忍乎哉？”让万历皇帝认为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皇帝本人。潘季驯为了说明其治河方法的合理性，甚至把“黄淮合流”奉为维护祖陵风水的根基，“黄淮合流入海，为水会天心，万水朝宗，真万世帝王风水”。我们通过这些文字所读到的潘季驯，和那个史书颂歌里尊重规律、爱民如子的潘公，可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不过，在公共科普和文学领域，后者似乎才是大家“需要”的那个潘季驯。在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把批评的声音归因“拘泥于成见”，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用的词是“石破天惊”，谈及反对者，用的则是“上纲上线的围剿”。历史的丰富层次，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在这类作品中变得过于简单而粗糙。 四 一八五五年，黄河再次北徙，清口枢纽从历史的洪流中骤然退场。今天的清口枢纽，只留下了零零散散的遗址，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三河交汇的盛大场景。走在当年的大坝上，两旁种满植被，耳畔没有了黄河的波涛怒吼，取而代之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潘季驯等人前赴后继加高的高家堰，即今天的洪泽湖大堤，摄影师们都喜欢从天空俯拍。镜头里一侧是安静的洪泽湖水，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堤坝，这也成了中国大运河在世界遗产舞台上最具标志性的画面，仿佛数百年来的所有宏大叙事都藏在了这里。 置身其中，或是空中俯瞰，我们的身体和目光能够体验到的，都是这样一个大河安澜的景象。在湖边漫步，脚踏在一级级条石上，在空间维度，我们似乎走入了历史现场，但在时间维度上，我们终究难以直接捕捉到当年潘季驯所面临的挑战，更无法理解围绕治河、治漕所引发的数百年的争论。 应该如何理解潘季驯的不同面孔？潘季驯不算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但围绕其所产生的种种复杂的历史书写，却可成为我们对一项历史遗产价值解读的典型案例。理解文化遗产和历史人物，无法将自己的身体感受完全抛开。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历史，这种不同生命体验所带来的多样性，也让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潘季驯。 自小长于淮北农村的马俊亚，对家乡的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在《被牺牲的局部》的后记中，他谈及小时候生活的艰辛、劳累、饥饿，让他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清口枢纽的长期影响有着切身体会。尤其是始终缠绕在身边的苦涩社会经历，令他对淮北因漕运而“被牺牲”的物质和精神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敏感。因为河患和灾荒而流离失所的灾民是无法发声的，相比大部分水利史学者，马俊亚与那些平民百姓有着更多的共情，更接近他们因清口枢纽而被牺牲的生命遭遇。没有过这样的遭遇，即使走过再多坚硬的石头、安静的湖水，也很难体会到这种浓烈而复杂的情感。 人们很难有先见之明，在潘季驯的时代，不能苛求人们能够预料到清口枢纽会对淮北环境和社会生态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同样，我们所谓的后见之明，也未必是完全客观完整的。潘季驯留下的文字、舆图、实物已经足够丰富，但我们仍然无法走入他真实的内心。他和常三省进行论争时所写下的文字，究竟是一种辩论策略，还是一种人性之恶？我们可以尝试进入潘季驯的生命体验，试着走入历史场景，审视那些只言片语背后的情感逻辑。当他面对常三省的质疑时，如果要让最高统治者继续支持自己的策略，要争夺治河的话语权，或许在风云诡谲的明末政治语境里，风水之说正是最容易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 大运河是一项复杂宏大的文化遗产。它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写入官方文本的历史、考古和科技的价值叙事，还有更多围绕其中的生命和情感。这些生命和情感是多重且复杂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和书写，就是要描绘出这种复杂性。复杂多样的情感，不但不会消解大运河的伟大意义，反而能赋予其更大的生命力，会让其更有韧性，更具温度，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潘季驯，他多样的面孔，既是他个人生命历程的表现，更是那些他的书写者、赞美者、批评者生命体验的铺展。所有的历史遗产，都是千千万万生命交织而成的画面。这或许就是讲述文化遗产故事的意义，让每个人有限的生命尺度，在故事里和其他人的生命交错，不断延展。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有限的时空框架下，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