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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多地区位于蒙古高原西部，在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准噶尔汗国时期，科布多成为清准争夺的焦点。准噶尔汗国败亡后，清朝在该地区安置了杜尔伯特、乌梁海、扎哈沁、额鲁特、新土尔扈特等卫拉特诸部，设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 清朝为了笼络蒙古贵族，培养管理人才，夯实统治基础，在新疆、绥远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普遍设立官学，教授礼仪、法令、办事程式和满文公文翻译、起草等。科布多地处漠西和漠北蒙古之间，境内各部杂居，这些部落对清朝亲疏程度不同，清朝中央政府对其管理和笼络方式也不一，在此复杂的背景下设立官学，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科布多官学研究，蒙古国学者贡嘎尔在《科布多简史》"喀尔喀王公值班制度"一节中有简单介绍；a《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清代蒙古教育"条对科布多官学亦有所提及；b蒙古国学者乌云吉尔格勒对科布多官学也有所介绍。c王风雷《论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沿革》则专列一节详细考证了科布多官学兴衰沿革。d 但以上诸研究主要依据是《科布多事宜》（以下简称《事宜》）相关介绍和波兹德涅耶夫 aД.Гонгор.Ховдынхураангуйтуух.?Б,.2006.PP.66-68. b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 cО.Оюунжаргал.МанжЧинулсын? еийнХовдынхязгаартхолбогдохнэгэнсурвалжийнтухай.А.Очир.Монголынт??х, угсаатнысудлалынзаримасуудалд.Тохок?ихсургуулийнЗ??нхойтАзиСудлалынТ?в,Сэндай2004.pp1-20. d王风雷：《论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沿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蒙古及蒙古人》的描述。《事宜》初称《科布多政务总册》（以下简称《总册》），作者富俊，于嘉庆四年（1799）完成初编，后由八十等人增补而成。该书节选了几份科布多官学设立之初的档案，又摘引了一份嘉庆六年关于科布多官员入班学习情况的奏折，并附有六班人员名单。其史料价值颇高，但存在一些明显误抄现象。波兹德涅耶夫曾于1892年抵达科布多，对科布多学馆情况进行了介绍。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六十余件关于科布多官学的满汉文奏折和上谕。这些档案资料为我们披露了科布多官学兴废始末之诸多细节以及关于学员的诸多重要信息。这些都为我们重新认识官学的目的、性质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科布多官学的创建 关于官学的创建，《事宜》载："前于乾隆三十二年经乌里雅苏台将军成奏定，科布多所属蒙古王公等在城学习，每年分为四班三个月。"a这里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成"是指时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成衮扎布，其奏请在科布多城设立官学，令科布多大臣辖境内蒙古王公分班前往学习。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内有杜尔伯特、扎哈沁、额鲁特、明阿特、辉特、新土尔扈特、和硕特和阿尔泰乌梁海以及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等卫拉特诸部。成衮扎布的奏请得到批准后，科布多参赞大臣达桑阿于同年四月奏报有关入班学习的具体安排： 先前将军成衮扎布等奏，于喀尔喀、额鲁特部内择堪造年少之士，令其入班学习。得旨： "令杜尔伯特、额鲁特等入班学习行走，亦照喀尔喀之例，降恩依品级赏给钱粮。其余依所请办理。"钦遵谕旨，于科布多编排值班如下：夏季三个月入班者车凌乌巴什；秋季三个月入班者贝勒巴桑；冬季三个月入班者内大臣察达克；春季三个月入班者公扎木禅。奴才行文告知车凌乌巴什等人，遂后车凌乌巴什因以值班之际面见奴才，奴才当面晓谕道："圣主降恩令汝学习办事、礼仪、法律、清字等，并赏给钱粮。为此汝等理应谢恩，吾将汝等谢恩之举顺便报闻皇帝。"b 乾隆帝说"亦照喀尔喀之例，降恩依品级赏给钱粮"；达桑阿在另一份奏折中也强调："喀尔喀王公，前常行值班，其于办事，有所习得，但额鲁特未曾有值班……如同喀尔喀王公值班办事之例赏给钱粮。"c这让人有些费解，难道喀尔喀部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前就已存在入班学习制度？但满汉文奏折多次提到，喀尔喀部与科布多地区卫拉特诸部一致，均于乾隆三十二年才开始入班学习。实际上是，乾隆二十七年，时值科布多城建立之际，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请，让喀尔喀扎萨克等在科布多入班服役，按月照例支给钱粮。d从此，喀尔喀三部王公每年赴科布多值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尤其是帮助看管科布多官牧场。上引档案所说喀尔喀王公值班之事，即指此。在值班过程中，喀尔喀王公顺便能学习到办事、内地礼仪，甚至满汉语文知识等。喀尔喀王公在科布多值班办事，还能领到钱粮，即享受双俸待遇。乾隆帝"恩准"在科布多入班学习者亦可照喀尔喀例领取钱粮，同样享受双俸待遇。 达桑阿当面晓谕车凌乌巴什后，行文贝勒巴桑、公扎木禅和内大臣察达克，要求他们 a富俊等辑，八十补：《科布多事宜》，《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区第42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32-33页。 b《科布多参赞大臣达桑阿奏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谢科布多值班学习得给钱粮之恩折》，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清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以下简称《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82-2224-046。本文所引档案，如非特别说明，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满文奏折俱系笔者汉译。 c《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科布多参赞大臣达桑阿奏，档案号：04-02-001-000301-0023。 d《科布多参赞大臣福德奏给在科布多学习值班之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全俸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485-0033。 到科布多遥谢皇帝。但只有车凌乌巴什适逢在科布多值班，当面朝宫廷方向叩拜谢恩，其余三位官员以患病为由没来谢恩。经核实，只有察达克真正有病且无法行走，其他人有装病不来之嫌。达桑阿上奏要求将巴桑、扎木禅或交理藩院议罪，或交成衮扎布处置。a乾隆帝接奏后盛怒："达桑阿此奏舛错，不堪入目……今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学习行走者，赏赐钱粮，不过遍施之恩，并非特施之恩，伊等是否前来叩恩，均随其便，岂有强迫之理？达桑阿竟然宣召，实属不明事理……据此看来，达桑阿留于彼处，非但于事无益，且被蒙古讥笑。将此着寄谕将军成衮扎布，将达桑阿调至乌里雅苏台，与其同驻……着派玉柱赴科布多办理事务。"b面对乾隆帝的"厚恩"，被选中在科布多学习的王公中只有车凌乌巴什前来叩头，其他人都借故未去谢恩，对此冒犯行为，乾隆帝非但未加以指责和惩罚，反而怪罪大臣告发此事。乾隆帝这一异常行为值得注意。归附不久的卫拉特各部借故未去谢恩，实际上表达了他们对入班学习制度的疑惧和抗拒态度。看到卫拉特王公们的疑虑和抵制，乾隆帝表现出妥协态度，遂借斥责臣下来掩饰自己置办官学之深意，最后以免去达桑阿职务来缓和卫拉特王公们的不满情绪。 乾隆帝为表示妥协和让步，于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对该班制度做了调整，谕成衮扎布： 令杜尔伯特、扎哈沁、乌梁海之台吉头目，每部落各派一人，在科布多驻班，特为伊等学习礼仪。但伊等俱为惯于逐水草游牧之人，今令伊等常川驻班，恐难忍耐。况且，我驻科布多参赞大臣，又能教习何等礼仪，不过白费盘缠而已，于伊等无甚裨益。着将此寄谕成衮扎布等，嗣后，禁止杜尔伯特、扎哈沁、乌梁海每部派一人在科布多驻班，令伊等三部落轮流合派一人，驻班科布多，毋庸数月久驻，或一月，或半月更换。伊等人众，如此更换驻班，日数不多，数月方轮一班，与伊等甚有裨益。过一二年后，数班轮流之后，则可停止驻班。c 该上谕疑点颇多。喀尔喀与卫拉特同为游牧部落，乾隆帝为何认为卫拉特人"俱为惯于逐水草游牧之人，今令伊等常川驻班，恐难忍耐"？为何将每部落各派一人改为合派一人，将值班时间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甚至半个月？为何指责办事大臣无法胜任教习职务？乾隆帝这一系列异常举动显然与卫拉特人集体抵制入学有关。 接旨后，成衮扎布感到有些为难和不解，遂致信军机处，表达两点意见。他认为科布多地方临近俄罗斯、哈萨克。杜尔伯特、乌梁海等值班有助于及时处理相关事件；喀尔喀诸扎萨克于军营驻班三个月，方得双俸，科布多驻班一月甚或半月即得双俸，不好平衡。这对喀尔喀来说很不公平，也无法缩短喀尔喀人值班时间。d但他不明白这恰恰是乾隆帝为安抚卫拉特王公而作的姿态，诱使卫拉特人感恩戴德从而积极入班学习。这是貌似妥协而实为乾隆帝驾驭策略。 不久，乾隆帝于三十二年闰七月十六日发布上谕称： 科布多驻班之人与车凌乌巴什等一同轮值驻班，虽属有益，但伊等习于游牧，若同喀尔喀一体常川驻班，未免过劳，将伊等分为四班，每班二人轮值更换，一年八人轮流行走，亦不至过劳。再此四班内，着将图布慎、察达克之子塔斯哈勒作为一班。此外，由成衮扎布处将晓事之人派二三名，与车凌乌巴什、巴桑、扎木禅参配驻班。伊等游牧无事，令其轮班，如有事故，二人均可回游牧；伊等距科布多近，如有事故，科布多大臣处传召驻班之人，即可前来。如此 a《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科布多参赞大臣达桑阿奏，档案号：04-02-001-000301-0023。 b《寄谕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着调玉柱赴科布多更换达桑阿》，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以下简称《寄信档》），第1061条，第7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08页。 c《寄谕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着令杜尔伯特等部头目毋庸常川驻班学习》，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寄信档》，第1085条，第7册，第725页。 d《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为杜尔伯特等部台吉等往科布多值班事宜作何变更事致军机处》，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初四日，《军机处档簿》，档案号：03-0182-2237-033。 伊等互相轮值，不致过劳且亦于事有益。但伊等既与喀尔喀一体驻班，所有应得口粮等项，着施恩照喀尔喀一体支给。将此寄谕成衮扎布等遵照办理。a 乾隆帝刚开始只说三部落轮流合派一人，但没做具体安排，只是一味强调减负、加薪。待卫拉特王公们情绪平稳并表示接受后，乾隆帝将每班一人改为两人，一年按季节分为4班，共8人。做此安排的同时，反复强调这么做完全是为对方着想，始终渲染其减负、加薪以安抚之。 于是成衮扎布按乾隆帝要求，对科布多值班人员进行调整后，最后定下来每人值班45天，其所得钱粮按45天拨给，回避了刚开始提出的每人学习3个月的要求。到第二年，正在科布多学习的8人共同呈文表示，仅仅学习45天，无法学到足够的知识，请求自愿将值班时间延长至3个月，得到乾隆帝批准。b至此，终于实现了科布多所属卫拉特各部四季轮班之安排。 《事宜》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参赞大臣海具奏，该王公等各有本旗所管事务，请改为六班，每班两个月。伊等既可学习事务、礼仪，又不致贻误旗务，两有裨益。"c但是据《总册》，施行该政策是在乾隆四十八年。实际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宁奏折原件中的上奏时间正是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d很明显，《事宜》将乾隆四十八年误记作三十八年。 将一年四班制改为六班制，其主要原因是科布多与喀尔喀相比，边境事务更多更复杂。自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后，喀尔喀与俄罗斯之间基本上没再发生边界纠纷。但《布连斯奇条约》只议定了沙宾达巴哈以东边界，而以西的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地区尚未议定，这为沙俄的侵扰提供了借口。沙俄侵扰者不时来到科布多边界损坏或移动鄂博，或在边界上进行筑屋种植等侵略活动。而且每当冬降大雪，科布多边界上的哈萨克游牧部落也会越过卡伦到科布多境内过冬，驱之不去，有时甚至戕人掠畜。清中后期此类事件有增无减，需要一旗或多旗总管同时出面处理。 二、 关于学员及教学的几个问题 关于科布多入班学习人员，档案仅零星提到某某几人将入班学习，但集中记录某一期所有学员名单的《事宜》和《总册》所列人员名单大不相同。据《总册》，入学最早者在乾隆年间；最晚者在嘉庆八年，由时任参赞大臣宜兴奏报。说明所列名单既不是《总册》编者富俊时期的，也不是其委托人策凌度（策巴克）时期的，而是其后任大臣宜兴时期的。这一点为我们了解《总册》形成过程有很大意义。 据《事宜》可知，这些人员大部分都在道光初年在学，而《总册》所列名单均属嘉庆年间在学。可见，《事宜》编者将《总册》所列嘉庆年间名单替换成了道光初年名单。 两书所列20余人当中，杜尔伯特部就占去了一半名额，而剩下的是乌梁海、辉特、土尔扈特、和硕特、扎哈沁等部人，此处未出现诸如明阿特、额鲁特等旗学员。这是因为当年在该部未能物色到合适学员。据乾隆四十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多敏奏，若额鲁特、明阿特得不到足够人员，即从杜尔伯特、乌梁海等部替补。e嘉庆二年的科布多学员中，来自杜尔伯特部的8名、土 a《寄谕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着派数人与车凌乌巴什等参配驻班》，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十七日，第1100号，《寄信档》，第7册，第738页。 b《科布多参赞大臣福德奏在科布多学习值班之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谢赏食全俸之恩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509-0024。 c《事宜》，第33页。 d《科布多参赞大臣海宁奏报将科布多蒙古王公排班入京折》，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0-2989-024。该档案内容均属学班事宜，与年班入京无关，故档案标题有误。 e《科布多参赞大臣多敏奏请准杜尔伯特乌梁海子弟入科布多满洲学校学习折》，乾隆四十年八月初十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78-2642-0014。 尔扈特部2名、阿尔泰乌梁海部4名、额鲁特部2名、明阿特（或称明安特）部2名、扎哈沁部2名。a该名单也说明学员名额并非各部均等分配。 科布多学班制度创立初期的学员信息，与同期喀尔喀学员有着明显不同。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成衮扎布奏报： 令杜尔伯特副将军车凌乌巴什、贝勒巴桑、扎哈沁公扎木禅、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等在科布多参赞大臣上按四季驻班学习行走。喀尔喀部内，凡大员之众均已受天子鉴彻之教，今仍循例行之，毋庸议之外，现有年少之众内车臣汗部因牧地遥远，除军营牲畜事务外，并无他务，故奴才（在该部）所识甚少，亦不深谙其情。其他诸部年少之士有土谢图汗部前（辅国）公琳丕勒多尔济之子车布登多尔济，前（亲）王丹津多尔济之孙车凌多尔济；扎萨克图汗巴勒达尔之子齐旺巴勒斋，副盟长（辅国）公旺沁札布子车木楚克多尔济；三音诺颜部（亲）王诺尔布札布子镇国公车登札布，臣成衮扎布之子辅国公伊什扎木楚，臣弟车布登扎布之子协理台吉巴勒丹多尔济，参赞郡王车木楚克扎布之子贡楚克扎布等适值学龄，令将此等入班轮换。b 从成衮扎布所提供的名单来看，需在科布多学习的卫拉特人中有郡王、贝勒、内大臣、总管等高级官员；而同期需要在乌里雅苏台入学的喀尔喀学员大部分都是尚未从政的青少年。 喀尔喀王公贵族从康熙朝开始即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过一定教育或训练。如土谢图汗部察珲多尔济曾孙格斋多尔济被选为额驸，在皇宫中长大，任乾清门行走，其孙逊都布多尔济也被选为额驸，亦任乾清门行走。土谢图汗部丹津多尔济之孙桑斋多尔济自幼教养内廷，与乾隆帝诸子同在内廷读书。三音诺颜部策凌家族子孙三代人都在清宫廷长大和受教育。这些喀尔喀蒙古王公贵族受教于清朝宫廷，已经娴熟清朝礼仪，精通满语文，熟悉官方办事方式。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王公入京充当御前侍卫或任行走等职，在京接受培训。而更多的喀尔喀王公则被派往将军或大臣处协助管理事务，都受过一定训练。所以喀尔喀头面人物无须再入班学习，而只有其年轻子弟们才迫切需要学习；科布多所属卫拉特诸部甫经归附，尚未接受系统培训和学习，首先需要由其大员来完成，再普及到其众多子弟。 科布多学员俱为王公大员，而喀尔喀学员多为年轻子弟。这一点很好地反映了清朝要求科布多蒙古王公入班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充当参赞大臣参谋。成衮扎布奏言"临（科布多）而居之乌梁海、杜尔伯特各部，此等熟知边外人之状，亦知耕田之事，参赞大臣操办公事可得学员襄助"。c若前来入班学习的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如何为参赞大臣出谋划策，充当参谋甚至顾问？所以只能招各部落最重要人物前来科布多，以入班学习为由，充当助理，协助办事。 关于学员年龄和人数问题，波兹德涅耶夫说： 根据1768年的规定，科布多理藩院，即管理藩部的衙门，还附设有一座培养录事的学馆，学员为十五名少年。十二岁的孩子们从明阿特旗和厄鲁特各旗来到这里，一直在学馆里学到十八九岁。d 科布多学馆学员的年龄、人数、学期并非如《蒙古及蒙古人》所记载始终如一，其间历经多次调整。乾隆三十二年，成衮扎布提出每一部落派1人，分四班在科布多学习。后来乾隆帝担心卫拉特人难以忍受，改为各部落合派1人，但未执行，最后还是改为每部落派2人，四部落共8人。所以，刚开始入班学习者共有8人。乾隆三十三年，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上奏说从 a《内阁题本户科》，编号02-01-04-18135-002，嘉庆二年，转引自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第405页。 b《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档案号：04-02-003-000015-0007。 c《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档案号：04-02-003-000015-0007。 d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１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2-333页。关于波兹德涅耶夫资料来源，详后文。 额鲁特、明阿特部挑选12岁以上可造之材20余人，交给多尔济札布，当年八月初即已开始学习。a也就是说，建立入学制度的第二年，学员人数由8人扩充到了20人之多。《总册》所列嘉庆初年学员人数为21人；《事宜》所列道光初年学员人数是20人。嘉庆六年，科布多参赞大臣策巴克说，官学创办初期，学员无定数，当年先后来了21人。b由此看来，学员名额一般稳定在20人左右。 波兹德涅耶夫说学员年龄都在12岁；上引档案说挑选12岁以上少年，但也不尽然。如，第一期学员中的亲王策凌乌巴什、内大臣察达克、公扎木禅、贝勒巴桑、总管图布慎等人不是老年就是中年。满文档案记载了一些学员入学时的年龄，最低者15岁，c最高者54岁，d但大部分人年龄都集中在15岁到30岁之间。 关于学期，虽然档案中多次强调，最多学五六年即可，但实际上大部分学员学习时间都在10年以上，甚至学习20多年者也不在少数，其中，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杜尔伯特扎萨克辅国公齐默特巴勒，学了40余年，60余岁才免学。e另外，学习时间短的则一两个月。至于毕业标准，志书和档案里都没明确说明，只是说待诸学员具备管事能力即可免学。 满文档案透漏了一部分学员被免学缘由，总结起来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学期间死亡。明确记载在学期间死亡者竟达10余人，几乎占到了这部分学员的三分之一。第二，患病导致无法学习。因患病停学者也有近10人，与因死亡而停学者人数相近。第三，学成者，但这种情况较少，一般都是年老或学习时间过长而勉强被认定为熟悉事体。如，贝勒贡楚克扎布学习了27年，f亲王固噜扎布学习了18年，两者被认定已学成。g第四，任有要职。嘉庆六年，科布多参赞大臣策巴克奏请，若科布多所属各部学员中有担任盟长、副盟长等职务者，令其停止学习，回游牧地处理事务。得到批准。h 以上所列仅限有明确记载者，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停学原因不明，种种迹象表明，其中很多人不是病故就是病免。为何科布多学员学期如此之长？而且一直学到或死或病或老才停学？ 一方面有可能教学效果很差，尤其是满蒙文翻译练习，很难达到要求。乾隆帝也承认，其实参赞大臣教不了多少知识技能。i参赞大臣公务缠身，根本不会有时间专门带着学员读书，很多参赞大臣与蒙古学员甚至言语不通，借助翻译才能沟通。朝廷认为，只能借协助参赞大臣办事之机进行学习。如成衮扎布说："各盟部在奴才处值班之扎萨克、协理台吉，循例入班办理寻常事务外，跟随在奴才等处的内阁、理藩院章京上学习行走。"j科布多学员一开始跟随蒙古主事多尔济札布学习，但"唯主事多尔济札布常被派往各处办事，将无人管理学馆，额鲁特驿站章 a《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请赏给于科布多学习满文之蒙古乌梁海杜尔伯特部大臣子弟钱粮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289-0006。 b《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嘉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科布多参赞大臣策巴克奏，档案号：04-02-002-000909-0029-0002。 c有记载的15岁入学者有三人，如，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乾隆四十七年入学；土尔扈特台吉多诺罗布多尔济；杜尔伯特二等台吉多郭尔巴。 d如，协理台吉布延德勒格尔。 e《科布多参赞大臣毓书奏杜尔伯特二等台吉阿玉尔匝纳入班学习折》，道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3-4168-013。 f《科布多参赞大臣巴绷阿奏科布多杜尔伯特部台吉雅拉穆丕勒多尔济请求入班学习行走折》，嘉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0-3907-029。 g《科布多参赞大臣奏杜尔伯特部副盟长固噜札布学习期满其缺请以郡王满达拉顶补折》，嘉庆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98-3776-005。 h《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嘉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科布多参赞大臣策巴克奏，档案号：04-02-002-000909-0029-0002。 i《寄谕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着令杜尔伯特等头目毋庸常川驻班学习》，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寄信档》，第7册，第392-393页。 j《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档案号：04-02-003-000015-0007。 京达格巴能写托忒文，协理旗务骁骑校查干满济能写满文，此时常令其协助管理学馆"。a说明没有专门的老师，学习效果也不理想。 关于所学内容，满汉文档案说得很笼统，一味地说学习内地礼仪、办事、满文，有时偶尔提到立告、言说等。这方面《蒙古及蒙古人》提供了较详细的信息： 孩子们在学馆学习满文和蒙文，而且总是先识满文，然后才开始学蒙文。学会读满、蒙文之后就背诵辞典和《恩杜林格一塔其里彦》（圣谕广训）、《三字经》等书的译文，读满文的《四书》以及专门有关刑事方面的律例。b 这表明官学是用中原儒家思想教化蒙古王公，同时加强法律教育。这些与绥远城官学情况完全一样。c说明这一套教学模式在蒙古地区甚至整个边疆地区得以推广，寓意深远。清朝灭亡后，库伦当局开办新式学校，还在坚持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d其影响可见一斑。 既然参赞大臣和由理藩院派来的主事根本没时间教习，就不得不经常委托在科布多供职的当地蒙古人来完成。波兹德涅耶夫也说："学馆里的教习规定为两名，是由厄鲁特各旗和明阿特旗专门派来担任此职的章京。他们按月轮班任教，每年薪俸为八十两银。"e这说明教学任务主要由当地人完成。 效果如此之差，那为何还要坚持学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学到老或死为止？通过档案描述可看出，蒙古诸王公对入学态度非常积极，当本人学习期满后会积极引荐其子侄接替自己。由此可知，赴科布多入班学习有利可图。在衙门值班两个月就能领到双俸，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力。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的一份奏折中对此有具体和详细说明： 此等学员之游牧地距科布多城远近不一，令其父兄来回运送粮食等物甚艰，今受主恩，令其领取口粮，甚善，自粮仓内支取粗粮与二十位学员，每人每月发放口粮二升，购买笔纸之银五钱，以劝其益加勤勉习之。f 同治四年（1865），为学员增粗粮每斗加0.04石，共支笔纸银130两、粮44.24石，减半粮折银69.04两。g乾隆三十七年，杜尔伯特等部表示将学习时间自愿延长至3个月。科布多参赞大臣福德认为，值班时间被延长了，但他们所得口粮仍然在按45天标准支给，似有不妥。虽然科布多所属卫拉特各部生计有所改善，对此不会计较。但是喀尔喀与卫拉特在同一城值班，钱粮均从同一仓库支给，喀尔喀人享用足额钱粮，而杜尔伯特等卫拉特诸部所获不足，会对卫拉特诸部不公平。请求赏给全额钱粮。h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乾隆帝谕允科布多学员领取三个月足额钱粮。i波兹德涅耶夫介绍学员待遇说： 他们住在官家的毡包里，每年由旗里给他们每人送来十八两银子(三十六银卢布)以供衣食之需。j a《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请赏给于科布多学习满文之蒙古乌梁海杜尔伯特部大臣子弟钱粮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289-0006。 b《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33页。 c《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9页。 d博·仁亲：《蒙古语书面语法》（蒙古文）绪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e《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32-333页。 f《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请赏给于科布多学习满文之蒙古乌梁海杜尔伯特部大臣子弟钱粮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289-0006。 g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第405页。 h《科布多参赞大臣福德奏给在科布多学习值班之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全俸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485-0033。 i《科布多参赞大臣福德奏在科布多学习值班之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谢赏食全俸之恩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5-2509-0024。 j《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33页。 波兹德涅夫所说学员费用由旗里供应当属晚期情况，乾隆创办学制初期，强调费用一律由政府出。但是到道光末年，随着赔款项目的增多，尤其是到咸丰朝，太平天国运动耗尽了清朝财力，清政府各部门费用开始变得不足，科布多当局已无力支付学员费用，将之转嫁于旗里，迫使蒙古王公子弟自备口粮和银钱来学习。 清朝设立官学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笼络蒙古王公提高其待遇。前揭档案表明，学习不是学员们唯一的工作，其另一重要工作是为参赞大臣出谋划策，协助办事。参赞大臣需要时刻了解各旗内部情况，苦于身边无人可告知，通过入班王公来掌握地方上情况不失为一种绝好的方式。档案反复提到，协助参赞大臣办事，顺便学习知识。对参赞大臣来说，重要的不是让王公们掌握知识，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其助手，协助自己处理事务。 参赞大臣集福在讨论入班学习制度好处时提到"可免除频从内地调人办事之繁"。a这也是官方办学另一重要目的。科布多衙门文案工作繁重，一方面需要将各地方上呈传统蒙古文或托忒文信件译成满文供大臣批阅，还要将中央或乌里雅苏台发来的部分公文译成蒙古文下发，同时还要翻译参赞大臣的信件或起草文稿下发。这些工作刚开始一直由从中央所派笔帖式来完成，中央物色到兼通满、蒙、托忒文的笔帖式不太容易，其中自愿到科布多服务者少之又少，这对中央和地方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在地方培养出满蒙汉兼通人才。 事实上，有些学员至老不退，学习几十年的另一重要原因不是学不成，而恰恰是熟练掌握了满蒙文。参赞大臣处急需满蒙兼通的笔帖式，但凡培养出一位干练的秘书，就不愿使其返回旗里，而是想方设法将其留下继续供职。如此一来，蒙古王公与清朝大臣结合在一起，王公不愿退学，大臣不愿换人，使少数蒙古王公长期占有学员名额，使年轻一代得不到入学机会，与官学设立初衷相去甚远，造成消极影响。 三、 科布多官学的裁撤 嘉道年间的科布多官学未发生大的变化，但从咸丰二年开始，满汉文档案不再出现科布多官学相关信息。咸丰五年（1855），定边左副将军大臣奕兴致信军机处转奏： 仅止在乌里雅苏台驻班三个月，于学业之道，可谓一曝十寒，迨学习班满，其资质聪敏者，考其所学尚能稍获进益，其愚鲁者，竟有名无实。且该员等前来驻班，均系自备资斧，亦成为苦累之事，奴才等体察此情，是亦数陈管见，吁恳天恩，与其虚有学习之名，而无实效，莫若将此项人员裁撤，而昭核实，庶不失因时制宜，以示皇上矜恤外藩之至意。为此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祈垂鉴，训示遵行。谨奏。b之后再也未见有学员入班相关奏报，很可能在奕兴奏报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入班学习制度正式被取消。 但是，如此判断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俄国探险家波兹德涅耶夫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到达科布多，说理藩院下有一学馆，并详细介绍了该学馆的情况。c这一记载让人误以为科布多入班学习制度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但若仔细揣摩便不难发现，这一记载属于对前学馆的追述，而非当时见闻。《蒙古及蒙古人》一书很多内容属于对档案文书或对别人采访内容的转述。笔者认为，波兹德涅耶夫当时在科布多看到了《事宜》关于学制的记载，并可能查阅相关资料 a《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请赏给于科布多学习满文之蒙古乌梁海杜尔伯特部大臣子弟钱粮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3-2289-0006。 b《定边左副将军奕兴奏请停止土谢图汗等部王公之子弟来乌里雅苏台学习公务片》，《清代军机处汉文档簿》，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档案号：03-0207-4396-0005。 c《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32-333页。 和采问而成，但有些内容不见其他资料，也需予以重视。 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官学停办后，自咸丰十一年开始，满汉文档案频频出现要求将喀尔喀蒙古王公子弟送到库伦学习行走之奏报。经笔者查阅相关档案后发现，此处所言在库伦办事大臣处行走与本文所讨论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官学有很大不同。乾隆四十年，土谢图汗部贝子孙都布多尔济在库伦参赞大臣上学习行走，四十九年担任帮办大臣。嘉庆四年，伦布多尔济在库伦值班学习，后来也担任帮办大臣。从此开始形成了一种不成文规定，在喀尔喀王公子弟中择一人在库伦学习当差，若干年后担任帮办大臣，后来逐渐形成制度，各盟长在喀尔喀各部物色人选派往库伦参加满蒙翻译考试，考试及格者方能留库伦学习当差，进而谋取官职。a 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国库空虚，财力吃紧，蒙古王公待遇开始下降，王公们捐输报效之举骤增，朝廷不断降旨要求蒙古王公停止该年度朝觐和围班，甚至要求停止蒙古军队操练，以节省开支。通过奕兴奏报可以看出，此时蒙古王公们开始自备资斧前来学习，大不同于乾隆时期规定的双俸待遇，这一改变必将大大挫败蒙古王公学习值班之热情。官方支持力度大减，入班学习制度必会松弛，久则形同虚设，以致最后不得不取消，以减轻朝廷和王公们的压力。 到光绪朝，科布多参赞大臣锡恒奏请"分设学堂"，经会议政务处认为"开通民智起见，诚此时必需之举，应请照准"。b光绪三十四年（1908），科布多参赞大臣连魁奏："拟于所属四部落各先设蒙文小学堂一所，蒙文教习各二员，选各该蒙部合格者入学。其旧有之蒙文学堂，拟与现设之蒙文学堂一体扩充……一俟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c这里所说"旧有之学堂"，如果指的是科布多学馆，那应该是在追述。尚不知此处学堂与科布多入班学习制度是否有关。 四、 结语 乾隆三十二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奏请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设立官学，分别令喀尔喀与卫拉特诸部王公子弟前来学习，并附上了推荐学员名单。咸丰五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奕兴奏报停办官学，此后再也不见有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的任何相关档案，说明官学被裁撤。裁撤原因一是学习效果不佳，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二是可减轻清政府和蒙古王公财政压力。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既不同于京师八旗蒙古官学，亦不同于绥远蒙古官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未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内，其目的和性质与正规的官学有所不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学员不需要参加科举，也不会以此作为谋取职务的重要途径。学馆无专门教习，由参赞大臣处蒙古笔帖式来抽空教学。蒙古王公入班学习，学习知识并不是其唯一任务，更重要的是，学员需协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 科布多参赞大臣以学员作参谋，以此来了解各旗内部状况，学员为大臣出谋划策，帮助处理事务。清朝方面也希望蒙古王公能够掌握满蒙文互译技能和起草文件的能力，协助参赞大臣工作，为地方治理发挥作用。 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值班制度，令蒙古王公在科布多值班，以协助大臣办事，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办事程式、清朝法令和内地礼仪，除此之外还加授儒家经典，以此来教化蒙古贵族。但官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笔者认为，官学失败最主要原因是学制及名额被少部分蒙古贵族所垄断，成为其牟利的便车。我们知道，官学学员人数有定额，据不完全统计，大部分人学期都在10年以上，学习20余年者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学40余年者。这样就阻断了其他人入学机会，导致大量年轻有志之士无法入学。 a《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奏请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王公内简派人员学习当差折》，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7-4457-016。 b《清德宗实录》卷583，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丙午。 c乌云格日勒、祁美琴整理：《光绪朝东华录蒙古史料摘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