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中午我开车上了漓江桥，桂林的初秋，明媚的蓝天，天边一朵一朵的白云映着远山。这般美好而日常的生活景致，可是刘硕良先生看不到了。他走了，招呼都不打一个——像他的风格。死亡是一个落子无悔的句号，让人瞬间阴阳两隔。
他是多么地爱桂林，爱吃桂林米粉，是刘夫人黄丽清嘴里的“粉虫”。一个湖南人，在南宁生活二三十年，1985年，就因为漓江出版社（下文简称“漓江”）要在桂林单独挂牌，他携夫人举家搬到了桂林。黄阿姨之前是医院的护士长，随夫搬到桂林后，在社里校对室做校对，那是个梧州生长的佛系女子，常常笑意盈盈。“漓江”早期的拓荒者里面，有好几对这样的双职工夫妻。在一张“漓江”早年团建的老照片上，大家一起在漓江的支流里划着小船，如花笑靥随着小船轻轻漂荡，洋溢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希望。
文昌桥头象鼻山畔的四层小白楼，是漓江出版社挂牌桂林以后第二阶段的社址所在，第一阶段大家都在铁西那个大院里，办公室和宿舍都在一起。我到“漓江”时已经搬到了小白楼。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没有电梯，楼上楼下搬书，要靠人力爬院子里贴楼而建的大石阶；也没有空调，夏天最热的时候，大家都靠吹电扇，记得顶楼还有编辑因此而中过暑。翻译家黑马的文章里写过，80年代末在深圳书展上见到刘硕良，“他一个人肩扛手提漓江社的书去参展。近花甲的人了，扛着书上下地下通道，铆足了力气，年久多磨的腰带居然当街绷断，好不尴尬，他竟旁若无人地用捆书的尼龙绳胡乱当腰带扎上，继续蹒跚而行”。这就是筚路蓝缕时期的漓江社和漓江人。就是在这个楼里，刘总带着大家做出了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的《诗海》，那是1990年的事。这本书也许是回报漓江人辛勤耕耘的一颗“福星”，因为从它以后，“漓江”大奖连连，好运不断，199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里的《玉米人》《我弥留之际》《爱的荒漠》三种图书把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收入囊中，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我们的辞书出版也结出了硕果，《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拿了同年同奖的二等奖。还有其他诸多奖项不胜枚举。
这本《外国名作家大词典》在我入职“漓江”时期起过指路牌的作用。我1991年北大毕业，在考虑报名“漓江”期间，还专门请教过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的一位广西籍同学，记得他翻出的就是这本又大又厚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还把它拍得“砰砰”直响，仿佛为了增加他话语的分量。他试图向我描述的是，这家他曾去实习的出版社出过多么好的书，那里的人有多么棒！ 中文系同学得知我要去“漓江”，有人来和我絮叨他有多喜爱漓江版图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等，如数家珍。“他们有个老总叫刘硕良，很厉害！”书迷同学如是说。他说出这个名字时郑重其事的表情还有上海人刻意把普通话咬得很标准的发音，我至今难忘。大学四年我自己买的书里，有一本马尔罗的《王家大道》和一本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全书落满勾勾画画的痕迹，几乎被翻烂。这两本书就出自刘硕良策划的漓江版“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只是我在做它们读者的时候，压根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这家远在岭南的出版社的一员。
到“漓江”后对桂林充满好奇，头年的春节没回云南老家。刘总两口子担心我一个人过年没有年味，邀我一起到他们在桂林百货大楼旁的亲戚家里去做客，那天一大家子人很热闹，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茶点，他们一个劲儿地往我手里塞花生、瓜子，还有刘总最爱吃的椪柑。刘总做人心无城府，说话比较直率、诚恳，很容易交朋友，上至社科院外文所的各语种专家，下至社里的司机、门卫，都能打成一片。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后来的交往中，像这样惬意的休闲时光是不多的，工作中的刘硕良是个倔老头，若论催稿进度，绝对是一流的“追魂手”；还会因为女编辑穿高跟鞋在办公室走路“笃笃”有声而瞬间燃爆，当众发飙。而且非常擅长“鞭打快牛”，你能干他只会给你压更多的活——他给你压活，霸气得就像给你授勋一样！
不过，有机会从刘总手里接活，那是有福气的编辑。我从他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书稿，那是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的著作。他1987年到访过“漓江”在铁西那个大院，回去第二年就任评委会主席，任期从1988年直到2004年。他与“漓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将《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版权无偿授予“漓江”。刘总请了时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瑞典语专家李之义担任此书译者。做责任编辑的过程中，我和李之义老师有过很多交流，后来的职场生涯中，我都把接触类似名家的工作过程，当成宝贵的学习机会。我还担任过刘总主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俗称“红诺”）中《花的智慧》《奥林匹斯的春天》等书的责任编辑，后者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刘总1993年调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去主编《出版广角》，所以我们真正在“漓江”共事的时间，只有两年。当然，刘总即使离开了社里，也有稿子间接从他那里转来，比如我从莫雅平兄手上接的书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树南等人译本），就是刘硕良老师在《出版广角》时期为“漓江”组的稿。这书后来印了101万册，拿了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畅销书奖，并由此衍生出“影响三代人丛书”，等于刘老师为我们的一个产品线开了一个好头。
中间有几年时间，我离开“漓江”，去桂林市文联主编《南方文学》杂志。2012年，世易时移，我回“漓江”有了呼声。还在犹豫过程中，适逢刘老师来桂林参加活动，我们去他下榻的酒店看他，80岁的老先生虎着脸对我说：“有什么好想的？ 回来！窗口期不会很长！”句句都是饱经世事的过来人的肺腑之言。
回来以后，我默默地做着图书产品线和人才队伍两方面的准备和布局，事情并不如人所愿，想要一蹴而就，确实并非易事，所以有一阵子，刘老师甚至不大爱理人，还辗转托人捎话过来，大意是你怎么都不做外国文学了。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如果说刘硕良是横槊赋诗的弄潮儿，我在阅读产品极大丰富、广大读者见多识广的当下，就只是个添砖加瓦的建筑工。由于多方面的倾力支持，皇天不负有心人，让默默的坚持者终于有了钻出隧道的一天——2022年，我从2015年开始抓了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俗称“黑诺”）终于有了可观的阵容，策划的“著译两栖，跨界中西”的“双子座文丛”，也开始引发关注；另有“旅伴文库·锦囊旧书”展示漓江外国文学压舱之宝；“外国名作家文集”多人卷渐成气候；《地下室手记》成了豆瓣上读者追捧的出版界“良心之作”，一印再印……“漓江”本部的文学编辑队伍也从无到有，茁壮成长，改变了之前的空心状态。
也是2022年，应刘老师的一再要求，我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上挂了主编，这个过程我全部写进了该丛书的主编序——“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记录着一代又一代漓江人在向我国读者推介世界文学宝藏方面前赴后继、坚忍不拔的努力。‘诺贝尔’和漓江人的职场生涯、美好年华紧密生长在一起，是漓江集体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刘老师手里接过的，是漓江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有未来前行的勇气和担当。
（本文作者为漓江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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