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生（1917年—2022年12月30日），作家、翻译家，作家巴金的胞弟，曾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
    2022年12月30日，李济生先生以一百零五岁高龄仙逝。李先生为人们熟知的是，他是巴金先生的胞弟，是站在巴金先生身后的人，撰述并出版了很多关于巴金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李先生还是一位翻译家、编辑家，其成就在他身后得到广泛的关注。今年4月3日，巴金故居等单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办了“李济生先生追思会”，我也有幸与会和大家一起缅怀他。
    我认识李济生先生很早。1976年4月，我中学毕业，分配到奉贤县，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李先生。对中学刚毕业的我来说，巴金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弟弟让我感到一丝新鲜和兴奋。我当时“爱好文学”，看了不少中外小说，李先生健谈，和他共处两周时间应该谈了不少。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回忆，当时我刚刚工作，现在回忆当初说些什么很难。好在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李先生，简略记述了三个内容，“三突出”作品，当时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都是那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个是四川的风土人情；第三个是不大谈巴金，唯一的一个印象是，当时风传巴金先生在《家》《春》《秋》之后还写有一部《群》，询问李先生后被明确否认了。对李先生来说，是碰到一个毛头小伙子，对我来说，他是我成年后第一位接触较深的前辈文化人，并且留在了岁月的记忆褶皱里。
    第二次见到李济生先生在十年以后，1986年5、6月间，上海文艺出版社江曾培、李济生、左泥等人到我岳父徐开垒家，邀请他写《巴金传》，当时我也在。后来徐开垒在《巴金传》后记里写到，“总编江曾培亲率精旅，浩荡前来，势在必得”。印象当中，这几个词在徐开垒散文里很少写到，确实很重视。当时他们在我岳父家吃了饭，我做“跑堂”传送饭菜，在他们会谈间隙我跟李先生重续旧缘，在我提示下他想起来了，他觉得奇怪，你怎么做了徐开垒女婿。这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现在已经老年了，我也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李先生使我比较多地回忆起过去的事情。
    说到《巴金传》和李济生先生的关系，徐开垒过世后我承接了他部分的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巴金传》是很重要的环节。徐开垒写作《巴金传》和李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些双方通信及资料来看，李先生很早注意到徐开垒对巴金的新闻报道和散文写作，徐开垒在1983年初致信李先生希望采访巴金先生，巴金因腿伤住院，李先生回信详细介绍了巴金的病情，并说巴金愿意他作为朋友来闲谈，但不要采访。同年5月份徐开垒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散文《鲜花与美酒》，内容是巴金接待日本的代表团。李先生有信来，赞赏徐开垒的散文写作，并说你要写巴金将来有得写。显然，李先生对巴金和徐开垒之间的关系，徐开垒写作的水平也好，写作的内容也好，有较好的印象。
    因此，李济生先生在出版社确定《巴金传》作者的时候，是重要的推手，而且他亲自担任了责任编辑。不过，李先生在《巴金传》写作过程中，没有囿于“责任编辑”的定位，在徐开垒当时《巴金传》的提纲中，从巴金到法国留学（《巴黎钟声》）开始，李先生等人提议还是要从巴金幼年（《四川老家》）开始，从传主的一生来说更完整。1987年4月下旬，李先生陪同徐开垒特地到四川采访，采访巴金的堂弟李西舲和朋友卢剑波，其间还采访了李济生本人。这些采访提供了许多巴金青少年时期珍贵的史料。徐开垒的采访手记，我整理后发表于巴金故居主办的《点滴》2022年第一期。李先生还陪同徐开垒到北京寻访有关人士和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有意向远赴陕西采访巴金另一个弟弟李采臣，但因故未成行。在徐开垒多次采访巴金先生的时候，至少有两次李先生也在场。当时李先生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无可替代的，他还推荐了文生社旧人以及相关人员。这当中李先生既是责任编辑又是被采访者，也是一位相伴多年的陪伴者，这方面无论如何评价他都不为过。徐开垒在1991年出版的《巴金传》后记中写道，“李济生是我责任编辑，也是我的顾问，按理说应该共同署名。”这不是客套话，徐开垒早在1987年6月份给李先生的信中也表示要共同署名。现在看来，这样的组合比较少见，徐开垒的《巴金传》在写作过程中，巴金先生曾经“审听”过部分章节，李先生更是在史料真实的修订补正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这方面具有值得大树特树的良好品质。
    李济生先生和徐开垒在垂暮之年仍有接触往来，1999年徐开垒出版了《巴金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李先生写来勘误的信。2008年、2009年他们互致信问候，希望晤面畅谈。2009年徐开垒已经接近90岁，李济生超过90岁，他们晚年有通信，对徐开垒来说也是修成了正果。
    可以想象，晚年的李济生先生已经不会再记得我这个人。但对我来说，李先生是一个遥远而清晰的存在，是我18岁路口的一个路标，他会让我想起一路走来的邂逅、倾听、寻觅的人生过往。李先生又与我岳父写作《巴金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金传》作为第一部完整表现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传记，到2008年3月第五次印刷出版的“增订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这有赖于李先生一以贯之的全力支持和陪伴。因此，那天在李济生先生的“追思会”上，我说：“今天我必须来，必须向李先生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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