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6年，束沛德在北京王府大街64号中国作协大楼顶上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则在1953年10月4日。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70个春秋。
    我在1952年11月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的门槛。从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到1953年10月4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决定将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并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我作为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第二次文代会主席团秘书，经历了改组的全过程，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在文学舞台上跑龙套长达半个世纪。从1953年起，先后召开的多次作代会我都参加了，清晰地了解每次作代会如何努力贯彻中央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关注什么，坚持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曾在多任作协主席、党组书记麾下当秘书、助手，也深知文学前辈们在作协工作中传承、弘扬什么好传统、好风气。这里，我想就“努力提高作品质量”“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着力培养、扶持文学新人”这三点，谈谈我的印象和感受。
    努力提高作品质量
    1949年9月，应主编茅盾之请，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创作生产优秀作品是文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心环节，搞好创作是一切文学艺术活动的主体和重中之重。
    茅盾当作协主席时，坚持读作品、写评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了《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以及评《青春之歌》、陆文夫的作品等文章。一篇年度小说或儿童文学漫谈，往往长达两三万字，如果不认真读文本，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他尖锐地指出当年有些儿童文学作品：“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些精辟的见解，儿童文学作者至今依然引以为戒。他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结构严谨，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和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这个评价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再举邵荃麟为例，他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期间，主持召开了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李季的长诗《菊花石》的讨论。讨论结束时，他都作了小结发言或亲自写信给作者，对作品作了中肯、具体的分析评论。邵荃麟还读作品原稿，读了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艾芜的《百炼成钢》后，与作者促膝谈心，真诚、坦率地谈作品的成败得失，为作者修改定稿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意见。
    张光年在第四次作代会前，为起草大会报告，阅读了大量作品，如《绿化树》《沉重的翅膀》《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洗礼》《人生》《黄河东流去》《东方》《西线轶事》等。他不止一次地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多读作品，尤其要关注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有争议的作品。他曾很严肃地对我说：“无论工作多么忙，都要坚持读作品、写文章，否则会员不会喜欢、接近你这个文化官员。”
    50年代的作协创委会下属各创作组，经常有计划地举行作品和创作问题讨论会，这是加强作家之间相互联系、帮助作家提高作品思想艺术质量的有效方式。近些年，中国作协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加强重点作品扶持，开展作品系列研讨，举办创作评奖等，也都是提高作品质量的有益举措。
    从文学前辈的所作所为得到的启示是，作家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搞创作，把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宁可写得少一点、慢一点，但要力求写得好一点、精一点。用心用情努力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表达人民心声、坚守文学品质、讲究艺术魅力、有口皆碑、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来，勇攀文学高峰。
    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明确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文学前辈遵循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特别重视深入生活。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作了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发言，谈道：作家到生活中去，不是做客人，而是和群众一起做主人；要抱着当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要以工作为重，而不是单纯为写作。后来她又鲜明地提出：到群众中去落户，跨到新的时代来。巴金主席在上世纪80年代情真意切地说：“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
    实践证明，优秀的作品无不是作家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长期生活积累沉淀的结晶。上世纪50年代的“三红一创”就是这样，柳青在皇甫村一蹲点便是14年。改革开放以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王蒙的《这边风景》等名篇力作同样如此。李迪也是深入生活的践行者，正因为他双脚走遍了十八洞村，才写出了感人肺腑的力作。
    这些年来，中国作协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采取建立生活基地、长期蹲点、作家挂职或兼职、短期参观访问等措施推动作家深入生活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坚持时代的召唤与个人的经历、个性、擅长相结合，这样自觉、认真做下去，文学创作才可能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着力培养、扶持文学新人
    早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
    培养文学队伍的新生力量，造就大批社会主义文学接班人，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中国作协从1956年至今，一共开过八次青创会。我写过一篇《四次青创会琐忆》，记述了我作为一个亲历者的印象和感受。我记得，这几次会议都紧扣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提高青年作者的思想、业务素质这个主题。比如，1956年那次会，老舍讲了《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茅盾谈了《关于艺术的技巧》，夏衍讲了《知识就是力量》，要求青年作者勤学苦练，深入生活，提高思想，锤炼技巧。富有经验的老作家现身说法，往往能给青年作者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第三次青创会上，巴老说：“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在第四次青创会上，巴老寄语青年作者：“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冯牧同志与青年作者的联系交往也是值得记上一笔的。他始终同文学领域生机勃勃的新事物、新生力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热情地为之鼓与呼。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大多是青年作者。他不知读了多少新人新作，写了多少评介文学新人的文章，真是可敬可佩！
    这些年来，中国作协也积极通过各种举措，如举办鲁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成立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设置茅盾文学新人奖、编选出版“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等，努力培养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德才兼备的文学新人。这是值得传承、弘扬的好事、实事。
    为精品力作鼓与呼，为扎根人民鼓与呼，为文学新人鼓与呼，这是中国作协和文学前辈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和发扬的好传统、好风气。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发挥文学在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上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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