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馆的杨琥老师是我在北大特别敬重的师长之一。他是北大校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多年来，我在学习和研究校史过程中，每当遇到疑难问题，总会在第一时间向他请教，他每次都本着“知无不言”“言必有据”的原则，热情而认真地回复我，让我备受感动且异常敬佩。加之我二人的姓名发音完全一样，籍贯均属大西北，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一来二往，遂成“忘年之交”。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外未名而内博雅’的北大气质”的纪念性文章，其中提到：“多年来，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们，还是青春年少的后来新进，都在持续地、默默地奋斗、耕耘、攀登和创新，他们像夸父逐日一般向高远之境攀爬的身影，组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动人心魄、促人奋进的洪流。”随着与杨老师这样优秀的师友接触越来越多，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向前奔腾的滚滚洪流，一直在裹挟和驱使着所有把优秀当成习惯的人们奋力往前奔跑、全力向上攀登。这种持续不断但又悄无声息的奔跑与攀登状态，造就了一种“愚不可及”的独特境界。
    2020年底，杨老师积二十年之功撰写的《李大钊年谱》（上、下册）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新时期党史、北大校史以及李大钊研究领域的一本精品力作。杨老师拿到样书后，特意向我赠送了签名本。把两册135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捧在手中，感觉异常厚重，不由得我发自内心地感慨：“二十年磨一剑”，这就是身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活生生的范例啊！《北京青年报》在其“天天副刊”上整版刊发的《笨人杨琥：只为让李大钊活起来，立起来》，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想及平日与杨老师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深感这个标题中的“笨”字用得真是恰切。在杨老师身上，的确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论语》中两处与“笨”相关的名句：一是孔子讲的“刚毅木讷，近仁”，二是孔子最为鲁钝的学生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认准目标，勇担重任，沉潜下去，力戒浮华，坚毅前行，打造精品的人生态度和治学能力。
    杨老师来自甘肃通渭县，于1990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刘桂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入学以后，他才发现，身边的很多同学来自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他们见多识广，思维敏捷，十分聪明。相形之下，杨老师不免向其师感慨自己的愚笨。刘先生则结合诸多实例，语重心长地开导和勉励他：“聪明的人不一定做出多大成绩，而笨人也未必就做不好学问。”“做学问就是要下笨功夫，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做出真实的成绩。”有一次，刘先生甚至在课堂上讲道：“做学问，不怕笨，就怕你不笨。”恩师这些关于“愚笨”的高论深深触动了杨老师，并将其奉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从清华毕业后，杨老师又来到北大读博，期间参加了《李大钊全集》的编纂工作，从此与李大钊研究结缘。2000年，35岁的杨老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时任研究室主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的王学珍先生在与杨老师谈话时提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大杰出的校长或学术先贤，校外的学者都在研究他们，可惜北大自己很少有人研究。并半带期望半带勉励地问杨老师：“你已经参加过《李大钊全集》的编选和注释工作，博士论文又是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愿不愿意编李大钊年谱？”杨老师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此便心无旁骛地投身其中，一干就是20年。
    在编纂《李大钊年谱》的漫长岁月里，杨老师用“竭泽而渔”“勤笔抄录”“好学深思”“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愚笨功夫，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最终踏平坎坷成大道，拿出了沉甸甸的成果。20年里，每当他遇到疑难问题时，都会去找刘先生为自己指点迷津，恩师对他提出希望：“你这部年谱，要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书成之后，杨老师在序言的最后写道：“如今，书稿已经完成，我深知远未达到刘师的这一要求，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我今后努力的目标。”苦心之人天不负。2021年，《李大钊年谱》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每三年评选一次，能获此殊荣者真是凤毛麟角。杨老师不仅向恩师和王学珍先生交出了精彩的答卷，还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出版界贡献了精品，也让我在敬佩感动之余，真切地感受到了“愚笨”之功在治学中的巨大力量，并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两位前辈和一位学生类似的故事。
    两位前辈是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1914—1989）和钱理群先生。据钱先生回忆，他38岁考上王先生的研究生时，已经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声望。谁知王先生找他第一次个别谈话，就给他来了个当头棒喝：“钱理群，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很迫切地希望能在学术界有所作为，你很希望能有空间，因为你已经准备得相当好了——但是我劝你，你要沉住气。”王先生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北大的传统，是厚积薄发。学者有两种，一种是出山很早，一举成名，但是后续无力。还有一种，就是大器晚成，出来慢，准备充分，一出来发力，就源源不断，不会停止。你现在还不要轻易出来，要苦读，把你的功夫练好了，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冷板凳要坐十年。”钱先生谨记乃师的教导，沉潜治学，终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泰山北斗。2002年，年满63周岁的钱先生退休，他在告别北大课堂时表态：“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一晃二十多年过去，2023年4月，已入耄耋之年的钱先生又在九州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作《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在出版座谈会上，他向世人宣告：这是我出版的第一百本著作！ 对此，他的师弟陈平原先生感慨道：“在岗时，老钱很努力，也才完成了二十六种图书；换句话说，目前的战绩，四分之三是退休以后取得的。单就工作量这一点，你都很难不敬佩。”古人往往用“著作等身”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之斐然，考虑到古书字大行稀与今天书籍的字小行密之别，钱先生的100本大作要摞起来，早就远超“等身”之高矣！ 回顾他的学术研究历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沉潜下去”。他说：“我在现实中遇到挫折，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我就去读书，做研究，所以学术研究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精神自赎、自救的作用。”“研究与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证明：不管外在环境如何，人仍然可以创造并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他开始带研究生后，也总是教导他们要在学习上要“沉潜下来”：“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要沉潜，而且要十年，要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现在不要急着去表现自己，急忙去参与各种事。沉下来，十年后你再听我说话，这才是好汉！”他还说：“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王先生讲的“厚积薄发”“大器晚成”，钱先生讲的“沉潜下来”，不要“昙花一现”，可谓一脉相承，其实质都是在讲认准目标后持续下笨功夫的极端重要性。
    想到的学生，是我十多年前在北大新闻传播学院教过的夜大学生马龙照。当时龙照一边在北大读书，一边创业谋生。毕业以后，开过饭店，办过企业，搞过培训。正当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时，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他无法在原来顺风顺水的轨道上继续干下去。他没有抱怨，更没有消沉，而是利用在北大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抓住危机管理这个组织和个人都极为关心但又应对乏术的重要话题，以愚自处，日拱一卒，读文献，搜案例，做调研，问专家，没日没夜地研究下去。疫情期间，他开直播、做讲座，还写出了一本把理论、案例和方法密切结合起来的专著：《逆转：舆情危机的预防与处置》，成功转型为在业界声名鹊起的危机管理培训专家。今年4月份，这本23万字的专著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前，龙照特意邀我审读书稿，并写推荐语。我在拜读时，一边为书稿的质量之佳而心生敬意，一边又带着欣慰之情不断感慨：聪明人真是要下笨功夫呐！ 过去的三年疫情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困难和不便，但也是考验、打磨人的绝佳机会。在外在环境无法改变、很多人都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像龙照这样看似并非天才的有志之士，依旧紧紧围绕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毅、沉稳、安静地读书、思考、干事。在雾霾和暴风雨过后，当很多人马齿徒长、依旧在原地打转时，他们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道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三年、三十年呢？ 最后，我写的推荐语是：“这本书是作者多年坚守‘轰轰烈烈的静’研究状态的重要成果。丰富的实战经验，长期的聚焦思考，清通的叙述手法，塑就了这本书兼具学理性、可读性、实战性的气质和风格，为各行各业防患未然、处危不乱、行稳致远提供了最具指导和借鉴价值的‘道’与‘术’！”
    这里引用的“轰轰烈烈的静”，据说来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图书馆自习室的一张课桌上，系一位不知名的师兄或师姐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全诗为“静！ 轰轰烈烈的静！”北大图书馆是思想的沃土、学术的殿堂、精神的圣地，人们无论什么时候进入其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在图书馆座无虚席的自习室、阅览室里，更能体会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安静。这种安静，不是荒漠和戈壁滩上没有生命的死一般的沉寂，而是洋溢着无限生机奔涌着思想浪潮的安静。来此阅读文献、思考问题、奋笔疾书的人们，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还是刚进校门的青葱少年，他们在图书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潜与积淀，一定会换来思想学术源源不断喷薄而出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安静的力量，小则可以改变个人、家庭的命运，大则可以为行业、社会、国家、民族甚至人类做出杰出的贡献。当年我满怀激情在图书馆附近的教室里为包括龙照在内的满堂青年分享这首诗时，估计曾在他的心中激起过不小的波澜吧。
    老子云“大巧若拙”，苏轼亦云“大智若愚”，这里的“若”，是看起来好像是那样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意思。真正灵巧、聪明的人看起来往往是笨拙、愚昧的，但实际上这往往才是真正的智慧与灵巧。《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愚与智的辩证关系：愚公认准目标，迎难而上，跬步无已，苦干不息，看似愚笨，却有大智慧；智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待困难和别人的奋斗，只会空发嘲讽之论，看似明智，实则蠢笨至极。孔子也用“愚”字评价卫国大夫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有幸碰到了有道之主，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显得特别聪明和积极；不幸遇到了无道之君，国家政治混乱，他就把智慧和能耐掩藏起来，看起来特别愚笨和无能。孔子进而评价说“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的聪明劲是可以学到的，他的笨劲却难以学到。可见，“愚不可及”这个今天我们用来讥讽人愚昧到不可救药地步的成语，在其本初意义上却是用来称赞能够“与时偕行”“进退有度”的智者的。当然，几位先哲关于“愚”的论说，更多地是在讲在政治领域中的生存之道，后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将其移用到读书做学问，显然也是适用的。愚者，笨也，有拙、钝、渐、慢甚至傻之义，但也蕴含着安静、沉潜、积累，稳步前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由量变到质变的洪力与韧劲。借用明人李贽的话，便是“盖众川合流，务欲以成其大；土石并砌，务欲以实其坚。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前面提到的几位北大师生之所以能够做出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身上那种非常人所能企及的愚笨之气！ 朱熹也讲过：“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功夫，如何得？”即聪明人一定要下愚笨的功夫，才有可能成功。言下之意，天资愚钝之人要想干出点成绩，就更要痛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笨功夫。可现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学聪明劲、找聪明法，谁也看不上那看似愚笨实则聪明的“愚劲”“愚法”：聪慧者往往徒恃天赋之才，终日两眼朝天，不屑于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最终辜负了天纵之才，一事无成；愚钝者或自暴自弃，画地为牢，或眼高手低，终日费尽心思去寻找一本万利、一口吃成大胖子的“终南捷径”，这怎么能行得通呢？ 其实，不仅是读书做学问，其他各行各业无不如此，你看现在的网络红人、流行歌手，哪一个不是先有沉潜之功，练就几种独一无二的绝活，才有吸引眼球之力。李雪琴、董宇辉……他们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愚不可及”的普遍性。
    “愚钝”之功如此重要，又有如此明显的成效，那究竟怎样才能做到？ 就读书做学问而言，前贤多有精妙之论，比如要找准方向、打牢基础、用对方法、不求近效，等等，都值得后学谨遵不违。此外，我觉得还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要有良师益友的夹辅。《礼记 ·曲礼》云：“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不论年龄大小、地位高低、财富多少、名气显幽，只要是与自己志趣相投且走在自己前面的贤者，就值得我们去虚心学习和追随，这也是一种“宁为牛后，不为鸡首”的愚钝态度。在师友的教导、勉励之外，善意而严肃的批评往往更为重要，也更显难得。据乐黛云先生回忆，她的公公汤用彤先生（1893—1964）晚年时通过口述并由她笔录的方式，撰成《饾饤札记》一书。有一次，汤先生提到了《诗经·桑柔》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乐先生表示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先生感到十分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吗？ 连《诗经》中的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此事让乐先生深感羞耻，从此开始发愤背诵《诗经》。并由此而深刻到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时光荏苒，乐先生如今早已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名师大家。她的这段经历，又让今日的众多晚辈深感羞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知耻而后勇，只有厚植根基才能行稳致远。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其实，优秀且愿意认真栽培学生的“经师”“人师”都不易求。像乐先生以及前面所提到的钱先生、杨老师，能够在关键时候遇见影响终生的“经师”“人师”，“从夫子游”而登堂入室，最终别创天地，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如果没有那么幸运，在现实中苦苦觅求而不能得，那就不妨从书中的圣贤中去寻找，正所谓“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晚清重臣左宗棠年过不惑才正式走上功名之途，在此之前，他曾连续三次会试落第，从京城铩羽而归。但他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更没有一蹶不振。他自撰名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以自勉，在广泛结交并问道于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等名流的同时，还不教一日闲过，潜心研究农桑、水利、舆地等“经世致用”之学，终于成为愈挫愈勇、储才待用、厚积薄发的典范与楷模。
    二是要有“以愚自处”的自知之明。俗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一切外在的因素最终都要归结到自身的开悟和行动。天资聪明也罢，愚钝也罢，都要对自己的天赋、兴趣、特长以及所处的环境有客观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据传，先前预约到北大参观的四方来客进校门时，保安常会在登记时提问三个问题：“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这就是北大著名的“入门三问”。其实，人生一世，何尝不需要持续追问自己这三个最基本也最深刻的问题。面对纷纭变化的大千世界，我们既要顺势而为，应时而动，更要不为外物和别人牵着鼻子走，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爱干什么？ 能干什么？ 又该干什么？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也不能例外。很多情况下，别人的成功之路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荆棘满途；别人的美丽浪漫天堂，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一地鸡毛的地狱；别人可以轻松驾驭且乐在其中的职业，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如同带着枷锁一般不得自由；别人在他们人生轨道上的奋斗或者躺平，并不是我们也尾随其后努力或懈怠的理由。认清自己的“愚笨”，承认自己的不足与无知，走别人看似“愚笨”但却适合自己的路，才能开启智慧和进步的大门。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教导他的孩子们，如果天赋一般，就别想着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倒是可以下些笨拙功夫，做做学问：“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的确，屈原、司马迁、曹植、李白、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天才文学家，是永远可以学习但又永远不可能企及更不可能超越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研究这些天才的学者，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方向选对了，方法也不差，坚持下去，寸积铢累，总会做出点成绩。再退一步，如果觉得没有做学问的能耐但还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清代的张之洞又给指出了一条门路，即做个刊布古书的出版家：“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我一贯认为自己天资平平，是个不通世务又做不了大学问的愚钝之人，来到北大出版社工作后，就从这几句话中找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也从几位师友那里再次得到深刻的启发，因此而深感欣慰且乐在其中。笨人更要下笨功夫，那就从追求“愚不可及”的境界做起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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