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小满时节的黄河之畔、泰山北麓，初夏的暖风掠过大片沃野，泛起青黄的麦浪，那是生命即将成熟的颜色。饱满的麦粒是对大地最深情的礼赞，更承载着耕种者最热切的希望。2023年5月31日，年逾八旬的近代文学史大家郭延礼先生在他执教的山东大学校园，以皇皇13册文集实现了他对执着坚守65年学术事业的献礼。“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这一天来参加《郭延礼文集》出版座谈会的学界同道们无不感慨，这部600余万字体量的文集是郭延礼多少个寒灯静夜，独坐更深，一笔一画伏案耕耘的结晶。从郭先生的治学之路，年轻的后起之秀们看到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这片当年的贫瘠荒原是如何变成今天的繁花似锦，也看到一种60年只做一件事的学术人生。
泰山脚下的小书生初露锋芒
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拄着手杖漫步于久违的校园，眼前走过一群群身着学位服的大学生，欢声笑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从这些即将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身上，郭延礼看到了未来的奔腾后浪，也想起了年少时的自己。
1937年，郭延礼出生于山东汶上县的书香世家，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的他常登顶泰山，激发文思，被乡人称赞为“小书生”。1955年，这个泰山脚下的“小书生”如愿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山东大学位于美丽的青岛海滨，人文荟萃，名师如云，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殷孟伦教授均学富五车，各有所长。在如诗如画的校园，年轻学子求知若渴，沉浸在浓郁的学术氛围里。
在萧涤非等先生的鼓励下，课堂上的郭延礼高谈阔论，勇于发表己见；课后则阅读大量参考书籍，特别是当时的学术期刊，不仅关注着学术界动态，还撰文参与当时的讨论。大二时，他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这两部散文集为研究对象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负有盛名的《文史哲》期刊上。此后走上近代文学研究道路的郭延礼坦言，“这篇近万字的论文并无什么深刻的见解，但作为我的处女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鼓舞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到大学毕业时，郭延礼已发表了《论讽刺文学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关于写真人真事的几个问题》等六篇学术论文，对于一个年轻的学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开启近代文学研究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学界涉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要么作为古代文学史的“尾巴”，要么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帽子”而存在，缺乏独立的品格。20世纪60年代，郭延礼初涉这一领域时，首先面临的就是近代文学史的起讫以及分期问题。他针对当时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中有关近代文学史的分期框架进行了分析，提出自己的分期观点，即把中国近代文学史分为第一期（1840—1873）、第二期（1873—1905）和第三期（1905—1919），并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为题，在《文史哲》1963年第2期发表了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正值游国恩等学者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和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郭延礼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分期标准和具体分期框架，引起学界关注。《文史哲》等期刊又收到若干相关讨论文章。然而，这样百家争鸣的讨论在不久后就被迫中断，郭延礼离开了山东大学，刚刚起步的学术事业也陷入了低谷。
在之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郭延礼尽管身处逆境，却从未放弃。一待条件稍稍好转，他就着手重理近代文学研究工作。有了此前参与林庚、冯沅君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中近代诗歌注释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郭延礼在闭塞的环境下“闭门造车”，到1978年基本完成了《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三部书稿。20世纪80年代，郭延礼“重出江湖”后，很快成果迭出，令学界惊叹其学术“爆发力”，却不知大半是他积聚了数年之功。
从作家作品个案入手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事业很快步入正轨。1980年，郭延礼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聘考试，却被出于爱才之心的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蒋捷夫“截流”了下来。在朋友眼中的遗憾，郭延礼却充满感激。毕竟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学术生活，一门心思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时过境迁，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关爱和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初识郭先生的情景。那是在1982年开封召开的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会议上，“郭老师那时应是四十岁上下，是那次会议比较少见的年纪。当时学术界还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前来参会的大多是年龄较大的老一辈学者，带领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像郭老师这样单枪匹马的中年学者，较引人注目”。在关爱和看来，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军学者，郭延礼的治学之路映射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1982年会议结束后不久，郭延礼的首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著——《秋瑾诗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在冯沅君先生指导下、早在1964年就已完成的书稿终于得以面世，而老师已不在。一切又仿佛从未间断过。冯沅君先生的精于考证、萧涤非先生的博览慎思和赵景深先生对资料的重视，在郭延礼毕生严谨求实、勤勉开拓的治学之道中得到发扬光大。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称撰写《日知录》如同“采铜于山”，而非源于“旧钱”“废铜”等“二手货”。郭延礼对顾氏之说深以为然，为了回到文学史的原点，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
对史料的“竭泽而渔”只是研究的第一步，郭延礼进而对史料进行校勘、考证、注释，践行着他所推崇的乾嘉学派之道。比如在对龚自珍和秋瑾的研究过程中，郭延礼发现关于二者的基本史实存在太多疑点，大到出生年月，小到作品编年，他都多方钩稽史料，力求获取真确可信的结论。即便诗文选本的编注这一在不少人看来属于普及类的“低端”工作，郭延礼也视为重鼎，对每一篇作品“精雕细琢”，继而又在研读各家诗集基础上选注完成《近代六十家诗选》。龚自珍、秋瑾、黄遵宪、谭嗣同、张维屏、金和、姚燮……一个个近代文学史上或闻名遐迩或后人知之甚少的作家及其作品在郭延礼一篇篇专题论文和一部部专著中变得丰满起来。
改革开放后，正是一大批郭先生这样的学人用他们的勤耕不辍为中国学术的复苏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而为学界称道的还有郭延礼毕生治学坚持“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创新精神。比如，他在对龚自珍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以龚证龚”的注解进路，即用龚自珍诗歌来解读龚自珍。在郭延礼看来，龚自珍的每一首诗都是诗人全部政治、思想、生活中的有机部分，像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在注解龚诗时，郭延礼力求寻找其内在联系，将每篇每句诗文反复对照比较，选择合理的解释，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或望文生义。
不难看出，从作家作品个案入手为郭延礼深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堂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秋瑾诗文选》选注工作，到70年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完成《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继而在80年代厚积薄发出版《秋瑾研究资料》《秋瑾文学论稿》，并完成了《近代六十家诗选》。这一时期，郭延礼的研究大体以秋瑾和龚自珍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逐渐形成比较明确稳定的学术风格。其一，重视作品的注释、校勘、考证工作。这些工作虽十分琐细，却是学术研究辨析求真的必要手段。其二，重视年谱的编写。在郭延礼看来，年谱编写是作家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年谱可以为我们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是科学评价作家作品的基础。其三，重视诗文选本的编注工作。郭延礼认为，选本编注的过程也是自己精读原典的过程，有助于对作家作品的准确把握；而全局性的作品选本的编注还可以体现编选者对文学史的看法，比如《近代六十家诗选》以龚自珍、黄遵宪和柳亚子作为三卷之首，就体现了他对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把握，即视这三家分别代表了近代诗歌发展三个阶段的主流和最高成就。郭延礼对这些作家作品个案的“微观”研究，特别是对秋瑾、龚自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学界从事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由微观个案研究转向宏观系统著史
回顾其学术生涯，1986年对郭延礼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不再满足于微观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而是在大量的材料积累、经验积累、成果积累的基础上，转向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观察、研究和描述，郭延礼称之为“宏观研究”。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对学术事业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下，郭延礼迎来实现学术抱负的机遇。1986年，山东省制定“七五”（1986—1990）出版规划，经过多年酝酿的郭延礼以《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为题报送项目。该课题受到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青睐，双方签署出版合同，规划总书75万字。郭延礼很快开始昼夜兼程地调研、写作、修改，他的爱人朱云雀负责誊稿和电脑录入。多年的准备，终于等来开花结果的一天。《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出版前夕，《文史哲》刊登了郭延礼这部著作的“自序”。他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写道：“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光辉总结，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80年全部文学创作表明：近代文学是作家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下经过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觉醒的、蜕变的、开放型的文学。”郭延礼对中国近代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的学术定位，不仅体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标准，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赋予研究者以“新的眼光”对“新精神”的探索。在这部160余万字的断代文学史巨著中，郭延礼将中国近代文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学、西方文学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多重背景下进行整体性审视和把握，并将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纳入研究体系，打破了中国文学史书写基本局限于汉族文学史的旧有格局，开创了中国近代多民族文学史写作的体例，影响了此后中国近代文学史书写知识谱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奠定了郭延礼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它的完成对郭延礼而言，是为自己建立起观察近代文学的整体观念，并且开启了此后的几个研究领域——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和中国近代女性文学。而这都是在整体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过程中发现的重要课题，他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无怪乎黄霖先生评价，从前期的准备到之后对“三大文学方阵”的充实，《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其实构成了郭先生毕生研究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充实中国近代文学“三大方阵”
在近代文学研究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女性文学“三个方阵”的持续关注和系统研究，是郭延礼近代文学史重构与学术突破最引人注目之处。
1994年，调入山东大学工作的郭延礼首先将近代翻译文学作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他曾不无自谦地说，自己并不是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最佳人选，但通观中国近代文学，郭延礼意识到，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极其重要的一翼，只有对翻译文学了解得比较清楚，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路径的形成问题。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他进入到翻译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郭延礼用了两章篇幅写翻译文学，但主要是点上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整体风貌，他从书目入手，检对翻译作品的单行本，再去翻阅旧报刊，试图从这些基本史料入手，构建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原初图景。前后大约五年，这部在郭延礼记忆中“写得最艰苦的一部书”终于完稿，1998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翻译研究丛书”中出版。在这部书里，郭延礼以各体翻译文学的研究为经，以著名翻译家的研究为纬，力求全面呈现近代翻译文学面貌。他从尘埋的史料中发掘出陈鸿璧、黄翠凝、薛绍徽、张默君、罗季芳、凤仙女史、汤红绂、陈信芳、听荷女士等一批女性翻译家，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提及的男性翻译家，如戢翼翚、吴梼、陈嘏、奚若、应时、李石曾等，呈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近代翻译文学家阵营。
此书甫一出版，很快赢得文学史和翻译史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赏，被誉为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在资料的丰富翔实、资料使用的准确可靠、论说的条贯、持论的平正方面，堪称翻译文学史写作的范例”。而有了翻译文学研究作基础，他接下来着手西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就水到渠成了，1999年出版了《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和《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等著作，不断深入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学。不过，郭延礼对自己的近代翻译文学已有研究仍不甚满意，最近两三年，他正着手重写“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了此愿。
2005年前后，年近古稀的郭延礼先生为弥补中国近代文学第三方阵研究的不足，开始将重心转向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这项工作开始之时，郭延礼先生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写一本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专著，一是编一套《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2007年，郭延礼首次提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这一文学史概念，之后不断通过史料搜集、文本分析来完善这一提法。2016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出版。在这本书中，郭延礼详论了1900—1919年间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四大群体，充分展示了近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形态和成就，进而解答了中国女性文学如何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一重要问题，也证明了“五四”之后女性作家群星闪耀与近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2021年，郭延礼主编的640万字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出版。这是海内外第一次对中国近代女性文学进行全面系统搜集、整理与评价的代表性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资料整理和出版的空白。至此，郭延礼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两个目标全部实现，而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女性文学“三个方阵”的研究全部补足，科学、系统的近代文学学科格局和知识谱系建构也基本完成。
回顾郭延礼60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可以发现，其成就的取得与他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学术视野密不可分。强烈的学科意识和整体性学术视野，是郭延礼近代文学研究的主旋律。郭延礼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还表现在对近代文学学科独立属性的强烈认同和执着坚守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面对文学研究界兴起的一股重写文学史热潮，郭延礼敏锐意识到相关讨论对中国近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冲击，一些模糊学科界限的观点引起他的重视。为了向学界展示中国近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合理性，他在21世纪初开始了《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写作，向学界展示中国近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合理性。2011年，郭延礼又专门撰写了近四万字的长文《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他对近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考。这些著述有力捍卫了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构建的学科根基和知识谱系。因而在河南大学教授胡全章等后辈学人眼里，郭延礼毕生研究就如中国近代文学的大百科全书，从这部“百科全书”出发，思考古今、中西、新旧、文白等重要问题都可以有所感悟和启发。
正如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关爱和所说，“希望有更多的读书的种子种入近代文学的学术泥土，以后长成像郭先生这样的参天大树。而学术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永续”。
（感谢济南大学郭浩帆教授、山东大学李开军教授为本次采访郭延礼先生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