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年）：生于天津，原籍江苏常州，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曾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代表作有《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话的文法》《国语留声片课本》《季姬击鸡记》等。
    从1916年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中国语言的问题》到1979年出版《通字方案》，赵元任在60多年的时间里为提高我国国民语言能力殚精竭虑。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以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为己任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赵元任等人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长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剥夺了广大民众接受教育、学习文化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规范与推广，国语罗马字的制定，文字改革这几件大事与白话文运动可以相互配合，是新文化运动与民众切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也是民众最为关注的大事。
    其实早在1916年，赵元任就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每个国民应该掌握四千到五千个常用词，能读懂书面语并能应用，除了能讲当地的方言外还要能讲共同语，但极少数国人能达到这种要求。因此，要改变现状，一方面要加强中国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赵元任希望通过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使广大民众摆脱文盲状态，让中华民族共同语及其文字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建设新文化。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践行自己的主张。
    赵元任参加了当时国语统一和推广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对中华民族共同语和各地方言进行了科学研究，推动了共同语的规范标准制定和国内外传播。同时，在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定、为新诗谱曲和新音乐的创作等方面，他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与胡适是好友，赵元任曾表示胡适的白话文写得不够“白”，胡适的白话文实际上文白夹杂，并没有做到胡适自己提倡的“我手写我口”。而赵元任长时间坚持用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写作，创作新诗、做翻译工作等，身体力行影响着国民提高听说读写语言能力。
    语言文字的重大变革不仅直接关系到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命脉和文化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语标准的确立和推广、汉字的简化，大大推动了国家普及教育和现代化进程，促进了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在国语罗马字等拼音方案基础上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国内外中文学习者的辅助工具。今天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赵元任等新文化运动进步人士的研究和奉献密不可分。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赵元任从小兴趣广泛，尤其痴迷于语言学习。后来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保持着对语言和音乐的爱好，挤出时间学习世界多种语言和中国各种方言，学习音乐知识并进行歌曲创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其中《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广为流传，为我国现代音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系统掌握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知识之后专攻语言学，首开我国系统科学调查汉语方言的先河，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实事求是，是赵元任从事学术研究科学精神的核心。“言有易，言无难”是赵元任给其高足王力在清华国学院撰写的研究论文的批语。这一批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要符合语言事实，在没有全面深入调查之前不要轻易下结论。语言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有大量的语言调查材料支持。
    中国历史上有文人做过一些语言调查，但由于缺乏科学记音手段，很难如实记录语言的语音面貌。赵元任则用现代语音学符号和现代语音分析工具，调查记录和分析了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从1927年开始，他计划开展全国性的方言调查。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主任后，建立了大型的语音实验室。从1928年起，他先后开展了两广方言调查、徽州所属六县方言调查、江西省56处方言调查、湖南方言调查、湖北方言调查。这些调查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也为了解当时的语言国情、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赵元任在调查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还注重用科学的方法细致分析语言结构，揭示汉语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结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五度值标调法就是赵元任开创的用数字标调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大量调查和实验研究过程中，在记录调值时把声调曲线画在音乐五线谱图上产生的。赵元任用七弦琴做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再用画格子临法帖的办法，按原样改画到一般的五线谱上面，形成五度值标调法的雏形。1930年赵元任在国际语音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一套标调的字母》，正式提出了五度值标调法。这一方法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对各种声调调值的描写、分析和研究中。现在普通话的标调，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主张不同文化要相互学习
    赵元任学贯中西，具有多语转换能力。他活跃在国际语言学界，是拥有学术话语权的领军人物。他还与国际上许多其他学科的顶级学者有过学术交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其成功经验除了语言天赋、后天的多语转换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有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在痴迷中华语言文化的同时，也热爱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化；二是有献身学术的精神，不为名利所动；三是具有海纳百川、包容持中的伟大胸怀。
    赵元任热爱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化，他主张不同文化要相互学习、和谐相处。当然，他也反对对中国语言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士随便发议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说三道四”。他批驳过西方人士有关汉语语法缺少形式主语导致中国人缺少考察客观中性物质能力的谬论，以及对中国音乐无知而瞧不起中国民族音乐的西方人士。
    赵元任献身学术研究，不求名利，在学术上不走极端，具有博采众长、变通包容的胸怀，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勇气，淳朴稳健、求和持中的学风。他曾用数学函数概念来阐释古人持中学说的合理性：中国自古以来就讲中庸之道，古希腊人也喜欢讲凡事要有节制，亚里士多德也有持中的说法。所谓中不一定是正当中。如果把最大值看成是最佳点，那么最佳点可能在两头，也可能在中间，如果中庸的中字不限于正当中，只要不在两端就叫“中”，那么从统计概率上看中间当然居多，两端居少，中庸在算学上是有根据的。赵元任更是把中外哲人的持中思想运用到治学之中，不轻易否定别人的观点，古今中外不同方法他都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也是他一系列研究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并且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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