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来买了许多旧书、旧报和复印资料，其中包括影印版的《大公报》（天津版）第139分册（1937年7—12月）。
    据“影印者（人民出版社）说明”称：《大公报》于1902年创办，1925年12月—1926年8月停刊，1926年9月续办，“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1937年8月，日军侵占天津，移至汉口出版。汉口沦陷后，又移至重庆出版。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在天津复刊。1949年1月停刊。
    《大公报》139分册汇集的报纸从7月1日开始，至12月31日终。7月的版面上，有《图书副刊》（周四出版），《文艺》（周三、五、日出版），《史地周刊》。此外，还有《经济周刊》《医学周刊》《科学副刊》《电信特刊》《家庭》及《每日画刊》。最后这个画刊，其实不是“画”，而是摄影，且以新闻摄影为主，有时还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7月5日的《每日画刊》，刊登了7幅照片，题目分别是：溪口雪窦寺、中隐潭之瀑布、瀑布的源头、妙高台，在雪窦山休养之张学良、张夫人于凤至女士近影，千丈岩下之雪窦。
    7月9日的报纸，第一次出现对“七七事变”的新闻报道，占了一个版面的篇幅，标题大致如下：卢沟桥中日军冲突；外交部提口头抗议；交通昨大受影响；各地民众甚愤慨；北平市内人心镇静；卢沟桥事件（社评）。
    分册中的《大公报》，7月25日这期之后的再一期，就是9月18日的报纸了（实则出版到8月5日后才停刊）。9月18日这期的第一版，有“本报启事”，大意为：因平津沦陷，暂时停刊，特将津版移汉发行。报馆的地址是：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润里2号。
    “启事”下又有“本社在汉出版的声明”，其中提到，机器不够用，纸料也缺乏，遵令每日只出一大张。希望全国各界充分利用这一张纸，尤其盼望平津流亡学生、留日归国学生，以及广大文化界，在前线或后方做各项工作的各位，与我们保持联络，给我们投稿或通信。
    随后刊发的是长文：《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
    前面提到的几种副刊，均已停办，新创办的《战线》副刊在1937年9月18日的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出现。稿约中称：欢迎投寄富有战斗性的报告文学、诗歌、速写、杂文、戏剧、木刻等作品。第一期《战线》，占半版篇幅，刊发的作品及其作者是：《我们的信念和态度》（编者）、《新的“九一八”》（胡绳）、《一段故事》（博毅）、《“九一八”在洗刷中》（张汹）、《老家》（朗诵诗，锡金）、《做一名哨兵》（徐步）。
    此后一个月，冯乃超、杨朔、光未然、聂绀弩、高兰、白朗、罗烽、子冈、徐盈、史东山、穆木天、胡风、萧军、萧红等名家的抗战题材作品相继在《战线》上出现。抗战题材的木刻（版画）作品也频繁刊发，见报率最高的木刻作者是秦威，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美术家。
    胡风和萧军的文章，刊于10月19日的《战线》。这天，是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胡风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萧军文章的题目是《谁该入“拔舌地狱”？》。10月20日的《战线》，刊发萧红的《逝者已矣！》，高原的《他像一面壮烈的军旗》（诗歌），刘梦秋的《鲜红的血液中——纪念鲁迅先生》，还有一篇白朗的《弃儿》。10月28日，《战线》刊发萧红的《八月之日记一》（上）；29日刊发日记一（下）；11月3日刊发《八月之日记二》。1938年8月26日，刊发萧红的小说《汾河的圆月》。这是萧红的作品最后一次在《大公报》发表。从《萧红十年集》（林贤治编注）中可以看到萧红与《大公报》副刊持续两年多的关系：散文《索菲亚的愁苦》，发表于1936年4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诗歌《拜墓》，发表于1937年4月23日《文艺》副刊。此诗收入《萧红十年集》时，题为《拜墓诗》。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不知最初发表时，是否有这个“诗”字。
    这些年来，萧红的作品集已来回反复地出版了若干版本了。《萧红十年集》是收集萧红作品较全的一种。但是，《逝者已矣！》及日记两篇，都不在“十年集”中，也不在我看过的其他选本中。我对萧红作品的关注，持续有年，有40年了，若不是因查阅他人资料而翻到《大公报》1937年的合订本，还不知何时才能看到《逝者已矣！》及日记两篇呢！为此，我决定写一篇书话。撰文时，又上网查看，获知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贤治编注的《萧红全集》，三卷本，比《萧红十年集》增多了一本，《逝者已矣！》列入其间，但没有日记两篇。此可谓“全”乎？只能说是向“全”迈进了一步吧。
    《逝者已矣！》一文在《战线》副刊发表时，文末所署的日期是：1937年10月17日。距该文的发表，只隔了3天。据此钩沉一下萧红那段时间的行踪，该也不算八卦。1937年9月，萧红与萧军躲离战火中的上海，来到武汉，借宿在蒋锡金家（武昌小金龙巷）。当时身为财政厅科员的蒋锡金，经常在外奔忙，组织诗歌朗诵活动，“二萧”则居家笔耕不辍。他们也一同参加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包括撰稿。他们的住处，即成了《七月》的社址。颇有戏剧性的是，“二萧”写信邀来的端木蕻良，到武汉后也住进了蒋家，成了同一屋檐下的战友。
    80多年后，准确讲是2022年此时，我客居汉阳鹦鹉洲大桥边，一边校对着自己的书稿，一边翻看武汉书友新近送我的书。拙著《墓歌集》中写萧红的一文，与黄成勇君《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书中写萧红的一文，就这样在萧红的足迹上碰撞到一起。我在脑海中勾勒着当年武昌小金龙巷和汉口宝润里的地形，想象着萧红乘轮渡过江去报馆送稿，陪她同去的伴侣该是何人。那时《战线》的编辑是陈纪滢，萧红去世后，他写过《记萧红》，发表在1941年6月22日的报上。这样无边际地想着，《逝者已矣！》中的一些画面，竟似鲜活地转现在眼前了。我问成勇：武汉还有萧红活动过的遗址遗存吗？（依我的习惯，该去凭吊一下的）成勇迟疑地说：大同酒家，前些年似乎还在，是不是也拆了？
    我希望这篇小文能在武汉的报纸上首发，于是想到了《长江日报》的《江花》副刊。我也希望萧红1937年撰写的《逝者已矣！》一文，在武汉的报纸上，与爱文学、敬鲁迅和萧红、也爱报纸副刊的今人再次会面。
    附：
    逝者已矣！
    萧红
    自从上海的战事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局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前天军到印刷局去，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张七月的封面，用按钉就按在了墙上。“七月”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的字。（从鲁迅书简上移下来的）接着就想起了当年的海燕，“海燕”的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写的。第一期出版了的那天，正是鲁迅先生约几个人在一个有烤鸭的饭馆里吃晚饭的那天。（大概是年末的一餐饭的意思）海燕社的同人也都到了。最先到的是我和萧军，我们说：
    “海燕的销路很好，4000已经销完。”
    “是很不坏的！是……”鲁迅先生很高兴地举着他的纸烟。
    鲁迅先生高兴的时候，看他的外表上，也好像没似什么。
    等一会又有人来了，告诉他海燕再版了一千，又卖完了。并且他说他在杂志公司眼看着就有人十本八本地买。
    鲁迅先生听了之后：
    “哼哼！”把下颚抬高了一点。
    他主张先印2000，因为是自费，怕销不了，赔本。卖完再印。
    那天我看出来他的喜悦似乎是超过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说鲁迅先生沉着，在那天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被喜悦鼓舞着的时候也和我们一样，甚至于我认为比我们更甚。（和孩子似的真诚）
    有一次，我带着焦躁的样子，我说：“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是什么人……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于是说着，我不但对于自己，就是对于别人的作品，我也一同地起着恶感。
    鲁迅先生说：“忙！那不行。外国作家……他们接受的遗产多么多，他们的文学生长已经有了多少年代！我们中国，脱离了八股文，这才几年呢……慢慢作，不怕不好，要用心，性急不成。”
    从这以后，对于创作方面，不再作如此想了。后来，又看一看鲁迅先生对于版画的介绍，对于刚学写作的人，看稿或是校稿。起初我想他为什么这样过于有耐性？而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所常说的：“能作什么，就作什么。能作一点，就作一点，总比不作强。”
    现在又有点犯了这焦躁的毛病，虽然不是在文章方面，却跑到别一方面去了。
    看着墙上的那张七月半封面上站着的鲁迅先生的半身照相：若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对于这刊物是不是喜悦呢？若是他还活着，他在我们流亡的人们的心上该起着多少温暖！
    本来昨夜想起来的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并不这样写法，因为又犯了焦躁的毛病，很早地就睡了。因为睡得太多，今天早晨起来，头有点发昏，而把已经想好的，要写出来纪念鲁迅先生的基本观点忘记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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