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引人瞩目。二人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二人保持终身的友谊。《钱玄同文集·书信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钱玄同致胡适信函二十五通，迄今为止收录胡适书信数量最多的《胡适中文书信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收录胡适致钱玄同信函四十通，但二人的往来书信应该远不止于此。近年秦素银即从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辑得钱玄同致胡适信函、明信片四十七通（秦素银《钱玄同致胡适信、片四十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笔者近期在英国邦瀚斯（Bonhams）拍卖行2021年12月9日中国书画拍卖会的图录中发现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一通信函，该函未见《胡适中文书信集》以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适全集·书信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书收录，应当是胡适的一通佚函，故在此予以介绍。信函全文共计一百三十字，作于1924年2月9日，兹录于下：
玄同：
民国十一、二、十九我在琉璃厂以二百元购的这部《万国公报》从第一期至第一百三十二期，自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到一九〇〇年正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编六十六册。此报中相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史料，甚可给将来为北大作史者的研考之用。原稿曾送给北京大学收存，今把日本影印照片赠你以作纪念。
适之
十三、二、九。
胡适送给北京大学的《万国公报》月刊，除有二十余期遗失以外，剩余的一百多期至今仍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万国公报》月刊均有程度不一的缺漏，其中情况最好的南京图书馆缺六十九期，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尚有一定的差距，可见胡适此捐赠之珍贵。胡适所捐赠《万国公报》月刊第1期的扉页上有胡适亲笔书写的题记，文字如下：
《万国公报》第一期至第一百三十二期，自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至一九〇〇年正月（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分装六十六册，十一函。民国十年一月，我在琉璃厂买的。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
十，一，三一
此报中有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史料，甚可供将来为北大作史者参看。
适
此题记的背面即该期《万国公报》的英文卷期信息页，亦有胡适的说明：
各册之英文首页往往有误订者，如此页当作Vol.I，No.1，而误以第二十六期之首页当之。读者可看中文首页。
适
根据题记的说法，这部《万国公报》购于1921年1月，但是在这通给钱玄同的信中，胡适却说购于1922年2月19日，不知胡适的记忆是否有误。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由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于上海，每周一期，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办。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并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每月一期，逐渐摆脱之前的宗教色彩，发展成为一份集新闻报道、西学介绍、中外时事评论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胡适所购即是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月刊。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前后，《万国公报》陆续刊布了不少相关材料，包括《钦遵筹办京师大学堂事宜疏》《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清单》《续录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孙中堂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军机大臣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续前稿）》《京师大学堂条规》《孙中堂手定京师大学堂禁约》《筹办京师大学堂折稿》等。胡适将《万国公报》原件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将影印件送给钱玄同，显然非常重视这批材料。
胡适晚年曾对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日期做过专门的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为12月17日，恰与胡适的生日同一天，胡适1919年就曾向北大的前辈请教过1 2月17日这个校庆日是怎么来的，不过得到的答案均不能使胡适完全满意。1948年，邹树文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一文，文中提出12月17日可能并不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而是1902年复办的日期，胡适亦认同这一说法。1960年12月1 7日在台北举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庆纪念活动上，胡适再次提起京师大学堂开办日期这一问题，并请劳榦、吴相湘等北大校友协助查找资料。经过一番考证，胡适最终确定12月17日确实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办的日期。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手稿可知，胡适为研究这一问题从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等书中摘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其中“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奏陈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疏”以及京师大学堂的章程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刊布过。可惜胡适此时身处海峡彼岸，当他想要亲自“为北大作史”时，已无法再看到自己四十年前购买的这批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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