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1890年，梁启超由北京返乡时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之后，在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有一年半的时间停留在上海。可以说，梁启超与上海亦有别样情缘。
    识见正大 议论切要
    1896年，梁启超受黄遵宪之邀，欣然到上海与汪康年等人创办《时务报》。康有为说：“改办报以续会（强学会）事”；梁启超则进一步申明，办报目的是“开官智、开绅智、开民智”。
    《时务报》报馆设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最初办报资金为强学会余款2400元以及黄遵宪自捐1000元。为专心《时务报》工作，梁启超推托了不少美差：大臣伍廷芳出使美、日等国，恳请梁启超为二等参赞；日本横滨华侨创办华侨子弟学校，时贤荐梁启超为校长；张之洞欲招其为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每月供给1200两白银薪金。
    梁启超为《时务报》付出巨大心血，“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最大贡献，当数他的如椽大笔。《时务报》发政论文章133篇，梁启超撰写57篇。他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和变法措施，鼓吹开议院、兴民权、倡女学、开民智。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当数《变法通议》，从创刊号起连载43期，猛烈抨击因循守旧思想，大声疾呼改革，认为变法顺天应人，“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并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梁启超的文字深入浅出、直抒胸臆，笔锋常带情感，感染力极强。这些文字在今天读来半文半白，在当时却通俗易懂，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过渡文体。
    《时务报》使人耳目一新，发行量迅速扩大，在全国70个城市设代销处109个，由几千份增加到17000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也因此声名更显赫，“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两湖地区官方高度重视《时务报》。湖广总督张之洞称赞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饬令所辖各府州县订阅。这对开两湖风气特别是后来湖南维新与革命人才培育大有裨益。
    养成知识 增进人格
    在沪期间，梁启超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主要包括设立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成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子学堂等。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大同译书局陆续出版《皇朝经世文新编》《俄彼得变政记》《日本书目志》《大东合邦新义》等书。梁启超还编辑出版《西政丛书》，收录书籍32种，分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等。
    近代上海是西学中心，各种西书广为传布。为便于检索，梁启超编辑《西学书目表》，著录译书约300种，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他还发表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卓识：“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上海“不缠足会”由梁启超与汪康年、麦孟华等人于1897年6月成立，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梁启超所拟“不缠足会”章程规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法，不缠足风尚逐渐树立。
    其间，在谭嗣同、经元善等人的支持下，梁启超还参与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女子学堂，亲手起草公启、章程等。梁启超认为，女子聪明才智得到开发，是民智开化的体现。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但梁启超非常重视在上海的宣传，先后创办广智书局和《时报》等。
    广智书局是康梁以保皇会名义向海外华侨售股创办的，设在上海棋盘街中市。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1/3的股份，后来他还用书局红利资助生活窘迫的康有为。广智书局出版《英国宪法史》《世界近代史》等书，还出版《近世社会主义》，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
    1904年2月，梁启超隐姓埋名，匿居虹口一家旅馆，主持《时报》筹备工作，拟定报名、发刊词及体例。《时报》一直延续到1939年，为多个政治集团先后掌控。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为主任撰述。《大中华》月刊的宗旨是“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故对袁世凯称帝忍无可忍。1915年8月，他在《大中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一讨袁檄文，掀起了举国反袁高潮。他还谋划蔡锷到云南开展护国战争，自己则于1915年12月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秘密筹划倒袁。
    1920年3月，梁启超结束一年多的欧洲考察，思想有很大转变，提出西欧文明需中国文化去“调剂”。他在上海停留十余日，广泛宣扬这一心得，还去中国公学演讲，介绍旅欧感受。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与顾维钧等人用英文发表《天津宣言》，又连续发表《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致罗素电》，希望能引起欧美政府及国际友人的同情。他还撰写了《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等系列文章，积极为外交战略出谋划策。
    从变法维新、护国战争到反帝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1929年1月，梁启超不幸病逝。2月17日这一天，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公祭。上海的悼念仪式在静安寺举行，蔡元培等百余名流前往哀悼。
    在梁启超的心目中，上海是一座国际性的新潮城市。1902年，他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主张“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并为该刊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以作示范。
    《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设想在几十年后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今天，上海承接梁启超等仁人志士的宏愿，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正奋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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