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革命志士、文学家苏曼殊不仅与孙中山、廖仲恺、黄兴、冯自由等同盟会元老多有往来，也与蒋介石、陈果夫等过从甚密，而且和文化界的名流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章士钊、刘师培、李叔同、黄侃、沈尹默、刘半农等亦有交流。不过苏曼殊与鲁迅产生交集的史实，却鲜为人知，各类研究苏曼殊的传记、年谱，均语焉不详。
1907年夏，鲁迅东渡日本留学，曾与几位友人筹办《新生》杂志，欲借此鼓吹新文学革命。但在《新生》即将出版之时，“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去了资本”，遂使此举流产。鲁迅说的这几位友人中，就有苏曼殊。
苏曼殊是1918年病逝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的遗著相继出版，由此掀起一股“曼殊热”（鲁迅语）。日本学者增田涉在写作《鲁迅的印象》一书时，也对身为革命志士和文学家的“诗僧”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得到了鲁迅的悉心指导。鲁迅似乎很希望增田涉研究苏曼殊，在1934年9月12日致信时风趣地说：“研究曼殊和尚一定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味。”他还告诉增田涉：“此地的曼殊热，最近已略为下降，全集出版后，拾遗之类，未见出现。”“全集”即《苏曼殊全集》，编者为苏曼殊的老友柳亚子，共五集，1928年至1929年由北新书局陆续出版。看来鲁迅对苏曼殊著作的出版是很关注的。
鲁迅还将他在日本与苏曼殊交往的旧事告知增田涉。据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他（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增田涉问及此人是谁？鲁迅答：“就是苏曼殊。”从鲁迅对增田涉的介绍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清楚苏曼殊是革命志士；那鲁迅是否在日本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至今未有定论，假使鲁迅参加过光复会，苏曼殊参加革命的时间就比鲁迅还早。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或是发起人，或是重要参与者，而且经孙中山批准，他可以领取固定革命经费。
其实苏曼殊的留日经历，与革命活动密切相关。苏曼殊考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先后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会及拒俄义勇队，跟随黄兴练习射击，以备举行反清活动。1904年回国后，因保皇派屡屡攻击孙中山，苏曼殊义愤填膺，曾计划刺杀保皇派首领康有为，终被陈少白等劝止。黄兴在上海召集华兴会的部分成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实行暗杀行刺与武装起义并行的方针，苏曼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此可见，苏曼殊是个热血青年，而鲁迅的性格与苏曼殊相去甚远。我读过一则史料，言及鲁迅干不来暗杀之事，会想起母亲云云；我曾就此问题请教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先生，黄先生认为这只是传言，并没有证据支持。不过鲁迅确实说过他不擅从事暴力革命工作，1925年3月31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按照鲁迅的标准，性格散漫、不拘小节、饮食无度的苏曼殊，大概也不是“做领导的人”。在生活中严谨行事的鲁迅，对苏曼殊的生活方式是不无微词的。
与其说是微词，亦不乏调侃之意，不过鲁迅对苏曼殊并无反感。鲁迅懂日语，能用日文写作，他对苏曼殊的日语很是欣赏，1932年5月9日，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苏曼殊生于日本横滨，祖籍广东香山，其父在日本经商，其母是日本人，他的日语自然娴熟。当年鲁迅应与苏曼殊有过交谈，所以才会留下这般深刻的印象。
苏曼殊不仅是文学家，还是翻译家。除了日文，他亦通晓英文、法文和梵文，留有《惨世界》《拜伦诗选》《英译燕子笺》等十余种译著。鲁迅也是翻译家，不过增田涉的书中并无鲁迅对苏曼殊译著的详细评论。在青年时代，鲁迅便是拜伦诗歌的崇拜者，多年后他还写《杂忆》一文，回忆拜伦诗歌给他带来的影响；对苏曼殊所译拜伦诗歌，鲁迅说“古奥的很”。苏曼殊译拜伦诗歌用的是古诗体，又经章太炎润色，读来确有“古奥”之感。提及章太炎，鲁迅曾随他学“小学”（文字训诂），苏曼殊也与他结下师友之谊，不知三人在日本是否有过从？有趣的是，鲁迅与苏曼殊都对他的缺点有过批评，鲁迅曾写《章太炎先生二三事》，批评其“投壶”之类的颓唐行事，苏曼殊也对其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大为不满，可见“吾爱吾师”，但在直言不讳这点上，两人何其相似。此外，据周作人回忆，青年时代的鲁迅很喜欢读苏曼殊的《惨世界》，或许因为这部翻译作品是苏曼殊用白话翻译的。
鲁迅与苏曼殊各自从日本归国后，再无一面之缘。但1928年3月发生的一件事，又将二人联系到一起。从开明书店转来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湘影女士的一封信，大意是说自从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别后，许久没见面，望鲁迅答应与她通信并指导。鲁迅复信说自己已近十年没去过杭州，她见到的“鲁迅”决非本人。后来，马湘影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鲁迅讲演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方知与她见过的“鲁迅”实非一人。但她出示了一首“鲁迅”在西湖苏曼殊墓侧的题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落款是“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这首诗“不大高明”。
后来鲁迅请朋友调查，方知假鲁迅是当地乡村小学的老师，“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鲁迅未痛加谴责，为澄清事实只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示》，行文不乏幽默，甚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同情。而我好奇的是：这位老师怎知鲁迅与苏曼殊有过交往？西湖畔的名人墓地甚多，他为什么会到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苏曼殊的墓侧题诗？当年受鲁迅委托去调查的是青年作家许钦文，他大概不知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经过，否则将题诗的动机再问详细一些，就此请教鲁迅，当会有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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