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工作者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学者吴晗曾如是说。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着这个丰富、变幻的世界，在书写历史风云、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表彰记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各个国家都设立了不同形式的记者节或出版节。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今天，迎来了第24届记者节。
“记者”一词古已有之
在我国，目前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记者”一词至迟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但《管子》中的“记者”意为“记录的事”，而意为“做记录的人”的“记者”最早出现于晋代。
关于我国记者这一职业的诞生，新闻史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源于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即中国唐朝的邸报。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那时印刷工艺比先前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社会与技术的进步为唐朝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朝报纸名目繁多，有“进奏院状报”“状报”“报状”等——我们统称为邸报。
北宋范仲淹是最早使用“邸报”一词的人，之后一直沿用。在《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中就提到过“邸报”：“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贾政所看的“字纸”，就是我们所说的“邸报”，清朝末期，邸报就消失了。那些负责发布邸报的人当时并不叫“记者”，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已然可以被视为最早的专职新闻工作者。
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记者，源于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十四、十五世纪由于文艺复兴思想萌芽，整个欧洲社会发生变化，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及欧洲其他各大城市的贵族、商业领袖，及有财势的社会人士，急于探知和掌握世界各地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的政商资讯。16世纪时，威尼斯成为欧洲的交通与商业中心，一些精明的威尼斯人专门采集有关政治事件、物价行情、船舶启航等方面的信息，整理后公开售卖，手抄报由此诞生并在欧洲风靡一时，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法兰克福、马德里、里斯本、伦敦等地均有手抄报发行。1566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单张《威尼斯公报》每份售价为一枚威尼斯硬币“格塞塔”（Gazetta），后来，“格塞塔”就成为西欧“报纸”的同义词。那些以搜集和售卖新闻为生的人被后世称之为“报告记者”“手写新闻记者”或“报纸记者”，这也是现代记者的前身，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者。手抄报兴起初期，许多诗人、作家、传教士也偶尔客串记者的角色，对重大事件进行记录，记者和编辑、出版人之间并无明确分工。
17世纪，英国经济加速发展，中产阶级崛起，新闻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彼时的新闻记者，其实是被称作“报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随着英文报纸《科兰特》的出现，记者的工作由出版商转为文具商所承担。直到19世纪，随着美国商业报刊、通讯社产生以及大众报业崛起，新闻事业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日渐形成的“新闻专业主义”包括一系列专业理念、职业操守、行业技能等。此时，记者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从社会分工中确立下来。
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记者”，则源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彼时日本新闻界开始频繁使用汉语中的“记者”一词指代新闻人，十余年后，中国报人通过译报以及与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这一术语，并将之载于华报之端，随后为国人所知。当时，外交家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的《日本国志》一书以及《清议报》《申报》等国内报刊，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传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其中，专职的“记者”一词首见于1905年《申报》的观点在行业内广泛流传，但学术界对此观点存在不同的声音。
见证历史改变世界
民国时期，我国掀起一股办报高潮，记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精神也逐步提高，涌现出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一批优秀的记者，他们皆铮铮铁骨、坚韧不拔，甚至为追求真理付出生命，让“记者”真正在社会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使记者这一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尊重。
生于1886年的邵飘萍是中国早期记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10月，他在担任《申报》记者和创办新闻编译社的基础上，在北京创立《京报》。在《京报》编辑部，邵飘萍挂出了自己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条幅，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为五四运动呐喊助力。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一连数月在《京报》上报道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在李大钊等人的介绍下，邵飘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随即大肆抓捕革命志士，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遭到诱捕，4月26日凌晨，在北京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年轻的新闻记者成长起来，肩负起责任与使命，以笔作武器，继续投身于战争的烽火之中。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的他向夏衍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团结爱国新闻工作者，组织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经胡愈之、夏衍、羊枣等同志的酝酿，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并推举优秀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
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长江、羊枣、夏衍等人在一起协商，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上海硝烟弥漫，在山西南路200号南京饭店，15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在隆隆炮声中庄严地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正式成立。1938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更名“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组织中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们活跃在抗日战争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的百万兵”，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后不久，便组织了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采访行动——台儿庄战役采访行动。在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中，艰苦鏖战的抗日前线聚集了几十位各地而来的记者，新闻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台儿庄日军被击溃的消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刊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并为此次作战留下了翔实的记载。
新闻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同志曾为新华社等媒体撰写过许多重要新闻和社论鼓舞军民士气。《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是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即将胜利时，毛泽东撰写的一篇新闻稿，原载于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记者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更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向台下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一同站在城楼上的一位美国人引人瞩目，他便是传奇记者埃德加·斯诺，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埃德加·斯诺身为一名记者不仅爱好和平、主持正义，还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期间采访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贺龙等领导人。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至今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本书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引起极大轰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吸引大批被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所感召的中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
1970年，毛泽东接受了埃德加·斯诺5个小时的专访，正是在这组后来发表于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报道中，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他访华的明确信号。一年多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斯诺去世后，遵照他本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葬在了中国。时至今日，依然有人称赞他“改变中国革命舆论环境”，也有人称他是“改变世界的传奇记者”。
中国记者节变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有记者节。那时的记者节并不是11月8日，而是9月1日。“九一记者节”诞生于“国破山河在”的那段岁月里，是新闻界的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抗争而来的。
1924年，刘煜生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该报消息灵通、记载翔实，因此在社会上广受欢迎。1929年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成为省会报纸，地位和影响也随之上升。在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令各县设立毒品缉查所从中抽税，刘煜生对此公开批评，因而为顾祝同所忌恨。彼时，《江声日报》的副刊《铁犁》经常刊登一些不满当局的文艺作品，顾祝同便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后以“宣传共产”的罪名于193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枪决。
1933年1月22日，上海《申报》刊载了刘煜生被枪决的消息，随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抗议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发出《切实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届时开展一系列活动。这一倡议很快便得到了各地新闻界的响应，都在9月1日开展纪念活动，甚至扩及海外华侨新闻界。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记者节”。但由于当年没有确定具体日期，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一直没有专门庆祝过“记者节”。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列入了“记者节”。这个办法公布后，各地新闻工作者都希望确定这一节日的具体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中国记协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中国记协代表着全国55万名新闻工作者，以其成立日11月8日作为记者节日期比较适宜。中国记协将此意见上报后，中宣部、国务院先后批复同意这个日期为记者节。
（节选自北京日报2023年11月8日《记者 秉笔写春秋》一文。作者单位：路鹃，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子涵，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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