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对现实经验的重新编码，阎真在新作《如何是好》中实现了恰合时宜的意义生产，“镜”的现实写真与“灯”的内心观照得到了和谐的表现。在“活着之上”的精神追问之上，《如何是好》根据新变的时代语境，镜面式地反映了边缘化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给出立足于人生哲学的答案，以较强的互文性完善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综合性体系。阎真将主人公许晶晶经常仰望的星空寓言化，如“灯”般观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欲望纠葛与权力追求将当代知识分子拉扯，但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使其价值认同在生存理想失落中立根。自我主体不应成为消费对象，不应成为社会景观符号化的操控之物，当代知识分子跳出了被看对象的身份，实现了具有精神内容的主体对世界的反视。尽管当代知识分子的反视并没有完全解构生存逻辑的固化圈套，但他们通过自我改造和自我建构，在时代困局中做出了浮士德般向上的生存抉择，达成了对人生意义的超越性体验。对1980年代参与过丛书出版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时代的丛书出版总体上可以看成是对其时思想地形图的表征。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征就是，1980年代的名目繁多的丛书，很多影响较大的都不是或不仅仅是由中央一级的出版社完成的。《走向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丛书自不必说，其他有代表性的还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开放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三原色》丛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面向世界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美学译文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学汉译名著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这当然不是说中央一级的出版社没有参与到丛书的出版规划当中，而只是想表明，如果说丛书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这一盛举是由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的各个出版社、多种力量共同完成的，而非某些人或某个群体主导的。这显然与20世纪50至70年代不同。若此，也就意味着，1980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丛书出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且耐人寻味的角色。
一
这里首先有必要从1980年代的出版格局谈起。1980年代的出版格局与1950—1970年代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地方出版社的地位的提升和功能的变化。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1950—1970年代，地方出版社一直按照“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方针进行运作，1980年代则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二是，地方出版社从原来的一省一社（即各省人民出版社），到各专业出版社（比如各地的文艺出版社等）的建立。这两个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地方出版社在全国出版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地方出版社也可以参与到同中央一级出版社的竞争当中来。而这也意味着，中央一级的出版社因为某些政治、政策上的不明朗，有些不敢出、不愿出的文体，地方一级的出版社可以或能够出。而事实上，因为中央一级的出版社更具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引导功能，所以有些意识形态倾向不很明朗的图书只能由地方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套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是当时的畅销书，但也有争议，正如编辑者所言，“把‘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担心‘走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去了”，“对‘走向未来’的‘未来’，产生了狭隘的过敏性的误解，以为这个‘未来’就仅仅是西方流行的科幻性的‘未来学’，深恐这个玩意儿干扰四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的矛盾及复杂，争议说明意识形态内涵不明，而畅销则意味着深得人心，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情况，表明的是人们的需求同主流意识性所能提供的之间的距离，但即使如此，出版社并没有停止对该套丛书的出版，而是一直坚持到1989年。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这样理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虽然担有风险，但同样也是一种机会，对于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全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应该说，《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从出版社的角度看，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带有分包性质的出版形式，即编委会规划并设计选题，然后交由出版社出版。从编委会的角度看，则是自己设计选题，然后寻找合作出版社。编委会先找到上海的出版社，最终落户四川（人民出版社）。就编委会和出版社的关系而言，它们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丛书最后落实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显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
1980年代的丛书出版中，编委会这一体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在1950—197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1990年代以后，市场导向下的编委会制度只是短暂性构成，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编委会策划的丛书没有市场，或市场前景不好，则很难持续下去，也很可能出版了前面几种就不得不告停。在1980年代，丛书编委会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现象。编委会成员中虽有出版社的人员，但主要是出版社之外的。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松散的组织。比如说《开放文丛》：“这套丛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眼于‘以立为主’，进行新兴学科建设的尝试之一，由所内外部分研究人员和花城出版社有关同志组成编委会，并为共同的目标进行真诚的合作。”这里仍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例。他们采取的是编委会选题、组稿、审稿，与出版社决策和终审相结合的出版体制。出版社在这里充当的是从旁协助（出版社专门成立了丛书编辑室）和把关的功能，这与传统形式上的出版社从选题到出版各个环节一揽子主导明显不同。在这当中，虽然出版社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但编委会的主体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被提出：第一，出版社为什么会主动“放权”？第二，编委会在丛书出版中的主体性说明了什么？这里还是有必要从地方出版社在1980年代的定位变迁和编委会的构成入手。就像当时上海的一位编辑所言，当《走向未来》丛书找到上海的出版社的时候，上海的出版社因为一种“老大自居”的心态，并未接受，但四川人民出版社却接受了。这里的原因，固然有“老大自居”的心态在起作用，固然存在“捕捉时代信息的灵敏度和责任感”不够，但这只是表象。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央一级（上海的出版社很多时候被作为中央一级的同等看待）和地方出版社的等级秩序和格局差异。传统等级秩序造成中央一级出版社在感受时代变迁方面的“敏感度”上，相较于地方出版社，不是不够，而是不能。它们要承担更多意识形态引导的“责任感”，是“责任感”导致了它们的相对迟钝。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并目睹其他出版社比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获得的成功，它们才会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在《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后（1984年起开始出版），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才会出版带有新学科或跨学科性质的丛书。在这之前，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虽影响很大，但仍是带有保守倾向的丛书，因为在1980年代，这一套丛书主要收录西方古典学术名著，而很少甚至几乎不涉及现代部分。这一倾向表明其谨慎态度。在这里，考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的渊源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源于1958年陈翰伯领导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规划的书目。这一情况表明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内在延续性。相比之下，《走向未来》丛书则主要是1980年代的产物，带有1980年代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向未来》是横空出世，而只是表明《走向未来》丛书的1980年代性质。事实上，在1950—1970年代，或者说该丛书出版之前，有关“三论”的书籍即已有出版，只不过，在这之前，有关“三论”的讨论，还大多只限于自然科学领域，是《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次集中把新的方法论带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这是它的贡献所在，而也正是这点，使其带有1980年代的性质。
出版社的主动“放权”，一方面带有1980年代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到同其他出版社的竞争中去。这样一种竞争的有效性，很多时候是通过编委会的成员构成来体现的，也就是说，虽然出版社是地方的出版社，但编委会成员却大多来自北京。《走向未来》丛书自不必说，其依托于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编委会在北京。可见，出版社的主动“放权”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值得玩味，相当多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的总序后面总会落款“北京”。
地方出版，但编委会成员或主编却在北京，这是1980年代的丛书出版中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说《开放丛书》主编何新，副主编张文达、戢克非、高质慧，《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李泽厚、庞朴，《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主编徐崇温，《三原色》丛书主编董光璧，《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何维凌，《美学译丛丛书》主编李泽厚，《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齐鲁书社）主编辛冠洁，《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季羡林、周一良和庞朴，《哲学前沿系列书》（重庆出版社）主编刘大椿，《开放文丛》（花城出版社）主编杨匡汉，等等。地方出版，而又凸显“北京”，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面看来有些错位，但细细分析便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对当时思想情势的综合考虑和对策略的选择。1980年代的思想界，表面看来十分活跃，但其实充满各种未定因素，很多都带有摸索的意味（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子过河”即此）。而丛书出版不同于单行本的地方，在于其明确的意图和倾向，这对于当时北京的中央一级出版社而言，却是不容易把握也不敢轻易定夺的，因此从地方打开缺口就成为一种较好的策略选择。但思想界不同于经济的地方在于，经济变革可以自下而上，思想界的变革却必须是有理论先导或主导的，因此北京和地方的结合就成为可能。可见，这当中体现的无疑是中心与边缘的变动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以中心位置、边缘姿态的形式展开的出版实践。没有北京的中心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北京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却又是相对保守或趋于游移的，这就需要从边缘入手，因为边缘的位置决定了其带有实验或试验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丛书出版所呈现出来的繁荣，虽然带有各地“争雄”的形象特征，但其实仍是北京主导的，是北京（包括上海）文化界内部争鸣的表征。
二
编委会在丛书出版中的主体性，主要说明了三点。一，这是以集体意志或集体认同的形式展开的文化实践，换言之，其所建立的是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而这也说明，1980年代并非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1980年代的多义性体现在流派的多变共存上。二，这是以集体认同或流派的形式参与到1980年代的论争中去的文化实践。这样一种以编委会的形式建立集体或群体的主体地位，是当时文化上或思想上争鸣的表现形式。三，这种集体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代际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这里有所谓的老中青三代。三代之间虽然有合作，但更多是竞争关系。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丛书编委会构成中的编委和顾问的关系。1980年代的很多丛书都同时设有编委和顾问，比如说《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编委会，顾问是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梁漱溟，主编是庞朴；《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顾问是杨周翰、李泽厚、庞朴，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面向世界丛书》顾问是宦乡、于光远、龚育之、陈鼓应，主编是袁澍娟、沈恒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顾问李慎之、金克木、戈宝权，主编李泽厚、庞朴，副主编刘东、姚大力；《中国学汉译名著丛书》顾问是楚图南、包遵信、庞朴、高崧，主编是邓正来、群懿，副主编是吴亻隽深、兰仁哲、邵景春；《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顾问是陈一咨、田森，主编是何维凌，副主编黄晓京、王文仲；《开放丛书》顾问李泽厚，主编何新，副主编张文达、戢克非、高质慧；《哲学前沿系列书》顾问是石俊、苗力田、肖前、罗国杰、夏甄陶、黄顺基、陈先达，主编是刘大椿；《太阳神译丛》顾问是梁漱溟、冯友兰、贺麟、洪谦，主编是范进，副主编是姜兴宏；等等。虽然说，这些丛书的顾问只是一个象征，很多时候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恰恰是这象征说明1980年代的整体思想状况和格局。很明显，顾问在年龄和资历上一般比主编、副主编大，也更为德高望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年纪轻的在学术观念和思想上与他们一致，他们之间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说其是合作关系是因为他们共享一个前提，即四个现代化以及新时期共识，说其是竞争关系则是因为主编和顾问的理念往往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明显不同。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甘阳代表的是西学派，而其顾问李泽厚和庞朴则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派，他们当时是一种典型的争鸣、竞争关系。或如王学典所言：“大体上说，‘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有两拨人在推动：一拨是所谓‘主将’系列，另一拨是所谓‘急先锋’系列。在‘主将’系列中……恐怕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在他看来，甘阳等人则顶多只能视为“急先锋”了。王学典之所以这样判定，是因为在他看来，今天在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的“重构”中，甘阳等人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在王学典的逻辑中，如果没有“主将”的旗帜性的作用，“文化热”是不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的。“今天看来，只有李泽厚、庞朴和王元化的作品，最足以传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将人直接带回那个时代。”可见，这一竞争关系表现在，年青一代要在中老一代的支持下开始他们的探索，而中年一代则又要在年老一代的影响下前行，年龄更大的一代则作为象征，比如说冯友兰、梁漱溟、洪谦、张岱年、季羡林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竞争关系还表现在对“青年”的争夺和构筑上。
当时很多丛书的读者目标都定位于“青年”，比如说《面向世界》丛书《编者的话》中所说：“它是奉献给……大专院校学生，以及广大青年读者的世界知识文库。”在这里“青年”一词的构成十分含混。这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召唤结构，读者可以把自己认定为“青年”。《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这样说道：“《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一种“青年”的定位和召唤，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的总序《致青年朋友》中：
我疾步向你们走来。
在你们肩上，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在你们四周，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喧响。在你们眼中，无限美好的未来在闪光。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你们是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你们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热情为我催生。
我向你们走来，面向着现代化、面向着世界、面向着未来。我熟悉你们的面孔，热爱你们的心灵。你们是新型的探险者、实业家、诗人、思想家，你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企求改革的勇士，你们是匍匐于人类文化的田壤，矻矻地收获与播种的耕夫。是的，你们，只有像你们这样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热爱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个面向。
……
我向你们走来，开始了充满希望的航行。大学生的宿舍，自学者的斗室，校内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龙，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公民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许我和你们一样未脱稚气，因为孕育我的，是一颗颗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心；把我奉献给你们的，是一双双和你们一样探索的手。我向你们走来，正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前进。
这简直就是一篇当代版的《少年中国说》，其构筑的“青年”形象，可以和梁启超的“少年”形象比拟，但又明显不同。这里有召唤，有构筑，有对话。这段话以一种“自我寻唤”的方式“寻唤”青年。“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你们是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你们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热情为我催生。”似乎先是有“你们”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我”是应“你们”而生，是为了满足并服务于“你们”的要求而生的。
但事实上，这里的“我”和“你们”都很虚幻不实，都是需要不断被追问和确认的。首先，这一套丛书，还正在规划当中，并没有完成全部的出版，这是一个有待完成和正在完成的状态，不是完成时。其次，作为读者的“你们”，也是不确定的，也无法预料。那么这样一个两方面都不确定的存在对象，为什么要着意去塑造和构造呢？显然，这只能从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重构和争夺角度去理解了。因为这一套丛书由中国最具有权威和象征性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这一丛书出版之前，已经有了众多影响很大的丛书面世，比如《走向未来》丛书，比如《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比如《面向世界》丛书，等等。特别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及其所带来的“新学科”和新的方法论的冲击，使得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重建和争夺就成为一个命题，被提上日程了。而对于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重建而言，其核心或焦点主要是在“青年”这一群体身上，因此，争夺“青年”就成为当时丛书出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就像同是这一总序的《致青年读者》中所说的：“面向现代化绝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惟以理想和创造为最高价值，以祖先的大地为家，才不致如落花流水，做无根的漂泊者。”显然，这段话透露出某种隐隐的忧虑和担心，担心“青年”会“贪新骛奇”而走向歧路，患上“现代病”。而事实上，所谓的“贪新骛奇”，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的封底关于丛书的内容介绍中已有表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让“青年”不致“做无根的漂泊者”，引导“青年”，或者说争夺“青年”就成为任务被提出。可以说，正是这一引导和争夺构成了《三个面向丛书》的意识形态目标。它要在这一“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的“新潮”中占领高地，重新夺取“青年”。
那么问题是该如何争夺呢？这一套丛书采取的是一种以“自我寻唤”的方式“寻唤”青年的策略。这一策略遵循的机制是，在一种相互指认的镜像结构中，完成自我寻唤和对他者的建构。因为“我”和“你们”其实都不具象，都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如若单向度地展开寻唤，“你们”“青年”应该怎样怎样，其延续的显然仍是1950—1970年代的传统，而为了显示区别于1950—1970年代那种单向度的机制，“双向塑造和寻唤”就成为一种最佳方案。如何完成这一双向塑造呢？邓小平的“三个面向”的号召就成为这一塑造的内驱力和所谓的“大主体”。显然，这里的双向寻唤，是一种典型的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主体”的建构方式，通过对“大主体”的回忆和遥想，共同完成对彼此的确认和自我寻唤。其试图达到的有两点：一是对所谓的“三个面向”和“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的结合尝试，因为，这三个面向恰好对应着三个“新”——“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如果能做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封底》丛书内容简介）的话，两者的结合并非没有可能。二是表达对“青年”的期望和塑造，这是在塑造青年，也是在构造青年。用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塑造“青年”，这些“青年”的“好主体”是那些“探险者、实业家、诗人、思想家”，他们可能存在于“大学生的宿舍，自学者的斗室，校内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龙”。它遵循的是一种镜像结构，在相互映照中塑造。当然，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丛书的自我定位。两者，是在一种不断的期待和不断的调整中，最终完成相互的塑造的。但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首先是塑造“青年”，然后是自我定位。“我”是谁是在对“青年”是谁的塑造中完成的，这里的前后关系是不容颠倒的。
如果说丛书出版参与了对“青年”的争夺的话，那么这一争夺其实是以对“青年”的构筑为前提的。争夺“青年”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这是一体两面的结构。不先构筑“青年”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进行重建。
三
另外，需要看到，编委会虽是丛书出版的附属组织，但很多时候是与学派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如果编委会只是为了编辑出版丛书而设，丛书出版终结了，编委会便也解散了，这样的编委会，包括丛书，其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就1980年代而言，编委会要想显示其持续的影响，还必须构筑其学派倾向。丛书编委会与一般的流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丛书出版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学派特色。因此，学派倾向比较明显的编委会，都会在丛书总序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当时影响很大的所谓“三大丛书”就是典型。他们有相对集中的思路、共同的倾向。而像《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则以丛书出版和辑刊出版相结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学派和倾向。辑刊上的文章虽然说并不都代表或符合编委会的主张，但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空间，因此，某种程度上，丛书的出版可以看成是辑刊所开创的讨论空间的进一步延续。而像《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编委会，则是《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这一学术组织的附属形式。至于那些其他的丛书，既诉求模糊，又没有学派倾向的，则不能很好地产生影响。而这，恰恰决定了丛书影响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阶段性。
某种程度上，时效性和长效性，是考察1980年代各种丛书的一个重要指标。《走向未来》丛书是一个典型，其代表的是当时科学研究中的交叉研究，而事实上，1980年代有大量的交叉学科丛书出版，比如说《二十世纪文库》《交叉学科文库》（光明日报出版社）、《新学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新学科丛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三个面向丛书》《面向世界》丛书以及《牛犊丛书》和《文艺探索书系》等。这些丛书都先后停止出版，没有延续下去。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丛书就没有意义，其意义正体现在方法论上。而事实上，交叉学科的出现也表明了一种过渡性质。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在过渡性、探索性和实验性上。作为一种实验性丛书，其在1990年代的中断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丛书所提出的学科交叉的可能就此中断，这些丛书的编委或作者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学术研究，都受惠于这些丛书。其意义不可低估。那些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可以看成是丛书的隔代延续。
《走向未来》丛书在1989年停止出版后就没有再版。《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很大一部分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重印，甚至还有修订版。新世纪以来更是以《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的方式延续，虽然说，这里有很大的变化。而像《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在1990年代以《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的形式延续了下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延续性则更是如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亦然。从这种延续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延续下来的丛书，它们的长效性建立了19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范式。其中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文库》《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代表。这样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建立，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不同于交叉学科丛书的方法论意义。这些丛书以其持续性的影响，构筑了学术研究的本体论，从而也就形成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和倾向。1990年代被称为“学术”的时代与此不无关系。
这样一种范式，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类是理论导向范式。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为代表。这一范式表现为一种“非政治”的、远离现实的姿态。就像甘阳自己所说：“我和改革派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强调非政治的”“我觉得我们是在discourse 上造成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开始不需要成天好像还要一半的时候和这个传统的discourse作斗争，你可以直接用新的discourse、新的语言谈问题，这个是编委会最大的贡献了。”这套丛书具有一种明显的超越时代性。它超越了1980年代的改革意识形态，不再仅仅以所谓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它们的目标。换言之，1980年代的所谓“共识”——改革共识——在他们那里是部分失效的。他们其实是以普遍性的姿态在学理的层面展开，而不仅仅纠缠于现实政治问题。这一套新的“discourse”（话语）说得简单点其实就是学理，而非问题。这是以学理为导向的范式，与《走向未来》丛书代表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倾向明显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其实已经预示了八九十年代的转型。
另一类是阐释学模式，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这一模式，有点类似于《走向未来》丛书，但又有质的不同。说其相同，是因为这都是以新的方法论为前提展开的阐释，不同则是指，这一模式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问题意识，它从间接的问题意识的角度介入中国现实，就像丛书的序言所说：“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虽然这些译著都触及“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但其实是立足于阐释学的层面的。它并不追求时效性，其最大特点是，站在西方或西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西学是其方法论和出发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是其阐释对象。换言之，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是为说明西学的有效性服务的，是第二位的。借用沟口雄三的话说，这是“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把中国视为目的的范式，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当然要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即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因此这里的世界只不过是作为标准观念里的‘世界’、作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说‘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则等等。这样的‘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欧洲”。
这与《走向未来》丛书的立意及其改革立场明显不同。同样，这一模式也与理论导向模式既同也不同。同表现在，都是在从事阐释学的工作，差别只在于阐释的角度和策略不同。阐释学模式是一种直接阐释，而理论导向范式则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的策略。张旭东之所以把《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视为“阐释派”，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但这里也要看到，张旭东其实是把《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看成一个整体，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编委会的三个丛书间的差异。而事实上，这一编委会编辑的丛书中要数《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影响最大，而至于其中的《人文研究丛书》则类似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派。这一范式在1990年代以来，在文学研究上则演变为“再解读”模式，曾一度风行。
第三类范式则表现为思想史模式。这一模式以《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中国传统文化丛书》为代表。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传统、肯定传统以及试图发掘传统的现代能量。这一模式与阐释学模式既相似也不同。相似表现在，都是一种重新阐释，不同则表现在落脚点上。阐释学模式的落脚点在西学，而思想史模式的落脚点则在传统、在文化。某种程度上，这一范式也是文化史范式。他们力求建立一种文化认同，文化上的抽象而模糊性恰好可以取代这之前的政治认同和这之后的西学理论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其实是在两方面作战。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在当今和古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此重建现实的文化根基。
四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1980年代的丛书出版之所以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丛书出版有其相对完备的自足性，或者说1980年代的时代规定性。所谓的自足性是指，各丛书的出版大都有一套各行其是的选择标准，彼此间虽常常容易混淆但仍能看出其间的区别来。就丛书出版而言，这一自足性是与思想上的自觉追求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某些丛书只具有某种倾向，并没有形成学派，但在追求思想性上却是大体一致的。换言之，1980年代的丛书，虽然品种繁多而芜杂，看似混乱无序，但却不能用粗制滥造形容。正如李泽厚所说：“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期，许多人缺少阅读外文书籍的条件，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所以，一方面应该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达、雅；另一方面又不求全责备，决不因噎废食。”?輥?輳?訛在这里，表面上的实用主义背后其实是对新的思想和学说的迫切追求。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对思想的追求，形成1980年代丛书出版彼此竞逐的局面。
应该指出，这一自足性是由1980年代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重叠以及“新时期共识”的存在，使得争论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流派、各种倾向和主张，竞相登场，丛书出版很多时候都是作为流派思潮的标志出现的。也就是说，丛书出版的自足性，是内在于丛书的意图和主张的，而不是以市场逻辑为导向的。但是，这一自足性自1990年代以来很快就遭到了冲击。制造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990年代丛书出版的一个总体趋势。1990年代的《布老虎丛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编选的《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今日中国出版社），虽名为“争鸣”，但其实争鸣的可能性很小。这从其作品起印数固定在1万册左右就可以看出。1990年代的争鸣作品，起印数很多都是在1万册以内，比如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选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在1990年代前期，就起印数而言，这一套丛书的发行量大都在2万左右，而到了1994年12月版的《美神之囚》，起印数跌至7000册。这样一种起落说明，在1990年代，很多作品实际上已经很难引起较广泛的争鸣了。这样来看《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就会发现，所谓的“争鸣”云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标榜，与实际情况不尽一致。同样，那些延续到1990年代的、1980年代就开始编辑的丛书，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除西方古典学术名著外，还吸纳了大量的近代和现代学术名著。这样一种“扩容”虽增加了丛书的涵盖面，但丛书本身的自足性却荡然无存了。显然，这是以其品牌为其象征资本，市场逻辑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1990年代以来，丛书出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丛书之间的重叠和混同现象越来越明显。有些译作，以其不同的译本形式被置于不同的丛书中出版，已经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丛书出版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已经被逐渐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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