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风徐徐，漫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着周边一幢幢被岁月抚过的建筑，寻觅着书香，也寻找一种旧日的时光。
    外文书店的前身，是曾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
    在福州路中段山西南路、福建中路之间，即福州路390号，有一幢七层建筑﹙原为四层，后加层)，现在是外文书店，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创立于1917年，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创办人为沈知方。
    沈知方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着丰富的图书市场经验。1917年初沈知方辞去中华书局副经理之职，以三千元的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以“世界”之名进行图书出版和销售，1921年正式将世界书局改为股份制企业。世界书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福州路390号—392号租得店面营业，沈知方把所租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在当年也是别具特色。
    创业之初，世界书局由于势单力薄，多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书籍，和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算命等书。它也出版了一些定期刊物，有《红杂志》（周刊）、《快活》（旬刊）、《红玫瑰》（周刊）、《家庭杂志》（月刊）、《侦探世界》（半月刊）等等，这些刊物都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后来，世界书局在用心经营中逐渐壮大，也参与了各类教科书出版，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展开激烈竞争，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世界书局还出版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多为名家撰稿，曾风行一时。世界书局用廉价赠品等促销手段，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在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设分局。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二万五千元，选出了董事沈知方等五人，又设监察两人。总经理沈知方全面负责公司业务，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沈知方去世后，由陆高谊任职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1945年7月抗战胜利后，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董事会复选董事为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官僚资本进入世界书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世界书局被人民政府接管，同年4月12日在世界书局旧址成立国际书店上海分店，1958年更名为上海外文书店，营业至今。
    百腾大厦所在地，曾有座中西合璧的塔楼建筑，见证大东书局往事
    沿福州路再往东，在山西南路附近的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是大东书局旧址，以前还有座塔楼(小白楼），原是《时报》馆大楼。据黄浦档案馆《时报馆——中西合璧的奇特建筑》记载：
    “《时报》创办人狄葆贤于1921年建造新的时报馆。新馆面向东南，混凝土结构，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积4981平方米。共七层，通高25.64米。底层有欧式拱券门和爱奥尼克柱式装饰，东、南两立面均为西洋风格，上部还有巴洛克式山花装饰。在三层顶部辟有屋顶花园，种有花木，安放桌椅，供人游览息憩。东南转角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八角形塔楼，飞檐翘角加葫芦顶，但门洞为欧式拱券装饰。塔身周围挑出阳台，供游人登高赏景。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是当时上海一道奇特的风景。《时报》馆新楼落成时，民国政要和各界名流纷纷题词祝贺，孙中山题‘宣传文化’，黎元洪题‘扬光飞文’，蔡元培题‘日日新又日新’，马相伯、章太炎、唐绍仪、伍廷芳、严范孙以及外国学者杜威、罗素、卜舫济等也撰文、作诗或题词致贺。”
    1929年《时报》迁至浙江路的小花园处，塔楼建筑交由大东书局经营。
    大东书局1916年在上海创办，由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和王均卿四人合资经营，1924年改为股份公司，沈骏声仍任经理。发行所初设上海福州路昼锦里，1921年迁到福州路110号，1931年又迁到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大东书局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江恒源的《中国文字学大意》，厉尔康的《国防与物资》，于右任的《右任诗存》等；此外也出版《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等国学书籍和《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等文艺书籍；并出版《紫罗兰》（周瘦鹃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苕狂编）、《星期》（包天笑主编）等杂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大东书局被人民政府接管，1956年，大东书局职工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塔楼(小白楼)曾作为外文和美术书刊的销售处，下面房屋一度被上海美术书店租用。因建筑年久失修，塔楼上层部分已被拆除，下面房屋还在继续使用，一直到1998年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百腾大厦。
    时尚酒店所在的转角大楼貌不惊人，曾为上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再往东经过山东南路，在福州路与河南中路路口的西南转角处，有一幢大楼，地址是河南中路221号(原四马路棋盘街211号)。此建筑南幢为坐西朝东，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楼房，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新中国成立后在商务旧址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后又隶属新华书店上海总店管理。到1982年起成为上海科技图书公司，商务旧址也成为上海科技书店，书店共有四个楼面，以销售各类专业的科技图书，在当年的专业类书店中也是名扬一时。2006年左右，由于河南中路拓宽改建工程，科技图书公司大楼将要部分拆除，上海科技书店不得不搬迁。如今的河南中路221号变成了时尚酒店，沿街店堂也变成了各家商铺，如便利店、小吃店等，早已没有旧日之痕迹，唯有水泥柱上的纪念碑在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康等四人共同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初设址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号。商务印书馆于1898年进行了出版教科书的最初尝试，后又出版了《华英初阶》等读物。在首批出版物获得成功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增加设备，扩大再生产，馆址也迁至北京路。1900年又吞并了一家修文印刷局，开始翻译和出版日本的教科书。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河南中路设立发行所，由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任所长，全面负责商务图书在本埠和外埠的发售。之后历任所长有沈知方、吕子泉、李拔可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编译所、印刷所一样，是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早期主要以发售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为主，兼营商务的其他书籍。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河南中路211号建造总发行所新楼，成为了上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书刊中，除教科书、字典等以外，还包括古籍出版、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在古籍出版方面，主要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和《丛书集成》等。《四部丛刊》是一部综合性的古籍丛书，在以后的十四年间，又出版了续编、三编，各五百册。《丛书集成》出版于1935年，收辑历代丛书百部，子目中删除重复者，实得四千一百种，约二万卷，四千册，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学术专著的总汇。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而且至今仍屹立在中国民族出版之林，成为当今中国民族出版的品牌标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红色基因，正由1925书局接力传承
    商务印书馆在虹口还有家分店，那就是1925年3月建成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坐落于虹口区四川北路856号。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始建于1924年，建筑设计方为通和洋行，1925年3月开业。1925年至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任店员的陈云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的ABC》这些书籍，深化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开始领导工人罢工，并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原址一直以书店的业态存在，分别历经青年文化服务社、中国青年社华东营业处、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华东青年出版社营业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店等。由于四川北路商业街的改造，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店曾关停了一段时间。
    2021年6月26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全新打造的1925书局开业。1925书局是上海新华书店打造的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的红色主题书店，店内开辟一个名为“新华里”的沉浸式红色文化阅读空间，整个空间以“铭党史、砺初心”为主题，囊括了“党史学习”“四史教育”“时代楷模”“展望十四五”等板块，丰富党史学习资料，带读者回望党的百年历史与辉煌。而在外部大厅区域，则打造出一个第三类阅读空间，提供传统文化、人文社科、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图书。1925书局还辟有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的展示，是传承红色阅读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承载重要历史的内山书局，蝶变为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沿四川北路一直往北，在山阴路处便是内山书店旧址。旧址所在的是新式里弄，共有三层，建成于1924年。内山书店1917年开设于虹口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现山阴路）11号。内山书店的店主人为内山完造、内山美喜子，是一家专售日文书籍的书店。1916年，内山完造携夫人内山美喜子同赴上海，于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书店最初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后在读者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也迅速上升，主要的读者大多是旅居中国的侨民等。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营业，书店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内山书店经营中以诚信为本，书籍全部敞开陈列，读者可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可供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有茶缸，免费为过往行人供应茶水。任何人在书店都可以赊账，店方从来不催账。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位于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买书，从此成了书店的常客，也结识了内山完造，并与之成为了挚友。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的八年间，鲁迅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一千多册。鲁迅在内山书店买书，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在书店挑选新书，二是通过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邮购，由店员将书送到自己家里。内山书店还成了鲁迅与日本友人相会的场处，有50多位日本左翼作家抵沪时内山都在书店里邀请鲁迅与之会面。内山还支持鲁迅办了三次版画展览。内山书店不仅有销售大量的马列著作等书籍，而且出售当局查禁的进步书籍，代售《铁流》等进步文学读物，并且从1932年起成为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与内山书店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往外发出的文章由书店代转，寄过来的书信和稿费也由书店代理。在非常时期，内山完造还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鲁迅多次通过内山书店避难，在内山书店会见了萧军、萧红等文学青年，通过内山书店转交了红军将领方志敏托交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书等等。
    1945年10月，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至此书店停业。
    现在的内山书店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曾先后为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使用，现新开业了“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是对虹口书香文化的极好传承。书店共有三个楼面，店内有诸多的鲁迅因素，内山书店是鲁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后光顾最多的书店，在动荡的岁月中，鲁迅先生在此买书、收转信件、会客和避难等，鲁迅在内山书店的种种活动促成了他与内山完造极为深厚的友谊。书店一楼主要包括内山书店原址、“引玉集”和“南腔北调集”三个空间，一楼大厅的“引玉集”借用鲁迅编选的中国第一部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之名，取其“抛砖引玉”的寓意，以博物馆式的陈列，深度呈现中日文化交流的图书，并辅以海派文化、主题图书以及书店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南腔北调集”是“石藤”咖啡馆与“山内山外”花店的所在之地。二楼被划分为“而已集”和“集外集”两大空间，也是书店主要的经营区域，为读者提供社会科学、哲学、美术、艺术、文学、影视等门类的精选书籍。
    我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二楼选了一本《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2月版)，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到新的书店都要买本书留个纪念(本想买一本鲁迅《朝花夕拾》，没有找到)。书局的三楼是“华盖集”和“三闲集”，可举办各类文化讲座，笔者去时还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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