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田汉在南京演戏，曾引起“轩然大波”。南京的一些小报说田汉演戏是“拿了国民党的钱”；有人骂田汉演戏是“卖身投靠”，是为南京“涂脂抹粉”。上海左翼作家对这件事也很有意见。那么，田汉当时为什么要在南京演戏？ 演了什么戏？ 产生了什么效果？ 这些问题有必要根据史料梳理清楚。
    一、起因
    1935年2月19日，田汉因参加左翼戏剧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与他的朋友阳翰笙关在南京国民党监狱。当年夏天，经徐悲鸿、宗白华和张道藩保释，田汉和阳翰笙于7月27日出狱，但不准离开南京，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田汉在南京的住处的楼下，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国民党宣传部的人王晋笙。
    可是，田汉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国民党不让他离开南京，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但没有说不能写文章、搞戏剧活动。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国民党“许以重金，聘请他为南京中央电影制片厂编写剧本”，他“不为利动，坚不受聘”。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能强行拒绝，只好拖延时间，婉言辞谢”。有官方报纸的记者来采访，他也是“婉辞”，而对那些在民众中有威望的报纸则大力支持。他曾为南京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撰写剧本、剧评、诗歌和其他文章，大约有40万字，还为一家民营剧社写了一个短歌剧《陆沉之夜》和话剧《梦归》。阳翰笙应邀为《新民报》编一个副刊《新园地》。在《新民报》创办六周年时，田汉写了一首贺诗，其中有“为唤斯民日日新”之句。
    1935年，江苏洪水成灾，哀鸿遍野，田汉坐不住了。10月，他与徐州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一起去徐州黄泛区实地考察，写了长篇考察报告文章，还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话剧《洪水》。
    田汉的行动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制造舆论，说什么“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该由政府来包办了”等等。田汉一直在搞民众戏剧，从不依靠政府和资本家，对此非常气愤，他针锋相对地说：“艺术的奇花是应该在狂飙般的运动中生长的。因此它将是野生的，属于民众，为民众，由民众的。有人说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该由政府来包办了，似乎戏剧运动的基础应建立在政府上。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话，从来‘民为邦本’，没有民众到处碰壁而政府单独干得起来的。救国运动如此，戏剧运动也如此。”
    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众戏剧运动的“诬蔑”，激发了田汉“湖南牛”的脾气。为了以实际行动回答他们的“挑战”，田汉萌发了搞戏剧演出的想法，这就是他在南京创办“中国舞台协会”的起因。
    二、演戏
    田汉想创办中国舞台协会的行动，实际是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无声的”斗争。其一，田汉想利用自己及戏剧界同仁的力量发展“民众戏剧”，同国民党官方主办的戏剧展开较量。其二，他是因为从事左翼戏剧运动被捕的，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并没有因此松懈自己的斗志，而是利用一切机会以戏剧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其三则是他的性格所使然。田汉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跛者不忘步……什么时候我也想来一下子。”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使命感又使他常常只考虑动机，而不考虑后果。他在一首诗里写到，“此是尖端国难年，将军铁戟不守边。长江岂尚称天堑，大炮尤难醒堕眠”。这就是田汉当时的心境，他是想通过戏剧去唤醒民众。他在《跃动的心》中说：“久病新愈之后感于国事之日益危迫，许多朋友在艺坛上的贡献，久蛰的心也不免要跃动起来。”当时“又恰有剧场经营者热心的怂恿”，这样一来，中国舞台协会便紧锣密鼓地操办起来。
    田汉的设想得到马彦祥、应云卫和王晋笙的热情支持。王晋笙本来是奉命“监视”田汉的，但受田汉的影响，也积极支持和参加田汉组织的戏剧活动。田汉说：“他虽是‘宣传部’的人，却是很开明，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抗战一开始，他终于脱离了国民党‘宣传部’，参加了郭老（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中去。
    1935年10月中旬，田汉约请马彦祥、应云卫和从上海来的辛汉文及狮吼剧团团长王惕予在家里聚谈。他提出在南京演戏的设想，大家都赞成，只是感到困难很大，没有演员和熟练的舞台工作人员，经费也缺乏。辛汉文说：“现在上海有拍片任务的演员并不多，调些人来问题不大。只要老大一声号召，我想他们都会来的。”辛汉文回上海后多方进行联系，告诉田汉，如果南京要演戏，上海舞台协会（是田汉在“剧联”时领导组织的）可以“大力支援”。
    上海方面的支持增加了田汉的信心。他又一次约马彦祥、应云卫在家里开会，王晋笙也参加了，商谈演戏活动的具体计划与分工。会上议定，田汉负责剧本，应云卫担任舞台监督，马彦祥负责宣传，王晋笙负责前台工作，至于导演，田汉计划请洪深担任。关于演戏的名义，田汉提议叫“中国舞台协会”，大家没有意见。马彦祥把这次会议称为“中国舞台协会的一次‘发起人’的会议”。他还说：“揭穿了说，中国舞台协会不过是一块招牌，既无会址、会印，又无组织、章程，所以也无从向国民党政府任何机关去登记，更说不上向他们备案了。”尤其是，中国舞台协会名为“协会”，实际上连一个会员也没有，每次开会除了四位“发起人”外，其他所需要的演员、导演和舞台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由上海和南京等地邀请来的。这种游击式的组织活动方式，在当时上海剧坛是一般“海派”剧团的流行作风，其实就是“田汉作风”。
    一切都是匆忙的，也是无序的。田汉抓紧时间，以“中国舞台协会”的名义给在青岛的洪深和俞珊、给在开封的唐槐秋发了邀请信，让弟弟田洪带着他的信去上海请演员。同时，他还负责演出剧本的创作。可是除一个现成的话剧《回春之曲》外，其他都无着落。他没有时间写，只好把已想好的剧本《晚会》的故事情节讲给阳翰笙听，请他执笔。
    阳翰笙与田汉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对于田汉组织中国舞台协会，阳翰笙起初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出狱后还处于“软禁”时期，他担心这样搞会产生不良影响。为此他曾“劝田汉不要出头，让田洪、应云卫、马彦祥等人去出头搞”。但田汉的态度很坚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田汉在南京演戏的苦心孤诣。为此，他把一切顾虑丢在脑后。阳翰笙很了解田汉的用心，便转而协助他，“暗中耗费了不少心血。他这样做是支持一位患难中的战友更好地去完成一项战斗任务”。
    《晚会》因为原定的演员生病不能来南京而未能演出。田汉临时为查瑞龙、纪逢春等大力士编一个戏《械斗》。故事写华北的甲乙两个村子，多年来结怨为仇，相互斗殴。土匪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乘机洗劫。土匪洗劫甲村，乙村幸灾乐祸，及至发现自己的村里也混进了坏人，才感到大祸将要降临在自己头上。这时有人提醒：甲乙两村如果不立即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都难逃覆灭的命运。乙村村民幡然醒悟，拿起武器去支援甲村，赶走了土匪。田汉请马彦祥执笔写出剧本，请洪深导演。马彦祥写出剧本后，田汉修改了一些台词，加了两段插曲和一首主题歌——《械斗之歌》。洪深在赶排《回春之曲》的同时还得抓紧时间排练《械斗》。
    王晋笙找剧场也费了一番周折。因缺少资金租不起好剧场，最后才在夫子庙找了一家歇业已久的剧场——福利大戏院。场内除了一个空台和观众席外，连电灯设备都没有，经过舞台工作人员日夜抢修，才勉强可以使用。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舞台协会于1935年12月1日在南京福利大戏院举行了第一次公演，为期3天，日夜两场，剧目为《回春之曲》和《械斗》。从经济效益方面说，这次公演赔钱了。
    公演前，田汉发表了《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
    “在这样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候，为什么还来干戏剧运动？ 或者会有人这样说。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有严重的国难，所以要干戏剧运动；因为戏剧固然能使民众沉酣在艺术世界里忘记国难，但更能通过艺术世界使民众都注意国难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目前威胁我们最紧迫的莫如外患与天灾——水灾，中国民族呻吟在这两者的压迫下几至毫无办法。虽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成了中国民众的共信，但残余的封建思想使中国一部民众急于自保而未能全体共休戚，以致使帝国主义与洪水皆能得间而入，无所顾忌，常致一方血肉相搏，一方歌舞方酣，这实在是极可痛心的事。
    古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几个戏剧艺术的研究者不敢忘其责任。乃在这样的时候组织这次的公演，……我们希望使戏剧艺术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得较紧……”
    这次公演受到了那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观众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污蔑与谩骂。公演期间，接连下了几天雨雪，但并没影响观众看戏的热情。当《械斗》演到最后一场，舞台上全体群众高唱田汉写的《械斗之歌》——
    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
    近百年来，
    中国触尽了霉头：赔过无数的款，割去无数的土，受了无数的辱，含着无数的羞，我们快要失掉独立和自由！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快停止一切的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随着舞台上的歌唱，舞台下的观众也一同吼起来了。这吼声发自观众的内心，是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强烈抗议。
    《回春之曲》描写南洋的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故事。南洋青年高维汉回国参加抗战，在一次战斗的炮声中头脑受到损害，失去了记忆。他心爱的姑娘梅娘从南洋跑来照顾他。最后，高维汉在春节的鞭炮声恢复了记忆。故事感人，引起观众的共鸣。尤其是梅娘面对昏迷不醒的高维汉心中非常焦急，伤心落泪，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梅娘曲》：“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为你违背了我的爷娘，离开了那遥远的南洋，我预备用我的眼泪，搽好你的创伤……”情真意切，感动了无数观众。
    徐悲鸿看戏后非常激动，写下了《中国舞台协会之成功》一文，他说：“田汉毕竟是条好汉，他喊出的声音，的确是民众的声音，尽管率直简单，可是一凭直觉，真实肯定，不假思索的自由意志。”他还说：“田先生之长处，乃在其深中肯綮，他所启示，乃民族问题，而其运用喜剧工具，非常巧妙，如械斗之武术。”他认为《回春之曲》可谓“情文并茂的好诗”，“悲愤之呼号，激越时之情调，前进之奋励，复兴之鼓舞，实仗此雄浑壮丽缠绵悱恻之文辞”。柳亚子看戏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了一首《献诗》，其中有句：“东京党锢名犹壮，南国旌旗事可为。”
    然而，就在《械斗》《回春之曲》上演之时，各种流言蜚语纷纷传来：什么田汉在南京大过戏瘾，南京是一片歌舞升平，甚至说田汉演戏是为南京涂脂抹粉等等。田汉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很气愤，也很苦闷，但他不为所动。一天，他很严肃地对马彦祥说：“他们（指国民党）不准我离开南京，也不准我去上海，但他们却同意我在南京搞搞戏剧活动。他们把政治与艺术分开了，我们是要把艺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针对各种流言蜚语，田汉在报纸上发表了《等待着批判》一文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冒着种种困难，甚至于各种流言蜚语，我们组织了这次公演。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戏剧运动和当前日益严重的国难联系起来，再使艺术运动有所推进。
    话剧运动的路是不平坦的，二十年来，我们的努力只能得到这一点点成绩者，也不仅是我们剧运本身的责任。但是我们绝不悲观，我们的背上虽然背上很重的十字架，我们仍当勇迈地前进，走向牺牲的祭坛。当我们相信，我们是对的、有意义的时候，对于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是不屑估计的。当我们发现，我们知道，理解和力量有不够的时候，我们等待着公正的进步的批判，我们也预备从事实上借此作有力的回答。”
    可见，田汉当时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我虽然一时为剧运而跃起，但这跃起的心旋即感着一种重压。这种重压使我烦，悲鸿先生的话我不敢当，但也极愿奋其仅有的力在风雨晦冥中为悲壮的呼号。但也愿意变成堤下层的一抔土，一个石头，永久守着沉默，但也永远不使狂流再侵入一步。”这段话可谓田汉当时心情的抒发与流露。田汉虽然精神上压力很大，内心很苦闷，但他没有悲伤，没有退缩，而是“守着沉默”，凛然正气，一往直前，坚定地战斗下去，甘愿“走向牺牲的祭坛”，就像那滚滚向前的长江水，奔腾不息！
    随着流言蜚语的袭来，国民党也正面“进攻”了。那是在《械斗》演出结束不久，一天，田汉突然接到由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出面的一份茶话会的请柬，说明是欢迎参加中国舞台协会这次演出的全体人员的。当时，洪深、唐槐秋和上海来的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离开南京。接到请柬时，有人主张不去，田汉却说：“既来到了南京，人家表示欢迎，拒绝也不好。”于是，田汉、应云卫、马彦祥等20多人就去了。主人方面除方治外，有孙德忠、华林、王平陵和一些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徐悲鸿也应邀参加了茶话会。茶话会在南京上海咖啡馆举行，由国民党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孙德忠主持，方治首先讲话，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捧场话后，才转到正题。他说：“诸位出了很大的力，非常辛苦，应该受到慰劳。听说你们这次演出，因为开支大了，赔了些钱。你们演戏已经够辛苦的了，哪能还让你们赔钱？ 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你们无论有多少困难，宣传部都可以帮助你们解决，这也是理所应该的。”
    方治的话一完，田汉便站起来讲话。大家都很替田汉担心，不知他对刚才方治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 只见田汉在一片掌声中站起来，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了，表情十分严肃，开始讲了几句向南京文艺界的关怀表示感谢之后，他说：“我们这次演戏，的确是赔了些钱，我们这许多年来演戏，是经常赔钱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在舞台上赔的钱，我们还是要从舞台上捞回来。方先生的好意，我们表示感谢，我还希望方先生要‘君子爱人以德’……”（马彦祥《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载《文化史料丛刊》1983年总第7辑）
    但据当年参加这次茶话会的陈樾山先生（陈先生也是中国舞台协会的成员，与田汉、阳翰笙的关系非常密切——著者注）回忆：田汉在茶话会上并没有说“我还希望方先生要‘君子爱人以德’的话，田汉说的是‘我希望君子爱人以德’，是对他的老朋友徐悲鸿说的”。田汉说这次演出确实赔了钱，为此他向老友徐悲鸿兄告贷，他感谢悲鸿兄解囊相助，但没有料到这事让方先生知道了。田汉说到这里相当激动，说：“我希望君子爱人以德”。说完之后，主人方面十分尴尬，徐悲鸿更是尴尬。国民党宣传部举行这次茶话会，当然是意在拉拢，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第二天，南京各报对此均无报道。
    由此可以看出，田汉的态度是一贯的。他在南国社时期曾因《孙中山之死》不能在南京演出一事同叶楚伧等人争吵过，所以，他对方治等人的态度也是不奇怪的。
    为回答无聊小报的流言蜚语，田汉特意写了《暴风雨中的成长》一文，说：“目前新的戏剧艺术和整个新的文化一样，是在一种艰难的道程中，每一步都不免遭受敌视和无理的摧残，但这一类的运命，新的戏剧运动者是预期到的。因此他也毫不惊奇。他的责任只是冷静地分析那些原因。属于那些非友谊的原因的，我们最大的最有力的回答也就是事实！ 西人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也胜于一切一切Demagogy（蛊惑人心的宣传）！”文中还说：“国难存在一日，我们的戏剧运动也将进展一日。我们的步子将不因任何风雨而终止。”
    三、不服输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田汉呕心沥血、苦苦地支撑着。他要以自己的奋斗显示着一种力量——正义的力量。当时，田汉的家境很窘迫，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有靠稿费或朋友的支持维持生活。据陈樾山回忆，当时田汉的弟弟田沅因游泳时被细菌感染患了眼病，没钱医治，田汉只得让陈樾山把剧本《初雪之夜》带到上海卖掉，换来40元钱。还有一次他去田汉家，正赶上米店伙计来送米，需付5元钱。可是田汉却拿不出这5元钱来。
    中国舞台协会的第二次公演就是在经济困难、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开幕的。演出时间定于12月21日开始，地点在南京世界大戏院，剧目有《洪水》和《黎明之前》。《洪水》是马彦祥导演的。因为田汉事先没有写好剧本，只好边排边改。从17日开始，到20日“才勉强把三幕戏从头到尾串排一遍”。当天夜里，等剧场放映的夜场电影散场后，才又“连排景带走台”，整整折腾了大半夜。这样匆匆忙忙的赶写、赶排、赶演，“仓卒（猝）潦草，自所难免”。好在《洪水》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才于演出有所补救。
    《洪水》描写的内容是田汉“在九月间视察徐州灾区时所耳闻目睹的事情，都是有现实生活根据的”。剧中一方面揭露了当局的治水无方；一方面表现了农民的觉醒与奋力救灾。在水患面前，农民们开始还相信龙王爷，相信镇水的铁牛会吼叫，相信游方道人说的玉皇大帝能救灾的话。可是，当洪水吞没龙王庙时，他们终于明白了，要救灾只有靠自己——
    黄河滚滚向前方，
    筑堤防，保家乡。多加土，紧打桩。高粱秆子铺土上，舍掉门板舍掉床。兵来将挡，杭育；水来土堰，杭育；不要慌张，杭育！筑出金堤百里长，
    千里长，万里长！
    这铿锵有力的主题歌，正反映了觉醒后灾民们的心声。
    《黎明之前》批判了封建的忠孝思想对青年一代的迫害。儿子陈士锐、陈士玉要参加义勇军打鬼子，他们的母亲却不让。当她阻拦不住时，就在饭里下毒把他们毒死了。母亲说：“娘死是对爸爸尽节，你们死是对娘尽孝，我们娘儿三个虽然死了，我们的节孝的名誉，是要流传万代的啊！”而儿子却愤怒地说：“名誉，这么蠢的名誉，吃人的礼教啊！ 你这样残酷地连我们都吃起来了。”作品还批判了那种认为反抗无望而主张“痛痛快快地投降”的思想，从而鼓舞人们破除封建迷信，树立坚定抗战的决心。
    然而，中国舞台协会的第二次公演也赔了钱。怎么办？ 田汉主张“舞台上的债，舞台上还！”应云卫、马彦祥和王晋笙都同意田汉的意见。可是，怎样使演出能够赚钱呢？ 他们一起认真找原因，发现前两次演出所以“赔钱”，“固然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无关系”，但从观众来说，“绝大部分限于青年学生，而未能达到市民群众中去，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争取观众就成为他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舞台协会第三次公演剧目是田汉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复活》。他在改编中不是原封不动地照着托尔斯泰的思想去搬演《复活》，而是“批判地去介绍”托尔斯泰。他从人们咒骂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中发现了托尔斯泰的“伟大的良心”。在此基础上，“扬弃其原始基督教的封建残余，以及贵族残余缺点”，进行重新创作。还有，田汉改编《复活》时融进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田汉说：“这个戏的演出目的不只在于纪念托尔斯泰，而在通过或假借托尔斯泰的人物说出我们要说的话。”“我以为中国今日国难日亟，需要每个人拿出良心来救国。”剧中强调三个波兰青年，目的就在于“以示殖民地被压迫人们在帝国主义铁鞭下的惨状及其英勇反抗”。为此，田汉在塑造男主人公时，并不重视涅赫留道夫“曾经泯灭了的所谓‘良心’的‘复活’”，而是“把他描写成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忏悔贵族’”。对于女主人公喀秋莎，田汉并“不像托翁那样把她只看成是灵魂‘复活’了的人”，而是把她的行为作为“俄国生活在急剧变革期中一般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对于光明的追求的迈进”。
    但是，没有演出费，工作很难开展。当时，学校将要放假，应云卫建议，“印制一种预售劵，优待学生，一律八折，到学校里去推销”。这办法果然奏效。为了不失信于购买预售劵的观众，他们加班加点地排练，避免前两次“草草”上演的毛病。导演由应云卫、洪深、欧阳予倩、马彦祥组成，前后排练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田汉对剧本反复修改，边创作边把剧中的插曲歌词《望乡曲》《喀秋莎》《茫茫的西伯利亚》等在《新民报》副刊《新园地》发表，也起到了一种宣传作用。
    就在《复活》即将上演之时，社会上对田汉在南京演戏一事又谣言四起。南京的一些小报说田汉演戏是“拿了国民党的钱”；有人骂田汉演戏是“卖身投靠”等等。这些谣言传到上海，立刻引起上海左翼作家对田汉的不满。据夏衍回忆：“由于他这么一演，在南京的报上又大为宣传，说国民党的某人去看了等等。于是上海就有一批人表示不满，特别是有人向鲁迅去说：田汉转向了，在南京大演其戏。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春，有一次在内山书店碰到鲁迅先生时，他也对我表示过对这件事的不满。因此，我和周扬同志商量后，派一位姓曹的同志带口信到南京去（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写信是不方便的），劝他今后不要再演戏了。”夏衍先生说的“姓曹的同志”，就是潘汉年的秘书、地下党员曹亮。他向田汉转达了周扬和夏衍的意见。田汉说：“那么，我今后不演了。”但他接着说：“这件事我还是想不通，因为我写的戏就是为着抗战、爱国，没有坏处。而且，特别是在南京这个地方，没有人敢于演这样的戏，我有机会能够演，我就演了。既然组织上不同意，那么，今后就不演了。”然而，田汉内心却是矛盾的，一是前两次演出赔了钱；二是《复活》的演出费是借的钱，而且预售劵已经售出。如果马上停演，不仅“欠债”无法偿还，还要“失信”于观众。怎么办？ 他左右为难，去找阳翰笙商量。阳翰笙说：“上海既然有这个意见，那就不演了吧！”田汉说：“我们湖南人有句话，好汉打掉牙和血吞。”停了一下又说：“我甘愿当祭坛上的牺牲品。《复活》是借钱筹备的，只好演完这个戏再停止吧！”当时，阳翰笙和在座的人都被田汉的这种“牺牲精神”感动了。人们仿佛看到了他对祖国、对民族忠心耿耿、光明磊落的心。他们再也不忍心阻止他，只好同意他演完《复活》一剧。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常任侠参加了《复活》的演出，在剧中扮演查尔斯扬斯基将军。有时晚上12点散戏后，他与田汉散步回去。他对田汉说：“你也够胆大的了，《复活》的台词中有‘自由、自由，在沙皇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就凭这句话就够判刑。我要是检察官，就砍你的头！ 田汉听了笑笑，说：‘以后别人问我在南京演什么戏，你应该做证明’。我说：‘那当然。’”
    《复活》的演出，因为有预售劵的票底，第一场就来了个“开门红”。从4月17日开始演出，每天日夜两场，22日至24日又续演三天，连演了12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出现了南京自有话剧演出以来空前未有的盛况，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整个演出的收入，不仅偿清了前两次的债务，还赚得了全部服装和舞台道具。
    《复活》演出结束后，田汉接受周扬和夏衍的意见，停止了中国舞台协会的活动。
    这就是田汉“在南京演戏”的整个经过。对于它的是非功过，历来众说纷纭，以致“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此作为田汉的一大罪状，将他迫害致死。那么，究竟如何评价田汉“在南京演戏”这件事，现在看来，事实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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