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去上海，再也见不到德公了。
    德公是程永新叫出来的。程永新是职业编辑，给小说改题目、起标题，给小说中的人物改名字、起绰号，常有“杰作”。这习惯难免会带到生活中来，比如给熟人另起名号。“德公”也是其“杰作”之一，“杰”在既是昵称又是尊称，老少喊起皆为相宜，而且上口。德公对这个称号应该是比较受用的。你叫他德公，他就吐口烟，笑着问你何时到了上海，怎么安排，晚上一聚？
    我认识德公很晚，只是还不认识德公的时候，就常常听人谈到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某篇小说如果被德公评论过，小说和作者必定暴得大名。那时候的德公，是文学界的裁判，时常出任小说界冠亚军决赛的主裁。身份如此“显赫”，在传说中的德公却是个沉默的人。有人描述那时的德公，少言寡语，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人们又说，德公眼力好，能够辨认出作家的潜力，预测他有着怎样的前景。这倒是真的。他的第一篇评论写的是贾平凹，他是王安忆“雯雯世界”的最早阐释者，他是莫言小说的首评人。这里顺手引用几段他最早评论莫言的话，让我们见识一下他的好眼力：
    这是一个联系着遥远过去的精灵的游荡，一个由无数感觉相互交织与撞击而形成的精神的回旋，一个被记忆缠绕的世界。
    莫言的作品经常写到饥饿和水灾，这绝非偶然。对人的记忆来说，这无疑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阴影，而一旦这种记忆中的阴影要顽强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又成了作品本身不可或缺的色调与背景。
    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时代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
    后来对莫言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涉及早期莫言创作心理与基本方法的文章，大抵没有超出德公最早的评述，只是更加学院化罢了。有此卓异的艺术感觉和判断力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沉默的人呢？以我后来对德公的认知，他最早的沉默，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不说话。他说话，一句没少说，只是在肚子里说；他当时的沉默，只是在初入文学批评职场时，对文学批评和同仁所保持的敬意和谦虚。你看他多能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写下了关于汪曾祺、林斤澜、张洁、王蒙、韩少功、铁凝、王安忆、陈村、余华、残雪、李杭育等人的“作家论”，而且均是他们的首批评论者。我当然不能说，这些人后来的成就与他的评论有关，但他的评论有利于作家更早认识到自己的经验和才能则是肯定的。1992年，莫言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公的论断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
    评论家像火把一样照亮了我的童年，使许多往事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流氓皇帝对他的谋士刘基说的话：原来是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
    德公不仅写下了关于那批重要作家的首批评论，而且将他们的作品聚拢在一起，以小说集的形式出版。从发现作品，到评论作品，再到结集出版这些作品，德公与原发刊物和出版社合作，有力地推出了一批杰出作家。有关他与吴亮编辑出版《探索小说集》《新小说在1985》的情况，已有多人评析，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重复一点：在1985年前后，德公与他的批评家同仁是中国小说话语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们和作家、编辑家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人们短时间内形成了新的观念性的想象与理解。而当“骤雨初歇”，探索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高潮落下，德公一定有着“都门帐饮无绪”之感。他显然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在编辑《文学角》期间又接着组织相关评论，试图将文学探索继续推进。前天晚上，陈村发来了他自己亲手录入的《文学角》总目录，我看到其中有关张炜、格非、苏童等人的文章，以及作家本人的文章。无奈《文学角》很快被停刊了。此时的程德培，或许感受到了何为“报国无门”。因为报国无门，所以酒量大增？在德公的批评生涯中，这或许是一段无奈的停歇，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但这同时意味着，“声暂歇”之后他还将发出强音，成为更纯粹的批评家。我说的“更纯粹“是指，当很多人不再从事文学批评，甚至倒过来对文学、对文学批评极尽冷嘲热讽之时，德公却仍然把文学批评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危机论，或者以此生发的焦虑与虚无，因为来自不同的评价系统，也来自不同的社会感受，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也应该对守望者致以敬意。
    我无意也无力对德公的批评进行评述，但我想提到一个事实：在上世纪80年代，德公是最早的小说本体论者。关于小说本体的阐释，从来都是学院派的活儿，但德公从来都不是学院派。虽然，根据他的朋友们的描述，他早年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学院派著作，而且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德公与学院派还是有很大差异。德公从来都是围绕着某篇小说展开评论，那是一篇新小说，那是一篇因为艺术性而入他法眼的小说，它或是名家作品，或是某个新人的处女作。然后，他才有兴趣去调动他的“理论资源”展开论述，以证明他对作品的感觉是有理可依。
    90年代末，当我有幸认识德公的时候，他已经做起了图书生意。是林建法先生带我去见德公的，地点就是德公在新世界的那个办公楼，当时朱小如也在场。那是我第一次与德公同进晚餐。德公只喝酒，不吃菜，更不吃主食，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保持着。那天我首次见识了他的热情、周到、豪爽，还有反讽能力。德公拿自己开玩笑，也拿朱小如打麻将的事开玩笑。厚道的朱小如嘿嘿笑着，露着牙，牙有黑有白，还间杂着金属的颜色。与早年传说中的程德培不同，此时的德公抽烟很凶，抽的是中华烟，抽烟的姿式很有派头，过滤嘴不是夹在指根，而是夹在中指和食指的关节位置，他还会随时给你扔一根烟过来。推杯换盏之际，谈起与众作家交往的细节，他话语滔滔，无所忌讳，但他又是宽容的，对同行保持着尊重，只论趣味而不评介人品。他的衣着很有品位，衣衫挺括，领带考究，裤子刚刚熨过，皮鞋锃光发亮，加上他本人眉清目秀，相貌堂堂，我都有一种见到老牌帝国大资本家的感觉了。他捕捉细节的能力是一流的，从他嘴里说出来极为有趣，令人捧腹。捧腹大笑的，首先是他本人，他会一手夹烟一手捧腹站起来，然后再在笑声中坐下。在德公那里蹭饭，无疑是愉快的事，双方都很愉快，他本人好像更加愉快。如果你再给他提供一些细节，他的愉快就更是无以复加。他会倾身向前，请你再重复一遍，随之大笑。那不是黑暗中的笑声，而是朝霞中的笑声，有着孩童式的好奇、天真和无邪，甚至灿烂。他无疑是极为善良的人。这样的人，做生意若能成功，当是举世之奇迹；这样的人，成为批评家其实也是奇迹，因为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自己的热情、才华、敏锐与勤勉。
    再见到德公，已是新世纪了。2002年春天，拙著《花腔》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人文社编辑委托朱小如联系场地，不知道朱小如是不是喝高了，会场竟安排在金色年代夜总会。我和人文社编辑赶到会场，发现会场没有桌子、椅子，只有茶几、沙发，灯光则是镭射的，花红柳绿，如入魔境。与会者进入会场，个个表情复杂。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与上海娱乐界挂上勾的？我说就在此时此刻。人文社领导和编辑责备我还有功夫开玩笑，催促服务员重新布置灯光。这时候，西装革履的德公大驾光临了。他说，有得搞了，蛮好的，蛮好的。我已记不清嘉宾们会上都说了什么——可惜林建法先生远行了，不然他定能找到记录稿。我能记得的，是会后去吃饭，德公说，就在这里吃好了。那天不少人确实在那里呆到很晚，搞得人文社和赞助会议的朋友有点紧张。德公和朋友举杯唱和，令我感到这就是德公的主场。当时我与德公没有谈到拙著，但此后几年，我多次听他谈到《花腔》，并表示他要写篇长文。听朋友们讲，他曾多次与人谈到拙著，不管人家说好说坏，他都要人家“再说说看”。魏微那篇关于《花腔》的长文，现有多人提及，但很少有人知道那篇文章源于德公的建议。德公也曾在文中提及此事，只是说得相当委婉：
    魏微关于《花腔》的两万多字评论可称得上“珍贵”。我极少在微信上与人讨论问题，而几年前关于《花腔》却和魏微有过几个来回，此事在一次闲聊中被《上海文化》同行获悉，他们正想开个作家写作家的栏目，于是便向魏微约稿。谁知魏微并未如期交稿，直到两年后才履行约定，其认真可想而知。当然，这仅是我的一面之辞，魏微原本做如何打算和安排，我不得而知。
    正因为他对拙著有偏爱，我们随后有了更多接触，甚至曾在一起掷骰子喝啤酒，也会互相打听在干什么。2014年春天，我在巴黎偶遇金宇澄。聊到德公，老金说德公还问你，长篇写得如何了。又说，上海作协和文艺社推荐德公的一篇评论参评“鲁奖”，你看胜算几何？若能评上，或可解决德公退休金问题。我说，德公的文章写得好，写得认真，尤其是那篇《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写得好！要相信评委是识货的。我还开玩笑说，他评的是刘震云，说的却是德公自己，德公本人就有一张利嘴嘛，对象一方，主体一方，难得同构。后来德公的《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果然获得了“鲁奖”的理论批评奖。“鲁奖”的授奖词，当然没有写到我的“玩笑”，但对德公的批评特色的评价倒还中肯：
    评论集《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贴近文本，贴近阅读体验，贴近关于研究对象的创作史、批评史，有效构成了多维对话，细腻地呈现出新世纪汉语叙事变化的内在轨迹。程德培自觉地继承和刷新传统的作家论、作品论，审美嗅觉敏锐，批评态度认真、耐心，言说方式灵动、活泼、率性，他的这部论著表明，把批评变成一门艺术是完全可能的。
    颁奖活动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报告厅举行的，我作为工作人员为他们服务。看到德公上台前被迫化妆，我开玩笑说，人这一生，最少要化妆两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火化前。众人侧目，但德公大笑。说起来，我与他真正有较多接触，就是在我调到现代文学馆之后。在文学馆十一年间，我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负责客座研究员的工作，二是负责“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联络工作。因为上海是重要的文学批评中心，所以我每年都要与上海的老师和朋友联系，希望能把客座研究员带过去，与上海批评界展开对话。感谢陈思和先生和复旦朋友相助，我们与复旦大学合办过一次关于文学教育的研讨会，后面几次会议则与《上海文化》合开。每次，我都尽力邀请德公到会，因为他的到场和发言，总能引起青年批评家的兴趣，他也常常留下与青年批评家同餐共饮。他在酒场上的豪迈与机锋，常使伶牙利嘴的年轻人自愧不如。客座研究员例会在上海之外举行的时候，我也常通过黄德海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2015年7月，我们与河北作协合作，在河北崇礼召开“文学如何书写城乡变化”会议，德公终于请到了。他开玩笑似的发言依然犀利，依然能够准确击中七寸。他说，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不是城市，乡村不是乡村；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高晓声用两部小说就概括完了，一个是“李顺大造屋”，一个是“陈奂生上城”。我补充了一句：造屋上城，还有卖地。半场休息时，他站在楼头台阶上，说：造屋上城，还有卖地，卖地卖地。众人大笑。有年轻人调皮捣蛋，说不只是卖地。话题顿时有点丰富多彩了，本来话多的德公却不再言语。这个细节说明德公确是个老派的人，很有道德感、分寸感。我至今还记得，回京路上他来不及吃饭，急着赶火车回上海。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那个斜坡上匆匆离去的背影。翌年5月，现代文学馆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开“新世纪文学批评与文学出版”论坛，我又把他请来了，并请来了他的“双打搭档”吴亮，还有与他合称“二程”的程永新。德公在发言中提到，上世纪80年代成名作家在新世纪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性；新作家的出场方式与前辈作家不同，他们直接面对市场，也给出版带来了不确定性。他的发言表明，他对文学现场非常熟悉。晚上，刘醒龙请外地朋友在湖边饮茶，德公对我抽的荷花牌香烟很感兴趣，我顺势胡吹一通，更激起他孩童般的兴趣。我当即委托宋嵩上街买了两条，说是从北京带来的，送他品尝，然后趁机邀请他参加下次例会。至于我为何要屡次麻烦他出来开会，除了他没有公事羁绊，还因为我想告诉客座研究员，做批评家，有个现成的榜样，那就是德公。这个榜样，谈到四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有一段“夫子自道”：
    阅读和写作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朋友并不是具体的张三李四，而是各种各样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本。它们延伸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它既丰富也改变了我对自我人生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批评多么崇高，但也不否认批评应具有独立的使命感：那种执著而不带有偏见，随时准备孤身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
    有着如此诚恳的“夫子自道”的人，不是榜样又是什么？确实需要客座研究员倾听，当然也值得我等写小说的人倾听。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提到的“独立、好奇、热忱、怀疑的意志”，他的批评文体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最近十年，在杂志和朋友圈，我时常与德公的文章相逢，他依然围绕着某篇具体的小说展开论述。即便评论的是文学新人，他的文章中也时常谈到旧事，流露出对往事的缅怀，对友情的眷顾。而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文章中大段引经据典，仿佛不同时代的诗学在此汇聚，却与评论对象若即若离。我以为，他并非以此展示博学，而是他的文体因为多年的积淀而出现了必不可少的变化：早年的读书笔记与如今的夜读偶记、纷纭的思绪与片刻的凝神、整体的怀疑与片断的肯定，在此借叙事性作品某个线索一起涌现。可以认为，这些溢出具体小说文本的断章、讽喻、箴言，以及不停地将故事转为概念，将概念转为意象，将意象变成回忆，不仅使他的写作成为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和记录，也是在召唤逝去的灵韵。若将这些文字整理成册，便是德公的批评性随笔。
    有那么几年，德公每次见到都会问，新长篇怎么样了？他说他要写篇评论，把《花腔》与新长篇放到一起来谈。因为我拖稿时间越来越长，他似乎怕我难堪，后来就不再问了。有一次在北大开会，黄德海向我传达程永新旨意，别改了，必须尽快交稿，并说德公已经写了几万字关于《花腔》的评论，就等着新长篇呢。我当场立了“军令状”，下周四交稿。到了那天，稿子发走，我心中突然忐忑不安，不知道这写了十三年的作品，在程永新与德公眼里能否过关。过了几日，程永新电话告知已经读完，又说德公已看，同期将配发德公宏论，德公要从《花腔》谈到《应物兄》。他果然兑现了几年前的诺言。我只是没有想到，删节后竟然还有六万字之多。我很想报答这份盛情，就在与人文社的出版合同中加了一条，要求出版德公的评论，人文社也慨然同意。我没有料到，德公竟然婉拒了。再托黄德海去说，他还是没有答应。老牌的新潮批评家，自尊如此！
    去年，我在工作变动之前，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了有关“唐弢奖”的合作协议。我知道，这是上海朋友的美意，颇为感动。虽然我已经调离，文学馆还是希望我参加首次在上海举行的颁奖活动，而我之所以乐意前往，就是可以去看望身体欠安的德公。颁奖仪式结束后，我随黄德海前往德公家中。主持活动的李敬泽因无法走开，特意交待我代向德公问安。元宝兄知悉此事，亦提出陪同前往。我记得同去的还有弋舟、李宏伟、哲贵等人，他们都曾受到德公点评。据说德公多次婉拒朋友探望，此次慨允，或是考虑到外地朋友见面不易。德公当时气色还好，只是稍显消瘦。我们进门时，他正跷着动过手术的脚，手持遥控器在看球赛。他端坐在高靠背沙发上，与我们聊了一会儿，依然谈笑自如，风度不减。只是我们出门之后，德公夫人在电梯口悄声相告不太乐观，不过“伊蛮乐观的”。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德公。
    回忆与德公交往的点点滴滴，真应了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从不联系，见面有事说事，无事则以闲聊为乐，然后把酒临风，持螯望月，不亦快哉。想到往事不可重现，怎能不黯然神伤？最近半年，我曾向朋友打听德公近况，听说身体日渐好转，心中有安慰，念中有期盼。今年8月底，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本想让黄德海陪我去探望德公，却因各自时间难以错开而未能如愿。不料中秋节前夜，忽接陈村微信，说德公已经远行。我心中惘然，在窗边坐了很久，此时正有冰轮转腾于苍茫云海间，令人顿觉冷清，顿染寒气。
    有朋友发来陈思和先生送别德公的悼词，悼词中说：“在场的很多年轻朋友，应该会记得程德培对大家的扶持、提携和奖掖，他不仅敏锐地辨识出年轻写作者的才华和实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荐、鼓励和表扬。或许正是因为有程德培的身体力行和倾心扶植，上海文学评论的年轻一代才得以健康成长。落红有情，春泥护花，这就是程德培一直在做的工作。”对陈思和先生的这段话，我深有同感。这些年德公对张定浩、黄德海、李伟长、木叶以及在高校任教的年轻同行的爱护，朋友们都看在眼里。而且德公的言传身教，还使得上海年轻一代批评家，保持着与学院派批评的某种张力，这在我看来意义非凡。其实，还有更多没能到场的年轻朋友，不管是从事评论的，还是从事小说创作的，都会念起德公的恩惠。德公远行之后，我特意上网查阅了一下“德培”这个名字，有着怎样的寓义。网上说，德培名字五行为水土；火土组合，火生土，土旺。这种组合的人，有礼有节，稳重踏实，富有进取心，做事积极主动；其人意志坚定，能够乐观奋斗，耐性佳，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说的倒是贴合，只是德公哪有什么资源，他的资源就是他的敏锐，他的豪迈，他的踏实，他的道德。他以德培人，所以他是德公。
    在那篇题为《洋葱的福祸史——从〈花腔〉到〈应物兄〉》的结尾部分，德公以少有的抒情语调写了一段话：
    每一代人都有责任赋予文化史以意义。最让人悲哀的事实可能成为记忆和持续情感的胜利，成为静谧、长眠、和解、满足、阴冷、孤独黑暗中停留和产生爱的地方。让我们记住作者在谈论《花腔》时的那句话：“爱的诗篇和死亡的歌谣总在一起唱响。”
    德公曾经多次对我开玩笑：在严肃的前额下，你有一张嘲笑的脸。每次说过这话，他都要问一句：不生气吧？然后又找补说，拉伯雷也有这样一张脸。这话他后来也写到了文章中。德公，我怎么会生气呢？德公，当我写下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我不仅没有嘲笑，而且只有敬仰。
    没有德公的上海，就是另一个上海了。
    2023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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