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文学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杂学，这在二人的文章与学术脉络中分别结出了各具异彩的果实。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将自身杂学资源的获取，描述为受到“一个远房的叔祖”[1]的影响，周兆蓝（字玉田，1844—1898）[2]被书写成开启鲁迅杂学源头的启蒙者。这为研究者在探讨周氏兄弟杂学资源的问题上，提供了家族影响的视角。
    正如有论者指出，《朝花夕拾》在“文献材料的维度上”被研究者“过于倚重”，其“文章修辞与叙事技巧”[3]则多被忽视。进一步辨析，会发现作为“文献”的《朝花夕拾》所包含的鲁迅生平史料有一种“厚叙述”（thick desperation）[4]的状态：即“文献”以一种高度概括、提炼、浓缩的形态被叙述，“史料”本身便呈现出一种值得辨析的“叙述”形态。倘若研究者对《朝花夕拾》中的“文献”未做抽丝剥茧般的解剖，则获取的史料有可能流于表层。如关于玉田叔祖的描述，如果仅将其解读为鲁迅在少年时代由于机缘巧合，受到某位家族成员的影响、对杂学发生兴味，这一史料信息可能是有限的。
    以这一视角引入周作人的“朝花夕拾叙述”，会发现它为打开《朝花夕拾》文本的深层空间提供了钥匙，还原出了作为“文献”的《朝花夕拾》背后的文献。周作人指出了浙东学派的影响与流变如何波及到了周氏家族，家族成员的杂学趣味又如何映现了浙东学术的某些特征。浙东学术的影响力经由家族文脉这一转换中枢，塑造了周氏兄弟的杂学面貌。《朝花夕拾》中鲁迅从玉田叔祖处获取的杂学启悟，经由周作人的补叙，被拓展成为“鲁迅与浙东学派”的学术史命题。本文试图辨析“浙东学术——家族人物——周氏兄弟的杂学资源”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探讨家族影响在“地方与文艺”[5]中所发挥的隐性而关键的作用。
    一、家族文脉的重溯
    1942年，周作人在“桑下丛谈”系列短文的末篇，提到自己高价收购《左腴》三卷，此书为“讲《左传》之书”，作者为潘希淦。《左腴》并不出名，周作人却对它十分看重，原因是家族成员周以均（1804—1871）、周锡祺（1826—1854）、周以墉（1810—1862）均参与了此书出版。周作人特别提及书中两处校刊者的信息：“下卷末页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锡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孙婿周以墉鸿卿校刊”[6]；而在《左腴》卷上末尾也有“年再侄周以均一斋校刊”的字样[7]。
    玉田叔祖已为《阿长与<山海经>》的读者所熟知，而周以墉是玉田的父亲，周以均与周以墉二人的祖父为亲兄弟；周锡祺与玉田为不同房份的族兄弟。周作人在“桑下丛谈”中引入的三位家族人物及其刊刻地方文献的事迹，使得玉田的书斋成为周氏家族文化的象征与隐喻，并在史料层面牵涉出更多的家族人物，展示出玉田周边的周氏家族文脉。
    周以墉与潘希淦之子潘尚楫是儿女姻亲。潘希淦是一位“讲习经史，工制艺”、“有经师之誉”的博学宿儒，他的儿子潘尚楫是“嘉庆庚申举人”，官任“山东曹州府知府”[8]。周以墉之父（即玉田祖父）周塋（筠轩公）曾“请业”于潘希淦门下，潘尚楫看重周塋是“笃望”“修德力学之士”，且“蠡城周氏”为“诗书为业”“忠厚承家”[9]的望族，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周塋的次子周以墉。潘氏与周以墉共育有九子、二女，玉田是第五子。科举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叠加，使周、潘两家关系密切，因此周作人将《左腴》“覆盆桥周氏刻本”视作“吾家故物”[10]。
    周作人强调了周以均、周以墉与周氏兄弟所属房份的关系：“一斋公为曾祖八山公之从弟，曾重刊《越言释》，鸿卿公则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11]，即二人与周氏兄弟同属“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1931年4月7日，周作人在马廉购于北平书肆宝伦堂的《越城周氏支谱》第六号上题词，署名为“会稽周氏清道房公允派四支十四世周作人”[12]；1938年5月6日，周作人又在自己所藏的《越城周氏支谱》第二十号上题字：“十四世周作人谨藏，廿七年五月六日题签”[13]。面对家族脉络绵延，周作人表现出强烈的宗族谱系意识。根据《越城周氏支谱》中《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14]，可以整理出从第八世周渭（熊占公）至第十四世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的谱系示意图：
    在周氏家谱中，周以墉的名字是之錞（字鸿卿）。由上图可见，周以墉的父亲周塋，与周氏兄弟的曾祖父周以埏（苓年公）的父亲周珄（瑞璋公）是亲兄弟；周以均（一斋公）的祖父周鑑，与周氏兄弟曾祖周以埏的祖父周宗翰（佩兰公）是亲兄弟。结合周氏家谱，会发现周作人从家族谱系视角，交待了从玉田的父辈（周以墉、周以均）开始四代人与周氏兄弟的关系。
    首先是第十一世周以均与周以墉。
    以均，字一斋，号赞平，一字仲笙，晚号澹香，行一。道光甲午科经魁……生嘉庆甲子三月廿九日未时，卒同治辛未三月初二日午时……生子二，锡祺、锡嘉……[15]
    之錞，原名谟，字汝嘉，号鸿卿，行四。会稽学廪贡生，候选训导。生嘉庆庚午六月四日酉时，同治壬戌八月初十日酉时殉难。恩衅云骑尉，世袭恩骑尉罔替，入祀浙江省城忠义祠。配头陀庵前潘氏，嘉庆庚申恩科举人、山东曹州府知府，赏戴花翎尚楫次女……生子九：麒麟、达、庚铭、咸禧、庆蕃、兆蓝、锡恩、庆祁、元祉……麒麟夭、达殇。[16]
    其次是第十二世花塍（1839—？）、椒生（1843—1917）[17]、玉田（1844—1898）三兄弟，属仁房三派（礼义信）中的义房，是周氏兄弟的三位叔祖：
    庚铭，原名邦彦，字花塍，行十二。会稽学附生，兼袭云骑尉。生道光己亥正月初七日卯时，配观音寺前胡氏广西候补按察司照磨世袭云骑尉起元长女，生道光乙未闰六月廿一日寅时。[18]
    庆蕃，字椒生，号杏林，行十八。会稽学附生，光绪丙子科举人。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亥时，配峡山何氏道光癸卯副贡生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彬长女，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戌时，卒同治壬戌八月十四日未时，继配萧山瞿氏临颖县典史继昌女，生道光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亥时，生子二：凤藻、凤苞。[19]
    兆蓝，字肖云，号玉田，行二十。会稽学附生。生道光甲辰五月十五日丑时，配朱氏女，生道光丁未正月初六日戌时，生子二：凤珂、凤琯。[20]
    花滕、椒生、玉田三人均与鲁迅的启蒙、阅读乃至接受新学思潮关系密切。除了玉田外，花塍担任过鲁迅的“开蒙”先生，周氏兄弟都曾在其门下读书：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末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21]
    如果说玉田启发了鲁迅的杂学兴味，那么花塍则承担了周氏兄弟的启蒙教学，后者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人物。比玉田年长一岁的椒生也被鲁迅写入《琐记》：他协助过鲁迅去南京求学、却反对鲁迅接受新思潮，以顽固守旧的“本家的老辈”[22]的形象被定格在鲁迅文本中。三位叔祖，要么对鲁迅的“开蒙”、阅读有过培育之功，要么对鲁迅新学兴趣进行了扼杀与钳制、对鲁迅接受新思潮起到反向推动作用，均与鲁迅的成长经历关系密切。
    除了义房十二世的三位叔祖之外，周作人在“桑下丛谈”又补充了中房十二世的周锡嘉（1839—1890），他是周以均次子、“曾重修本族的家谱”[23]，周作人幼年曾见过他[24]。周以均的两个儿子周锡祺、周锡嘉的生平简况在《越城周氏支谱》中有记载：
    锡祺，字春农，号兰侯，行二。会稽学附生。生道光丙戌四月十四日未时，卒咸丰甲寅七月初三日亥时……生子三：起凤、鸣凤、铿凤……[25]
    锡嘉，字揆初，号拙君，行十四。捐职翰林院侍诏，议叙同知衔，指分江苏试用县丞。生道光己亥十一月初十日卯时，卒光绪庚寅十月十四时申时……生子三：寅恭、曾泽、超凤……[26]
    第三代是周锡祺的三个儿子起凤、鸣凤、铿凤，分别字念农、慰农、忆农；以及周锡嘉的三个儿子寅恭、曾泽、超凤，分别字笙孙（桂轩）、仲孙、赞孙，他们是周氏兄弟的叔伯辈。周氏兄弟的父亲伯宜公与桂轩[27]、慰农[28]均颇为要好。值得一提的是，伯宜公与慰农都有为大殓之前的死者“穿衣服”的技能：“他们两人有一回曾为本家长辈（大概是慰农的叔伯辈吧)穿衣服，棋逢敌手，格外显得出色，好些年间口碑留在三台门里。”[29]鲁迅不仅继承了伯宜公这一本领，曾为祖母蒋氏大敛之前“穿衣”，并把这一细节写进了小说《孤独者》，成为魏连殳为祖母“穿衣”情节的本事[30]。
    桂轩1893年便已去世[31]。与桂轩同辈、与周氏兄弟的生活与文本相关的家族人物，还有凤岐、凤琯、凤桐。凤岐（鸣山）是致禖的次子[32]，与周氏兄弟先后去往南京学堂求学。凤琯为玉田叔祖的次子，同样被写进鲁迅文本，成为《琐记》中“打旋子的阿祥”[33]。凤桐是致祎的儿子，其轶事被剪裁进入《阿Q正传》，成为阿Q向吴妈求爱的本事[34]。
    第四代，便是周氏兄弟的族兄兰星，本名周寿颐：他是周以均的曾孙、桂轩的儿子。兰星与鲁迅是三味书屋的同窗[35]，与鲁迅关系不错。当兰星的恋爱受到“伪道学的长辈”非议时，鲁迅出于对这些人的“厌恶”反倒对兰星“特别亲切接待”，进行过“无言的声援”[36]。尤其重要的是，《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到的“那时最爱看”的《花镜》，正是兰星“以二百钱代价”[37]卖给周氏兄弟的，时间大约为甲午年间，版本为“木版大本”的“翻刻”本[38]。
    以玉田叔祖为起点，周作人重溯了前后四代家族人物。从义房十一世开始，周以墉和他的几个儿子：玉田、花塍、椒生；以及自中房十一世开始，周以均——周锡嘉——桂轩——兰星，他们或对鲁迅有过杂学启蒙、或提供书籍，好几位人物均与鲁迅学术趣味的培育有着渊源关系，一些人事被写入了鲁迅文本。玉田之父周以墉、族伯父周以均在地方文献传播中的功绩、玉田外祖潘希淦在经史上的深厚造诣等，使得玉田的书斋成为家族内外几代人学术积淀的缩影。周作人铺叙了浓缩在《朝花夕拾》中玉田叙述背后的史料，展现出周氏家族文脉的内在图景。
    二、蠡城周氏：从“章句”到“诸书”
    周氏家族中，考上举人的不乏其人，考中秀才的则更为常见。周以均、周以墉、周锡祺三人均取得过举人或秀才的科名。以“诗书为业”著称的“蠡城周氏”又多选择与当地有功名、有社会地位的人家结为姻亲，家族文脉成为一种世代累积的、渗透在家族血脉与家庭氛围中的遗传基因。周以墉52岁死于太平天国战乱，但留下了七个儿子，子孙绵延保证了家族文脉成为可延伸与复制的文化谱系。
    以周以均为例，他是一位举人，并且是“道光甲午科经魁”[39]，但三次会试都没有考中[40]。虽然未能取得进士科名，他却“以经史有用之学教授乡里，士之敦实践者翕然奉为经师、人师。凡经教授，先后掇科第以去”[41]。在其自订“年谱”中，周以均提到了他在举业传授方面的辉煌成绩：“同治六年丁卯（按：1867）六十四岁”，“与在院肄业诸人讲求实学，自是同志者来游益众。本年甲子丁卯乡试，及门杨燮和、潘良骏、孙琥铭、沈百墉、鲍谦、胡太晟、侄福清同榜中试”[42]。1867年周以均有六名学生加上族侄周福清（周氏兄弟祖父）同榜中举，足以见出周以均学养深厚。他直接助力了一批及门弟子与家族晚辈在举业道路上飞黄腾达。周福清后来考中进士并入翰林院，成为周氏家族中科名最高的人，延续并实现了族叔周以均的科举理想。
    然而，自周氏兄弟的曾祖辈起，已经酝酿着一股由经学向杂学演变的风尚：即在注重举业的同时，也关注实学、注重博览，对于经学以外的各类书籍均有涉猎。这一变化的背后，与清代浙江省科举录取率极低，优秀士子屡试不中的客观情况有关。专心科举的士子在努力攻读中博览群籍，以对各体文章的兼习来达到对八股章句的彻悟与把握，是一种从举业内部发展出来的由专到博的自然过程。周以均长子周锡祺便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例证：
    公少时已崭然见头角，至性过人，敦孝友、嗜学，朝夕手一经。燮三公深爱之。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有声黌序。试于乡，辄元荐，卒奇于遇，不获售。人咸以为惜，而公殊自若也。语其姑婿马株舫曰：不患有司之不明，患吾业之不精。下帏攻，苦学益力，于章句之外一切周秦两汉六朝唐宋诸书靡不蒐习。每一操笔翰，动若飞，纸落如云。[43]
    周锡祺博览历代“诸书”的阅读方向，却又直接引发了对“章句”之外各体文章、各种学术资源的兴趣。这在周氏家族内部并不鲜见：周以墉曾“潜心古学，工诗赋”[44]；周以均的弟弟周以增“喜读书，于经史百家无不毕览，精岐黄，尤究心于形家三合五行之旨”[45]。以举业为目标和出发点的杂览使得杂学本身成为关注的对象。在一演变过程中，以经师自命的周以均本人便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他主持编纂的《越城周氏支谱》与自订年谱中，科名观念与由此树立的家族地位、身份是贯穿始终的关键线索，他在年谱中只字未提自己在地方文献的刊刻、传播中的工作，表明科举才是其主业。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出的超越时人的对“书籍”的别具“理解”，以及在方志、方言、民俗等领域的独到眼光，包括“以黜浮崇识为先”[46]的文章观念等，显现出有别于传统眼界的崭新动向。晚年周以均绝意仕进却又“好学不倦”[47]，读书成为其安身之道，其所读之书早已突破了八股制艺的范围。
    清代浙江科举道路的狭窄与艰难，不仅从举业内部发展出学术方面的博览倾向，并且催生出一种以实践为主导的人生选择，绍兴师爷的出现便是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现象。即便如周福清这样登上科举巅峰的人物，也在留给子孙的《恒训》中要求后代须有恒业，这一强调务实的家训潜在影响了周氏兄弟的人生选择乃至文学面貌。
    周氏家族的杂学倾向，主要体现在其史学观念与实践中。这从周以均参与县志、家谱的编纂可以看出。他参与了清代绍兴最后一部地方志《道光会稽县志稿》的编纂，并为此“购访遗书”[48]，这在章嗣衡所撰《越城周氏宗谱序》中有记载：
    岁戊申（按：1848），郡守王公德宽莅越，耳公名，聘修会稽县志。殚心编纂，历二载而书成。会遭粤寇之警，稿毁于兵火，郡士人至今惜之。[49]
    周以均在方志编纂中的成绩，被认为具备了史家“才、识、学三长”[50]。可惜的是，这部县志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只保留了草稿，即今天的《道光会稽县志稿》。周以均晚年又“手辑家乘”、致力于家谱编纂，《越城周氏支谱》被认为“其义例之详审，考覆之精当，文辞之温雅，为近时谱牒家所未有”[51]。县志与家谱的编纂显示出周以均的史学才华。
    周以均的史学实践背后，又展现出一种家族整体行为。作为《越城周氏支谱》最重要的编者，周以均并非编辑“家乘”的首倡者，其父周其琛（1787—1840）于“道光己亥庚子间”（1839—1840）提出了这一想法。自“同治丁卯”（1867）年开始，周以均与弟弟周以增（1811—1874）“复踵行之，积三年之久，粗成大略”，将父亲的愿望付诸实践。周以均去世后，他的次子周锡嘉“慨念先人未成之志”[52]、“踵成先志，校付手民”[53]，最终将家谱刊行于世。而在周锡嘉“聿总其成”[54]、将周以均的遗稿付诸出版的过程中，周氏家族多位成员承担了“补访世录”、“钞录稿本，编次世表”，“监印谱本、校对遗误” [55]的工作。从周其琛、周以均、周锡嘉到周起凤、鸣凤、铿凤，有四代人参与了家谱编纂，《越城周氏支谱》显现出史学实践在周氏家族内部的展开。学界已经指出“鲁迅家族的家学渊源就以史学为重”[56]，以周以均为代表的史学成绩便是这一家学脉络的具体体现。
    作为周氏家学的史学，并非是狭义的经史之学，而是纳入了各类史学材料的广义史学，周以均的史学实践本身便显现出鲜明的杂学面貌。1943年周作人曾谈及搜集到两种地方家族祭规：萧山汪氏《大宗祠祭规》（汪辉祖订定）与山阴平氏《濲祭值年祭簿》（平步青订定）。作为史学资料的祭规看似“呆板单调”，周作人却看重其民俗学的史料价值，指出“祭祀是民俗之一重要部分”。周作人由此回忆了曾经亲见的周氏家族“七世致公祭祭规”，其订立者正是周以均，其“条理”、宗旨与平步青所订者相似。更特别的是，无论汪辉祖、平步青亲定的祭规，还是“破天荒之书”《越谚》，均未记载过“忌日酒菜单”，但周以均所订祭规中却包含此项。“忌日酒菜单”虽然微细却“大可备考”[57]，它从“祭祀名物”的视角为民俗研究提供了物质文化史资料，表现出周以均从不起眼的材料中看到学术价值的史学眼光。
    周以均对专注于记载方言、地方名物的杂著颇为推崇，他曾因喜读乡贤著作茹三樵《越言释》，将其“缩为巾箱本，重梓单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编”[58]。虽然这一刻本“毁于太平天国之乱”，但后出的“啸园刻本”却由周一斋“巾箱本”翻刻而来并得以流传。周作人曾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搜集了《越言释》的“原刻大本”与“啸园葛氏刻巾箱本” [59]，并将它作为谈论“越人著作”[60]时的开篇之书，可见周作人对这位曾祖辈家族人物的敬意。
    三、周氏家族与浙东学术
    周以均的史学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浙东学派集大成之作——章学诚《文史通义》“大梁版”的保存。周作人通过辨析李慈铭日记与谭献日记的不同说法，钩沉出周以均与周福清找到《文史通义》“木版”，将其“送给浙江官书局，修补印行”[61]这一史实。在周作人的叙述中，《文史通义》是由周以均与祖父周福清送到浙江官书局，得以刊刻并广泛流传的。
    谭献对此却有不同讲述。他指出，“《通义》写本得读于厦门大梁板刻，浙东兵后，献渡渐江，访得于会稽周氏祠堂，亦阙佚矣。出箧中旧本，补刻于杭州书局，印行广州，有《伍氏丛书本》”[62]。在谭献的叙述中，周氏族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于家族祠堂中保存了《文史通义》“大梁版”，但已有“阙佚”；谭献有机会看到这个版本，并“出箧中旧本”进行补充，并将补充后的“大梁版”拿到浙江官书局[63]、促成了《文史通义》的刊行[64]。
    二人说法存在差异。然而，《文史通义》“大梁板”无论是由周以均、周福清还是谭献拿到浙江官书局刊刻的，周以均在太平天国战乱中保存这一版刻的史实可以确定。就连谭献自己也说：“访得《章氏遗书》、《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辗转得之，不虚吾渡江一行”[65]。学界已据此展开论述，提出“《章氏遗书》的大梁本版刻就收藏于周福清的族叔周以均处”，“据出版史专家井上进先生的考察，在《文史通义》的传本中，多是这个浙局补刻本”，这一版本“对《文史通义》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66]。
    周以均对《文史通义》“大梁版”的保存之功，使他不仅在《文史通义》版本史上，成为联结“大梁版”与“浙局补刻本”的重要人物；并且在清代思想史上，成为了联结章学诚与谭献的过渡环节。如谭献所言，他能够读到《章氏遗书》并将其“翻刻补完”，章学诚遗著得以“再行于世”[67]，他与周福清的乡试同年关系是其得以接触到周以均所藏“大梁板”的关键因素。
    周作人注意到了周氏家族与浙东学术的这一交集，据此提出了“鲁迅与浙东学术”的学术史命题。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周作人在已经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的情况下，又写了一组纪念文章，并认为这组文章较之前作更得“要领”[68]。他为鲁迅“思想文章”之“深刻犀利”找寻“来源”时[69]，贯穿了对这一历史渊源的脉络梳理。
    在谈到“鲁迅的文学修养”时，周作人对清后期“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做了一番点评，鲁迅被纳入到这一脉络中：既承接其影响，又成为“这一派的代表”，勾勒了一条鲁迅与清代浙江学术之间继承与叛逆的总体线索。
    周作人对于浙江学术史的大致概括是“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分别被视作代表各自地域（浙西与浙东）的代表。周作人又将时段上推，把清初的毛西河、以及为毛西河特别反对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也纳入浙东学术的源流中。周作人分别为这六人加上注释，可以视作一份极简版的浙江学案：
    袁随园名枚，号子才，杭州人。乾隆时（十八世纪）以诗名。思想比较自由，特别关于两性问题主张开放。
    章实斋名学诚，绍兴人，乾隆时史学家，有学问而思想较旧，反对袁随园的主张，作文批评，多极严刻。著有文史通义等书。
    谭复堂名献，杭州人，善诗文，生于清末，为章炳麟之师。
    李越缦名慈铭，绍兴人，生于清末，长于史学及诗文，喜谩骂人，作文批评亦多严刻。著有诗文集及越缦堂日记。
    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70]
    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称朱文公，南宋时道学家，注解四书，宣传旧礼教，最有力量。[71]
    周作人对这段学术史脉络的梳理，明显受到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的启发。周作人在这条脉络中纳入了朱熹，原因是章学诚提出“浙东之学”出自“婺源”，对这一学派进行了源头追溯[72]。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从六位代表人物对鲁迅的影响角度，揭示其各自特质：如思想的新锐、批评的严刻、攻击的大胆、文风的犀利等等。周作人因此成为最早提出“鲁迅与浙东学术”这一课题并勾画出具体线索的论者[73]。他认为鲁迅与上述人物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面向不一的关联：读过他们的代表作，并且与其间几位有着具体交集。如拜谭献的学生章太炎为师；祖父周福清与李慈铭在京中有交往；癸巳年（1893）之前李慈铭的堂兄弟曾租住周家新台门“大堂前以西两大间”[74]等等。“鲁迅”成为周作人在回溯“浙东学术”历史脉络时的现代视角。
    而在列举完上述大儒之后，周作人特别提出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直接影响[75]，祖父平日言谈中的“谿刻”[76]正是现身说法、让鲁迅直观领会浙学名家议论之“严刻”[77]的日常情境。
    介孚公对周氏兄弟的启蒙教育颇为重视。他在1889年9月5日寄给儿子周伯宜的家书中，附上了两部《诗韵释音》，令其分给“张、魁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周福清认为“吾乡知音韵者颇少，蒙师授读，别字连篇”，这部指定的开蒙教材为周氏兄弟的“小学入门”[78]打下了文字学基础。后来周氏兄弟成为章太炎弟子，至五四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祖父当年对文字学的重视可视作某种源头[79]。
    《诗韵释音》的作者是周福清的“业师”陈昼卿，周作人在“桑下丛谈”中曾忆及“儿时屡闻”祖父称赞自己的老师。陈昼卿重视“故乡文献”，曾“别录《三不朽图目》《诗巢祀位》等文，为《越中观感录》一卷”[80]。民初周作人曾购置并阅读《勤余文牍》等著作[81]，并在“桑下丛谈”中引用了他的《勤余诗存》[82]。由《诗韵释音》为起点，周作人对陈昼卿著述、整理的乡邦文献持续关注，并对“越人文献”刻意搜求，可以看到祖父这一源头所产生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除了对文字学的强调外，周福清在周氏兄弟国文教育中特别提出“奖励读小说”。这种“特别”的“教育法”[83]使周氏兄弟获得了一般世家子弟很难拥有的“偶然的幸运”[84]，直接引向其日后在小说领域内的卓越成就。尽管祖父教育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孙辈在经学上深入用功，从小说入手容易使其产生“看书的兴趣”[85]。但他看到了“专读经书八股”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淤塞不通”，令孙辈自由读书以求通达，却意外展示出经书之外的小说天地。周作人后来在回顾自身“国文的经验”时，反复强调“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86]，便包含着对祖父教育思想与阅读趣味这一影响源头的追溯与确认[87]。
    从1942年的“桑下丛谈”至1951年的“百草园”杂记，周作人挖掘出在章学诚、谭献等开一代学风的硕学鸿儒与鲁迅之间，存在着周以均、周福清等家族人物这一隐蔽而重要的中间环节。后者的学术兴趣与眼界、文风，搭建起鲁迅与浙东学术之间的桥梁，使一时代的学术传统具体作用于下一位集大成者身上，持续发酵并发生质变。
    周作人曾将鲁迅的工作概括成“搜集辑录校勘研究”与“创作”两大部分，前者又被细分作九个方面：如《会稽郡故书杂集》、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嵇康集》《岭表录异》、汉画古刻。以浙东史学的特征来看，鲁迅正是以史学方法对其“杂览”所涉及的种种生僻领域进行学术史建构。这些“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的学术工作的背景，是作为接受中介的家学脉络。由早年对“线装书与画谱”[88]的爱好，到后来对未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金石图像所做的开创性工作，鲁迅继承并发扬了周氏家族中的史学路数，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衍家学而甲第”[89]。
    作为与众不同的写作题旨，1942年“桑下丛谈”的“回忆录”特征已为论者关注[90]。大约十年后，1951年周作人在《亦报》上开设“百草园”专栏，“桑下丛谈”的一些篇章、段落亦被收录其间。如果说“百草园”专栏是周作人借鲁迅文章铺展而来的“回忆文”，有为《朝花夕拾》作笺注的意图；那么“桑下丛谈”则可视作周作人正式写作“回忆文”之前的“回忆文”。周作人由考述典籍而梳理背后参与其事的校刊者，将《阿长与<山海经>》中玉田叔祖所给予鲁迅的“杂学”影响，扩展为以周以均、周福清等为代表的家族文脉的丰富情形。周以均所从事的县志、家谱编纂、刊刻《左腴》、缩印《越言释》“巾箱本”等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尤其是在章学诚《文史通义》“大梁板”的保存与刊刻中所做的贡献，使其成为周氏家族“杂学”脉络的代表人物。“史学”与“杂览”并重的读书趣味，使浙东学术的重要特征在家族文化内部积累，成为子弟教育的潜在背景乃至开蒙方向，对周氏兄弟的杂学面貌产生了方向上的指引。“桑下丛谈”所聚焦的家族文脉与地方学术这一视角，呈现了《朝花夕拾》未展开的鲁迅学术资源这一命题，为具体展示鲁迅与浙东学术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注释：
    [1]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2]同上，第256页，注释[5]。
    [3]邢程：《现实照进旧事：<朝花夕拾>中的“流言”与“自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4]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thick desperation”多被译作“深描”，笔者采取的是张广达译法“厚叙述”。
    [5]周作人：《地方与文艺》，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6]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7]潘希淦：《左腴》（卷上），艺兰书屋清道光28年（1848年）刻本，卷末。
    [8]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校刊：《道光会稽县志稿》，卷十七“人物志·儒林”，第36页。
    [9]潘尚楫：《筠轩公像赞》，周以均纂 周锡嘉续纂：《越城周氏支谱》，宁寿堂清光绪3年（1877）木活字本（数集），1a—1b，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0]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11]同上。
    [12]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谱>题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56页。
    [13]《越城周氏支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4]《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a—27a。
    [15]同上，页13b—14a。
    [16]同上，页11b—12b。
    [17]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56页，注释[37]指出周庆蕃的出生年份为1845年，有误。《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中庆蕃“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即1843年，其为玉田叔祖的兄长，《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9b。
    [18]同上，19a。
    [19]同上，19b。
    [20]同上，20a。
    [21]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22]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6页、第311页注释[37]。
    [2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24]周作人：《<越言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页。
    [25]《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21b。
    [26]同上，22a—22b。
    [27]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83页。
    [28]同上，第102页。
    [29]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64页。
    [30]同上，第62页。
    [31]《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27a。
    [32]同上，24b。
    [33]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2页。
    [34]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83页。
    [35]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53页。
    [36]同上，第104页。
    [37]同上，第103页。
    [38]同上，第70页。
    [39]《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录》，《越城周氏支谱》（御集），13b。
    [40]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1b。
    [41]同上，1b。
    [42]澹香老人手订：《一斋公年谱》《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2b。
    [43]潘遹：《春农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4]程仪洛：《鸿卿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5]马传煦：《方川公传》，《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a。
    [46]澹香老人手订：《一斋公年谱》，《越城周氏支谱》（数集），15a。
    [47]同上，15b。
    [48]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06页。
    [49]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0]同上，1a。
    [51]同上，2b。
    [52]周国柱、周庆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1b。
    [53]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谱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4]周国柱、周庆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谱》（礼集），2a。
    [55]同上，1b—2a。
    [56]陈方竞：《鲁迅与浙东经史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57]周作人：《两种祭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04页。
    [58]周作人：《花镜》，《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261页。
    [59]周作人：《<越言释>》，《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49页。
    [60]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730页。
    [61]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103页。
    [62]谭献：《章先生家传》，《谭献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8页。
    [63]孙次舟：《章实斋著述流传谱》，《说文月刊》1940年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第101页。
    [64]谭献在日记中也有相似说法：“《章氏遗书》板至，残佚五十四叶。取予藏本，上木翻刻补完。此书终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粤雅堂丛书》有之）”，谭献著 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65]谭献：《复堂日记》，第57页。
    [66]王标：《谭献与章学诚》，《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67]谭献：《复堂日记》，第58页。
    [68]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页。
    [69]同上，第58页。
    [70]同上。
    [71]同上，第59页。
    [72]章学诚著 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1页。
    [73]陈方竞：《对鲁迅与章学诚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74]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35页。
    [75]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9页。
    [76]同上。
    [77]同上，第58页，注释2，4。
    [78]转引自姚锡佩：《<诗韵释音>和鲁迅的家学——兼考周介孚的两次训示》，《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
    [79]直至1915年周作人仍在重读《诗韵释音》（周作人1915年4月11日日记，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在作为五四准备期的民初乡居时代，祖父当年指定的开蒙读物，仍然是周作人的语文资源。
    [80]周作人：《<三不朽图赞>》，《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01页。
    [81]周作人1913年11月27日、1914年1月28日、1915年4月6日、7月27日日记，《周作人日记》（上册），第474、486、551、571页。
    [82]周作人：《踏桨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65页。
    [83]周作人：《儿童的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76页。
    [84]同上。
    [85]周作人：《<西游记>》，《全集》第10卷，第826页。
    [86]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70页。又如《小说与读书》、《小说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91、488页）。
    [87]周作人：《<镜花缘>》，《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1页。至1960年代写作《知堂回想录》时，周作人仍然提及祖父所给予的小说教育，《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109页。
    [88]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二十九期。
    [89]潘尚楫：《筠轩公像赞》，《越城周氏支谱》（数集），3a。
    [90]止庵：《关于<书房一角>》，周作人：《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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