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文学评论家”作为身份标志了，但我还是觉得，用这个身份来称呼程德培是最合适不过的。我曾经在描述上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评论发展历史时概述过这样的意思：在80年代以前，从事文艺评论者多半是文艺界的官员，也包括各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刊物部门主编、重要记者等，即使没有这类权力的人，也是在有意传递某种话语权，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贯彻文艺路线、政策、国家意志，以及辨别文艺作品是否达到了政治任务所规定的要求，所谓“赞香花、批毒草”就是这类批评的功能。而80年代以来，逐渐地，文学批评的主力在转移，大约到了90年代后，文艺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高校和媒体，与话语权力中心渐行渐远。媒体批评的构成比较复杂，在资本、利润、票房、流量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类因素角力下，热点刷屏起哄是有的，骂骂咧咧博人眼球也是有的，但批评的真正独立性却很难建构起来；于是学院批评就形成了一家独大局面。现在的文学研究很难离开学院体制，文学批评家也都是以教授、学者的身份相称，文学批评在不知不觉中被学术研究所取代。——关于学院批评体制得失的问题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我要强调的还是程德培的“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我们这群80年代一起成长起来的“出窠”弟兄的圈子里，唯有程德培既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当过高校的学者教授，仅仅在90年代初编过几期《文学角》，很快连评论家身份也丢了。接着是下海，当过商人、开过书店……不知道他发了财没有，知道的就是他夜夜笙歌、唯有杜康的传说。但是我觉得他在那段时期并不开心，直到他2004年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连续发表《读后ACD》，虽然手笔还是有点生疏，但他的名字又回归到文学批评的行列，他是高兴的。接着是张新颖与他的对话《当代文学的问题在哪里》，发表在《上海文学》2006年的第5期上，这大概可以算作程德培复出评论界的公开标志。从这时开始，程德培的文学评论很快恢复了年轻时期的速度和力度，不但产量可观，也受到了作家们的普遍赞扬。晚年程德培恢复了文学评论家的自尊和勤奋，他十分看重评论家的身份，也许是失而复得吧，他内心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记得他那年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偶遇，他认真地责备我：你为啥不来祝贺我？我感到意外，这可不是以前程德培的风格啊，大概他也看出我的疑惑，又解释说：你可能不在乎这些，可是我在乎啊，我一共才获得这么一个奖。其幽幽的口气，传递出复杂的沧桑感。我明白他的心意，他看重的也许并不是某个奖项，而是他的劳动成果不仅得到同行肯定，也受到了国内文学领域最高层面的认同。他是真正的热爱文学，热爱文学评论。
    我与程德培相识很早。大约在1978年五六月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的第一个学期，意外地收到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会议通知，内容是上海作协恢复各个组织的活动，作家协会以前除了有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等以外，还有一个群众文艺的小组，我被归入这个组参加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作家协会的活动，也是第一次走进这幢曾经被批判为“彼得堡”的小洋楼。会议主持者是《上海文学》的理论编辑、评论家周介人。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卢湾区图书馆书评组的成员，由图书馆推荐来参会的。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程德培，他是由虹口区图书馆推荐的，应该也属于一个书评小组之类的成员。在会上我还第一次见到忻才良、毛炳甫等许多人，他们都非常活跃，积极发言。德培也发了言，就让我记住了他的身份，还有，就是留下了这个人读书读得挺多的印象。这个群众文艺组后来是否还继续举办过活动，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与程德培接下来的交往记忆都是在《上海文学》编辑部组织的文学评论活动中。这个小组的活动是以李子云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来自复旦、华师大和上师大等几个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老中青都有，但渐渐地就以青年人为主了。其中最靓眼的，是吴亮与程德培两个。他们没有读过大学，是工厂里的一线工人，自学成才，通过商调到上海作家协会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现在听来好像不可思议，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国家百废待兴，衡量人才标准，没有那么多的学历、文凭和头衔等所谓“帽子”要求，更没有什么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申请国家项目之类的内卷标准，当时看重的就是真才实学。衡量作家、评论家是否优秀的标准，就是看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才华，以作品的质量取人。吴亮和程德培都是勤奋的人，读书多，文章写得漂亮，吴亮的阅读偏重于西方哲学、思想类的书籍；程德培更多的是阅读大量当代文学作品。他自觉地为每一个他阅读过的当代作家建立资料档案，为他们的作品编索引。程德培还喜欢与作家通信，讨论创作问题，他的文学评论针对性强，常常能把作家在某个时期的创作倾向分析得很透彻，这与他和作家之间频繁交流是分不开的。从程德培学习文学评论的方法来看，是一条很扎实、科学的路径，直接从文本出发进行解读，反而避免了学院里常见的一些条条框框、僵化理论的束缚，反而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探索。
    程德培一生所从事的文学评论工作，可以分作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是从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到职业的文学评论家，这是程德培的学习劲头十足、创作个性勃发的年代。他之前在农场里务过农、在工厂里做过工，居住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环境中——我去过他当时在虹口东嘉兴路的家，还一起坐在没有窗户的阁楼上聊过文学——大约是生活环境的逼仄，唯有在文学的想象天地里才感受到精神翱翔的欢乐。程德培在一本小册子里自我解嘲说，由于终日没有阳光的阁楼，滋生了难以摆脱的“忧郁感”，有人却把这种忧郁感“‘吹捧’为出色的艺术感觉”。这虽然是自我嘲讽，却证明了由生活环境造成的忧郁感才是他性格中的底色，而疗治忧郁感的一贴良药，是文学带给他的精神欢悦，他首先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和感恩者，然后才开始走向文学评论的生涯。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区别现在有些虽然混了文学博士学位，内心里却对文学、对作家满腔仇恨似的酷评家，当然这不说明程德培对文学、对作家没有自己的标准，而他更多的是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作家和作品来进行评论和研究。因为在阅读中有了感兴趣的作品，才使他进一步与作家有了通信和讨论的机缘，才建立起互相间的信任与了解。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专业读者的身份之上，从没有想过文学评论家要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
    我看到媒体对程德培的宣传中，经常会强调他评论某个作家的作品，就要读完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然后感叹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写评论。其实这样的宣传是有点外行的。程德培所说的，是他要写某个作家的小说论，必须看完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这是一个研究者基本的研究方法，在高校的文科学生要写研究论文，都必须读完所研究对象的全部材料，也包括作家的全部作品。程德培写关于作家的小说论，是研究作家的总体创作，并不是单篇作品的评论。上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新潮刚开始澎湃，许多新潮作家也刚开始发表作品，程德培的特点在于：他不是孤立地评论某部作品，而是掌握作家近阶段的总体创作情况而后概括出某种创作倾向，如写王安忆早期创作中雯雯系列的“情绪天地”，写李杭育葛川江系列的“最后一个”现象，写莫言被记忆缠绕的“童年视角”，写残雪小说中的“现代性噩梦”等诸如此类的创作倾向性问题，而对这类倾向性的发现，不是像现在的学院批评那样，学了西方某种流行理论或者概念，就用来概括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程德培是从大量阅读作家作品文本而获得的某种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敏锐、而且准确，能够说明某作家在近期创作中的倾向和艺术特色。我们称赞程德培的艺术感觉好，主要就是说他能够从阅读中及时地发现作家在小说文本里或隐或显的艺术奥秘和倾向性特征。作家引为知音的，大约也是这一点。身为文学评论家的程德培，从一开始就自觉地站在研究作家的立场上写作家论或者创作论，他所说的如何阅读作家全部创作，是为了强调他的研究的严谨态度，这也是一个优秀研究者的工作前提。程德培的文学评论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而不是印象式的随意批评；但更需要强调的是，他早期的文学评论不是学院式的理论炫技，而是坚持从文本出发，做文本分析，进而来寻找作家创作的艺术特点。
    程德培的文学评论虽然有着鲜明特色和异于常人之处，但是就他主观上的自我认知而言，他还是不满足的，他也曾不断地力图摆脱自我局限，朝着理论形态的评论方式去发展。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理论盛行的年代，也是一个新概念新术语狂轰滥炸的年代，一个从基层提升到文学核心圈内(作家协会)的文学评论家，他不受时代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就使他自觉地开始了对小说形式的探讨，他以当代文学创作的实绩为资源，从小说形式的创新性探讨，进而展开对小说本体的艺术探索。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一套以青年评论家为主要作者的“牛犊丛书”，吴亮出版了他的对话系列《一个艺术家与友人的谈话》，我出版了文学史研究系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程德培则推出一本《小说本体思考录》。小说形式创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理论话题。高行健写了一本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作家们的激动，李陀、冯骥才、刘心武等人互相通信，高度赞扬，成了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四只“风筝”而轰动一时。很难说程德培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与“风筝”没有关系，但是他巧妙地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话题，直接抓住1985年当代小说创作的新潮现象进行小说叙事的分析，从小说叙事进入小说艺术本体。高行健的资源直接来自西方现代派小说，程德培则强调当下的文艺创作实践，两者的距离就拉开了。但那时程德培的理论操练还是不够，他的论述范围基本还停留在当代小说研究的领域。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明白的，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当代小说艺术论》，篇幅多了一倍以上，继续完善自己的小说理论研究。可以说，从作家作品论到小说叙事的宏观探讨，程德培前期写作道路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程德培的前期写作。这些天我断断续续地写这篇文章，干扰的杂事太多，写作进度很慢，每次坐到电脑前不过写下千把字，不得不停顿下来。写作的延宕背后也有着情感的需要，既是对程德培的记忆，也伴随着自己曾经的青春记忆。我们都是从那个荒芜时代走过来，整整十年的时间被浪费了，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的青春时代，是从三十岁左右才开始。那个时候，文学新潮涌动，我们也心潮涌动，都相信眼前展开了灿烂的美好前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都是一场一场学术会议的场面，我们在台上意气奋发，台下彻夜长谈，我们一起喝茶聊天，一起看足球比赛，那个时候的程德培喜欢大呼小叫，活力四射。谁也不曾去想，未来将会是另外一种图景。1993年他离开了文学评论领域，但是并没有忘记他关注的文坛和喜爱的文学，也没有忘记朋友间的情谊。我在新世纪初那几年兼任了某刊物主编的工作，惹得一些人不高兴。就在最困难的那些时候，程德培在我并不知情的状况下请人吃饭，在饭桌上特意为我辩护，制止一些人对我的攻击。而且他依然情谊满满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刊物上连载文章，点评刊物上的作品。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对于老友后来的复出文坛，我是由衷感到高兴。程德培称得上宝刀不老，在他人生第二阶段的文学写作中，他的评论气象恢弘，视野开阔，似乎是为了弥补他早年理论性不强的偏向，有意强化了对西方文艺理论的阐述和引用。我读程德培的晚年文章，经常是鸿篇大论，天女散花，从古希腊思想到现代西方理论，都成为他信手拈来的论述内容。而且让我更佩服的是，他的眼光与时俱进，他所评论、研究的作家，不断出现年轻一代的作家。在一本被称作“‘70’话‘70’”的评论集里，他一口气写了七位当代最活跃的“70后”作家的创作论。这些被评论的作家都正当年，生命处于最旺盛的阶段，创作也呈井喷之象，亟需有学者给以理论的评价和提升；再者，新世纪的前二十年，从文学史演变的角度来说，正是一个代际转换的关键时刻。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的创作已经达到辉煌顶峰，而新一代攀登者携带了新的时代气息和审美理想正在领略无限风光。在这样一个时机，无论天时人和，都需要有卓识的理论工作者及时地参与进来，给以切合实际的关注与总结，与作家们一起来推动当代文学的转换和发展。而程德培正是在这样的时间里重新焕发出文学评论的力量。
    202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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