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左一）、沈钧儒（左二）、郭沫若（右一）、罗淑章（右三）、李德全（右四）等民主人士离开沈阳前在火车站合影。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在新政协会议酝酿和筹备过程中，郭沫若做了大量工作“为新政协催生”。
    “为建新中华”而积极奔走呼号
    1947年11月，党组织安排郭沫若来到香港，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此时，香港聚集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郭沫若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政治责任，对于党的号召和指示，总是坚决贯彻执行。他不辞劳苦地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撰写文章、发表谈话，“为建新中华”而积极奔走呼号，作舆论准备。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郭沫若于5月5日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12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认为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时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呼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5月8日，郭沫若应《华商报》编辑部之邀，出席“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会上，郭沫若首先发言，他详细阐述了“五一口号”的重大意义和新政协的性质及召开的原则，第一次提出了中共中央在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
    他说：“中共中央五一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意义。”“正切合目前人民的需要。”“对于什么人来召开的问题，我坦白表示我们应请中共召开，实际上中共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坦白承认中共的领导权，坦坦白白承认毛泽东先生为中国人民领袖，承认新民主主义为今后中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今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是坦白地促进全面的胜利。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人家害怕中共，我们就向他说明中共可亲而不怕。人家说中共要坚强领导，未免太骄傲，我们就说中共事实上在替我们打冲锋。”表示“自己就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
    他还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无党派人士，在讨论中共“五一口号”时，不要把第五条口号孤立起来，而是要整体去考察，此外，还必须把毛泽东先生的文告、双十节宣言、土地法大纲、工商业政策等一齐研讨。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期的酝酿研讨，才能得到一个共同的意见，到那时，新政协会召开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5月20日，郭沫若发表了长达一万余字的《为新政协催生》，在文中，他对新旧政协的性质、组成成分和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说明了它们本质上的不同，他指出“新政协的本质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它的指导原则”“是面向着要以人民为主的真正民主”。新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宣战的”“是革命性的产物”。新政协的任务是“重新建设新政府”、拟定和平建国《共同纲领》《宪法》草案、《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等。并号召大家努力支援前线，扩大宣传，“以大无畏的精神响应中共的主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郭沫若还通过多种形式，热情呼唤新中国的诞生。在1948年端午节，郭沫若联络在港诗人领衔联名发表了《我们的话》，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他憧憬着明年端午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1948年11月初，郭沫若应邀到香港南方学院演讲，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到后来，完全是在朗诵诗篇：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根据中共安排，郭沫若作为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化名“丁汝常”，于1948年11月23日夜离港北上，他“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与他同行的还有马叙伦、翦伯赞等30余人。这次北上是一次秘密行动。为了北上人士的安全，郭沫若放了一个烟幕弹，他从8月25日起，在《华商报》副刊连载《抗日战争回忆录》，每天一篇，本来是随写随发，得到北上的确切时间后，他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给人以自己没离开香港的假象。《抗日战争回忆录》于12月5日连载完毕，此时他们已进入东北解放区。
    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35人从沈阳乘火车赴北平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特别是作为教、科、文诸界别的无党派人士的领军人物，开始正式介入到新中国的策划和筹建中，他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会议、访谈、聚会，将此身“慷慨付人民”。
    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盛赞新政协，强调“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照耀之下，我们将要永远走着上坡路，而永远不会下降了”。他是筹备会无党派小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组会上，“折冲于各位代表之间，灵活地而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日后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5小组负责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长是郭沫若、副组长是陈劭先；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郭沫若是第6小组16名成员之一。
    当年7月，筹备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曲。启事中提出应注意中国特征的要求，就是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现存的许多应征稿件上，都有郭沫若写的具体意见。他还身体力行，设计了一面国旗，写了《新华颂》作为国歌应征稿；在《义勇军进行曲》初步确定为国歌后，又被大家推举改词。在征集、筛选、设计和确定新中国标志的过程中，郭沫若全力以赴，费尽了心力。对后来国徽图案的设计，郭沫若就图案上方谷穗相接的缺口如何处理提出应表现“金瓯无缺”的设计思想。设计者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将缺口设计为宝瓶口，下衬以完整的金环。现存的国徽图案稿上有一行小字：“郭老已看，说‘金环可喻金瓯无缺’。”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之际，郭沫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我们一定要诚恳地接受中共坚强的领导，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勇敢地向前进”。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第4天，郭沫若作为领衔提案人，和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44人联名向大会秘书处提交了提案《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件提案代表4亿多中国人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无权代表中国人民。这件提案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在第5天的全体会议上，郭沫若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作了发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说：“我们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我们绝不是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引诱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我们是民主的集体主义者，我们也绝不是自以为站在中间路线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但我们确实是相当自由的，而且自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要自由自在地跟着毛主席向一边倒。我们在国内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切号召，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9月29日，郭沫若前往颐年堂毛泽东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8人一起，讨论修改毛泽东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
    10月1日，郭沫若与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了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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