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亦作雨生），陕西泾阳人。文学家、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曾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教授，并参加创办江津白屋文学院。他首倡比较文学，著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关于吴宓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总结的：“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于勤奋
    吴宓指出：“有史以来，人类之一切活动，生生养息，百工巧匠，老农老圃，明君贤相，一言以蔽之，下至贩夫走卒，上至大圣大贤。凡能有所成就，莫不出于勤奋。”吴宓自小天资聪颖，但依然刻苦攻读。每餐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宓在12岁时就已考入融传统与新知为一体的宏道学堂。在这样一个名流辈出的学府里，他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基础。后来，吴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从此结下了与清华30余年的不解之缘。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文学院，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在留学期间，他刻苦钻研新人文主义学说，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并用分析欧美文学的方法比较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逐渐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学识方法，为其日后开创比较文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在哈佛大学时，学识广博的吴宓与汤用彤、陈寅恪并称为当时的“哈佛三杰”。这一时期，他不仅读书用功，而且著述颇丰，撰有《论新文化运动》《英文诗话》《中国之旧与新》《红楼梦新谈》等文章，精编《精选古今英文书目摘要》《案情摘要》等著作。
    勤奋实乃读书治学之根基，诚如吴宓自言：“自束发受书、成绩未尝落后于侪辈，执教以来，各方谓我，学问尚有根底，窃自衡量，尺寸之进，莫不源于勤奋。”
    治学当严谨认真
    吴宓认为，治学严谨是获得真才实学之必要前提，而治学严谨的根本则在于做人谨严和生活谨严。如果一个人为人上放荡不羁、流连于坊曲之间，生活中自由散漫、起居无常，其治学也必然虚空浮躁、坐立不安。具体而言，治学严谨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择善固执，绝不朝三暮四，时做时辍；二是循序渐进，谨恪认真，绝不踏空夹生，弄虚取巧；三是谨心向学；四是严苛律己，虚怀若谷。因此，一旦想要研究某种学问，在事前就必须进行认真严肃的思考：自身是否有相关的研究基础，是否有保证开展此项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一经作出决定，就要竭尽全力确保完成，不能推拉拖延、马虎了事。
    吴宓在西南联大任教之时，尽管办学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他依然认真负责，严谨细致，从不马虎从事。钱穆当时曾与吴宓同居一室，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道，“室中一长桌，入夜……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愈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在上课时，他板书字体总是标准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讲课内容也丰富充实，条理清晰，无一句废话。1963年，吴宓在给学生周锡光日记本题赠的留言中，勉励其要始终保持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无论何书，皆必须一直连续到最后一页、一行，一书未读完，不换第二书；读书有一字之音义不明，必须立刻查出；查出之后，有某句的意思仍不全了解，必须请老师或朋友指教，直到满意为止。”
    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贯通之
    吴宓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精通多国语言文字，有系统的西学素养。1922年，在南京任教期间，他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主编。杂志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他认为，“西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璨，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如“未加深究，不知审慎选择”，则犹如“西晋清谈，南唐词曲，终不免导致亡国之祸”。他主张对于西洋文化，既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盘接受，要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精当选择，才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
    关于如何构建中国新文化，吴宓认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我们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一方面，要研究中华古今之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对西洋古今文化亦要“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只有在对中西古今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使之融会贯通、交相辉映。
    1928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成立，吴宓负责确立办系方针、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他在参考国外比较文学系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博雅”之士培养方案，并以此培养方案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课程总则”，明确指出外文系课程之目的在于“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会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课题之编制有两种原则，其一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其二是“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这些基本原则充分体现出中西文化的会通、新旧文化的熔铸，而非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所谓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吴宓试图将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宏阔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有效路径。
    吴宓终生读书、写书、教书，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治学经验，对于我们当下治学依然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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